福州台江民俗文化纵横谈 by 徐心希

社会风俗文化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一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还有其相对独立的外观、自身发展的规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够发挥其独特的功能与作用。概而言之，我们认为社会风俗以它独特的方式来反映社会存在，并作用于社会存在。福建传统民俗文化主要包括二个方面，一是风俗习惯，一是社会风气。所谓民俗习惯，主要指人们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长期形成的共同习惯，如衣着、饮食、居住、生产、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方面的风尚、信仰和禁忌。社会风气，则指一定时期内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思想言行方面带普遍性的倾向。风俗文化带有相当的稳定性，可以在一定阶段上脱离社会经济的发展按自身的规律遗传。福州台江地区传统民俗文化长期以来在扶正祛邪，褒扬民族精神方面具有一定的道德教化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迷信、落后的负面效应。

一.台江民间岁时习俗

1.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日，古称履端、元旦，今谓春节，福州人叫“做年”，是一年中最隆重、节日气氛最浓的民间节日。黎明时分，各家敞开大门，焚香鸣炮，喜迎新年。这个节俗传统禁忌甚多，说第一句话，做第一件事，都讲究好彩头，希冀一年之平安。新年伊始，逢人第一句都要说“恭喜”、“发财”、“平安”等吉利话，对方也报以相应的好话。当日不扫地、不打水、不挑担、不劈柴、不洗衣、不洗澡、不理发、不说不吉利的话。全家起床后，便穿新衣服，或穿质地最好的衣着。早餐，有的吃太平面(线面、鸡肉、鸭蛋,取福州话谐音,如”鸡”音似”系,羁”,”鸭蛋”似”压乱”)，以祝太平、长寿；有的吃年糕(红糖粿)，以祝年年高升；有的老人吃素，祈求合家子孙一年平安。初一，小辈要向长辈拜年，长辈则给以压岁钱或糖果、桔子。初一不出远门，初二、初三人们可以访亲拜友，互贺新年。正如清人吴继筠在《福州岁时竹枝词》中说的：“簇新衣服趋人前，礼数谦谦喜连连；路上相逢共作揖，发财恭喜贺新年。”这便是古时福州台江新年的景观。有出嫁女儿的人家，要办春酒，邀女儿、女婿及外孙回娘家饮宴团聚。水上船家(疍民)的妇女，头戴红花，蓝衫青裤，布底青鞋，结伴登岸，挨家串门，用福州话唱诗贺年：“姑嫂双双贺新年，红红伞灯挂厅前；好夈(斎)好粿送奴去，金字牌板企(站立之意)门前。”“旧年过了又新年，生意兴隆赚大钱；恭喜发财平安过，送奴夈(斎)粿过门前。”这叫“讨夈(斎)诗”，又是贺年词，贺年讨夈(斎)以示吉祥。春节期间，福州台江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火树银花，欢声笑语，到处呈现一派节日气氛。初四清晨，家家户户，焚香“接神”，迎接灶君回銮视事。闽俗诸节最重要做年，节庆时间从正月初一开始，到初三止，有的延续到初九玉皇诞，甚至延续到元宵节。福州台江历史上是著名的商埠，旧时春节人与人相遇第一句贺年词便是“恭喜发财”，答语则是“齐发”。

2.元宵  正月十五是上元灯节，也称元宵。上元节相对于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十五下元节而言。元宵节灯会在福州台江已有1270多年历史，相传是沿道教陈规，正月十五为道教天官大帝圣诞，民间以灯会庆贺。年画“天官赐福图”也是对天官大帝的信仰。另一种说法是正月十五为满月，“一年明月打头圆”，合家团圆，普天同庆。宋代福州元宵灯节沿旧例放假3天，城内主要官府衙门和各大佛寺均张灯节结彩。东西衙外的同衢大道（今东街口至鼓楼前），比屋联檐挂大灯，谯门（今鼓楼前）驾设一座巍峨的“彩山”上有棚台，集优伶（演员）在台上演唱。清代福州自十一上灯至拗九节，时间长达20天，为全国所少有。城内南后街、台江南台中亭街(今步行街)的灯市十分热闹。已婚的青年妇女，娘家按例要为其送灯，谓之“添丁”。市郊农村的龙灯、打狮在灯节中都要入城献艺，南门兜、东街口、鼓楼前成为舞狮的表演场地。福州元宵花灯，始于汉代，至宋代被列为京都灯节的上品。《武林旧事》记述入京的福州花灯采“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澈心目。”福州的桔灯、菜头灯、莲花灯等，形态别致，色泽鲜艳，独具福州乡土生活气息，引人注目。据王应山《闽大记》载：福州“沿门悬灯，通宵游赏，谓之灯市。”这一习俗，也始自宋代。其时家家户户，张灯悬门，十里灯街，红光辉映。州县官吏，每逢元宵，倡导大闹花灯，“官民同乐”。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刘瑾当福州太守，为了观赏花灯，下令挨家挨户捐灯十盏。郎官巷诗人陈烈，愤然在鼓楼挂上一盏诗灯：“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从此，官府不再强令百姓捐灯。历代灯会时间也有变化：唐宋多为正月十四至十八日；元代朝廷不提倡大规模灯会；明代为十三至二十二日；清代为十三至十七日。民国后则无定规。福州元宵不仅灯市辉煌，还有摆设鳌山，供人玩赏的。“春灯绝胜百花芳，元夕纷华盛福唐；银烛烧空排丽景，鳌山耸处现祥光。”此诗描绘昔日闽都灯市和鳌山的盛景。元宵城门开禁，鳌山向外，郊外人家入城观赏，人山人海，热闹非常。从春节至元宵前夕，福州民间一向有送灯习俗。对出嫁之女，娘家例必送灯，“灯”与“丁”谐音，取添丁之意。第一年送“观音送子”灯，第二年如未生育，则送“天赐麟儿”灯、“孩子坐盆”灯，第三、四年如再未生养，便送“桔”灯，寓为“焦急”之意。生育后可送“状元骑马”灯、“天赐麒麟”灯等，直送到外甥16周岁为止。民间有首童谣：“正月元宵灯，外婆爱外甥(外孙)，送来红红桔子灯，吉利又添丁。”反映了外婆爱外孙的舔犊之情。杨庆琛《榕城之夕.竹枝词》云：“天赐麟儿绘彩缯，新娘房子霞光增，宵深欲把金钗卸，又报娘家来送灯。”此诗描绘当时送灯的盛况。元宵闹花灯自初七开始，昔日福州南后街与南台台江汛专售纸制各种花灯。挑的有八角灯、球灯、西瓜灯；扛的有关刀灯、龙抢珠灯，后来还有飞机灯、战舰灯等；地上走的有猴骑绵羊灯、牧童骑牛灯、状元骑马灯；堂上挂的有宫灯、走马灯等。当时有首诗云：“华灯成市将元夕，色色精工费剪裁，几种寄供新岁玩，清光四壁照衔杯。”描出了福州灯市的盛况。元宵之夜，有的乡镇街道游灯上街时，结合迎神赛会。迎神队伍中，多随有舞龙灯、高跷、舞狮、地下坪、陆地行舟等民间文艺活动。有的居家百姓见迎神过境，便举灯放炮，祈求合家平安。如今，送灯的习俗仍在一些老年人中流行。

3.拗九  农历正月二十九，是福州特有的“拗九节”。用糯米和红糖，再加上花生、桂圆、红枣、荸荠、红豆、胡桃、芝麻等配料煮成“拗九粥”举家当早餐。已嫁的女儿要送“拗九粥”回娘家孝敬父母，祝愿平安过“九”关。这个风俗的起源来自“目连救母”传说，目连的母亲凶悍，得罪乡邻，死后被关在地狱挨饿。目连给母亲送饭，也被小鬼偷吃了，唯有一天送了一碗颜色拗黑的稀饭，杂以荸荠、花生、红枣、桂圆、红糖等原料与糯米混合，煮成甜粥，盛上碗后，再洒一把黑芝麻送去给母亲，看守狱卒见这稀饭黑乎乎的，问道：“这是什么?”目连随口答道：“这是拗垢粥。”(福州话“九”与“垢”谐音)看守信以为真，认为这粥很脏，不敢吃。因此，“拗九粥”才得以送到目连母亲的手中。这天正好是正月廿九，目连的母亲这年也正好二十九岁，闽俗中，正月分“三九”，正月初九称为“上九”，十九称为“中九”，廿九称为“后九”，所以这粥便叫“后九粥”。小鬼怕脏不吃，目莲之母才能得以进食。这天正是正月二十九，这粥就叫“拗九粥”。因而“拗九节”又称“后九节”、“孝顺节”。这天清早，家家户户都用糯米、红糖，再加上花生、红枣、荸荠、芝麻、桂圆等原料，煮成甜粥，称为“拗九粥”，用来祭祖或馈赠亲友。已出嫁的女儿，也必定要送一碗“拗九粥”，有的还要加上太平面、蛋、猪蹄等，送回娘家，孝敬父母。此外，凡是岁数逢九的人，如九岁、十九岁、二十九岁……(称“明九”)，或是九的倍数，如十八岁、二十七岁、三十六岁……(称“暗九”)，也要像过生日一样，吃一碗“太平面”，以求平安、健康。

4.清明  祭祖扫墓是全国比较普遍的民俗，而用菠菠粿、光饼来祭祀祖先并互赠亲友，则是福州特有的风俗。菠菠果又名清明果，是用田埂上长的菠菠草的液汁渗入米粉桨，揉成果皮，用它来包裹枣泥或豆沙、萝卜丝、八果等制成。旧时，小康以上的家庭均备有雕刻精致的印模，印制菠菠粿，上面还刻有氏族堂号。清明，是福州民间的一个重要节日。每年春分过后15天，便是清明节。清明节日或前后，家家户户去郊外踏青，上山祭祖扫墓。扫墓又叫压纸，即为坟地锄草，在坟头压上钱纸，以示此墓有后人祭扫。如带供品亦极简单，光饼、豆腐、面点和菠菠粿，也叫清明粿，是福州特有的清明节供品，是用菠菠菜(生长于南方田埂的一种野菜，可食，味甘，性凉，捣烂压成汁呈青绿色)压榨成汁，渗入米浆内揉成粿皮，以枣泥、豆沙、萝卜丝等为馅捏制而成的。清明节前后，福州饮食店均有制售。富豪之家多有自行制造，但他们不用手工造型，而用木制的印模，内刻有氏族堂号，印制出的菠菠粿格外美观，并作为馈赠礼品分给亲朋好友。扫墓归来，要折一松枝或柳条，插在家门口，表明本户已为祖先祭墓了。

5.端午  福州人称端午为五日节或五月节，家宴必在中午，称“端午”。餐席上必吃花生粽、雄黄酒、荷叶包、米粉肉，小孩要穿新衣、穿红肚兜、洗菖蒲汤。端午节从初一开始，家家大扫除，悬蒲插艾于门前，用以驱邪消毒。端午节吃粽子、荷包，饮雄黄酒，燃雄黄炮。孩子穿新衣、挂香袋、缚红肚兜，口鼻涂雄黄，据说能免生疮疹，驱逐蛇蝎。用过节餐后，各家携小孩到福州西湖、南台万寿桥、闽江两岸观看龙舟竞渡。舟有的彩绘为鱼，有的彩绘为虾，都是水族标志。初一至初五均有划龙舟，惟初五午后开展竞赛，争夺锦标，观者如潮。福州的龙舟竞渡来源于“钓白龙”，与凭吊屈原有别。所谓的钓白龙，传说西汉时期闽越王余善率众反汉，事前在福州城南临江筑台钓白龙(即今钓龙台)，争取百姓支持。当时余善让人用木头雕成白龙，浮在南台江上，让沿江各部落的健儿驾船夺取，谁夺到谁就胜利。后世发展为一年一度的龙舟竞赛，从五月初一到初五，参赛龙舟中不少是以龙头、白蛇、青蛙等作为舟首标志。

6.七夕  七月七日相传为牛郎织女相会之期，闽俗多在庭院中设香案，青年妇女拜织女星，乞讨灵巧的双手，祈望能织出美丽的锦缎来。乞求时，以“七”做为“巧”的象征。陈列的瓜果七盘，茶盅七个，银针七根，绣花丝线七条，在月光下比赛“引七线，穿七针”，谁穿的准、穿的快，谁就能得到“巧”。七夕“分豆结缘”是福州特有的风俗，把煮熟的豆分给亲邻，成为广泛性的街巷邻里和睦友好的活动。宋梁克家《三山志》载：“彩楼乞巧知多少?直至更阑漏欲终。”这种习俗多是官府、富豪之家的小姐为之。民间则搞分豆结缘活动。家家户户煮蚕豆互相馈赠，啃豆谈天，消除前愆，促使家人和顺、亲友情深、邻里和睦。孩童学着分豆结缘，交指和好，童趣盎然。

7.中元  农历七月十五，福州人称为“七月半”，原出佛教的礼俗“孟兰盆节”。“孟兰盆”是施舍给饿鬼食物的盛器，所以中元节又称“鬼节”。福州还有一个与中元节相关的风俗，就是做“半段”。各乡村都有固定时间轮流做“半段”，设宴款待亲友，把社交礼仪和祭祖活动结合起来。农历七月十五日，俗称“七月半”、做半段。中元节，整个七月每一天均可活动。传说，目连为减轻其母罪孽，于是日邀十方僧众做盂兰会，以普渡超生其母。中元节日，家家举行家祭活动。除一般供品外，还须焚烧纸衣，供给祖先鬼魂在阴间享用。中元节正值农村早稻收割后不久，人们利用农闲时间祭田地、庆丰收。因此，福州郊县仍然保留着“七月半”做“半段”的习俗(意谓一年已过半段)，但在时间上各村不一，往往是这村做完那村做，各村轮流着进行。做“半段”时，家家都要宴请许多亲朋好友。有的村庄邀请剧团演戏或讲评话、伬唱等活动，以示丰收喜悦。

8.中秋  又有“团圆节”之称。福州中秋节俗对“圆”的意义特别重视，请月用圆几，宴月用圆桌，点塔用灯笼，进香用香球，用的唤的都是圆的，圆满是福州人的理想。福州的中秋节，有互赠月饼的风俗。还有头一次做外祖父母的人，中秋节前照例要买一座泥塔（或陶塔）连同月饼、鲤鱼饼，以及泥人泥兽等送到女儿家给外作“喜食”，叫做送塔。福州南后街是塔市最集中的地方。排塔自农历八月十三开始，每家厅堂都搭梯层木架，最高一层陈列宝塔一座或三座，下排三宝如来、罗汉、观音、弥勒、金刚等佛教偶像，以及道教的八仙、寿星、东方朔等陈列品，两旁点缀着古董、玩物、“禾秧盆景”，为佳节增添热闹气氛。中秋节吃月饼的由来，有一种说法是：元朝末年，蒙古贵族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不准民间使用铁制的刀具，规定十家合用一把菜刀，统治者无恶不作，百姓恨之入骨。高邮张士诚暗中串联，在月饼里夹一起义的小字条，到中秋之夜，家家掰开月饼，看见传单，纷纷夺取菜刀，举行反抗元朝统治者的起义。从此，人们每到中秋节，就要吃月饼，以纪念这一人民群众的斗争节日。中秋节俗，福州人家备供品，烧纸衣，以祭祖先。夜设家宴，举家欢聚，饮酒赏月。这个节日，民间还有尊老爱幼的习俗，晚辈馈赠大月饼(即礼饼)给长辈，长辈则馈赠小月饼给晚辈，在节日内互表良好祝愿。中秋节俗，按民国《福建通志·风俗》志记载，闽都各地略有不同。福州城内“中秋士女登乌石山进香，夜燃神光塔灯，是夜妇女连臂出游，谓‘走百病’”；永泰县“中秋望月，绅士祝魁星”；闽清县“中秋造月饼，设酒赏月，食栗与芋，童子备埘粿，用瓦片砌塔相拜祝”；《长乐县志》述“中秋从略，各家不过具饮而已。”中秋“摆塔”，是节日的一大乐趣。农家儿拾瓦片，砌瓦塔，至夜以柴点燃，火光四照，盘诗赏月，互相娱乐。城内人们购泥塑或陶瓷的人物形象，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人物，并有烛台、花瓶、香炉等陈列展出，供人观赏。富贵人家有的在厅堂搭架“摆塔”，少则三层桌，多则十层桌，最高层摆以泥塔或铁塔，低层陈列一双秧盆，青葱吐绿，以示丰收。中间各层则排列历代名人和戏曲人物，整个庭院灯烛辉煌，增添佳节气氛。又据福州市民俗专家方炳桂老先生说：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率军扫除福建沿海倭患，农历八月十五凯旋进入福州城，民众自发在自家厅堂摆上各色土人仔，用摆塔的方式，欢迎戚家军。

9.重阳  九属阳数，九月九是两阳相重，故称重阳。一般认为，它来源于后汉桓景登高避祸的故事。福州重阳节的来历与此不同，据《三山志》载：福州九仙山（于山）是汉闽越王无诸重九登高的地方。无诸九月九日率领臣属登高观赏，饮菊花酒和插茱萸，有于山九日台遗迹可寻。福州在此节日都组织登山、赏菊、放风筝等活动，诗社还组织重阳诗会。福州话“糕”与“高”谐音，节日期间有一种特制的糕点，叫九重果，中夹七层糖色，城内各处都有卖，吃糕寓节节高和登高消灾之意。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因九为阳数，日月并重，故称“重阳”，也叫重九。《八闽通志》载：“重阳，郡人率以是日登高，饮菊酒以延年，插茱萸以避邪。”(茱萸为中药，味苦、性温，有散寒、温中、止痛和祛恶等药效。)据说，闽越王当年盛菊花酒的大石樽，清嘉庆年间还在于山，后来不见了，但仍有“九日台”遗迹可寻。福州的九月九，除了登高、饮菊花酒、插茱萸等，还有放纸鹞(风筝)的习俗。据说，放纸鹞也来自桓景与费长房的故事。一次，桓景求费长房取除邪去瘟的药，走迷山路，后经鸽子引导，才找到费。后人为纪念此事，将纸糊的鸽子带到山上放飞，流传久了，就有了放纸鹞的习俗。旧时，福州登高、放纸鹞的地点主要在于山、乌山、大庙山等。那时，大庙山有一块登高石，据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称“天星落地”。九月九时，大人带小孩到大庙山，在登高石山上一登，便会长高，因此，吸引了福州四城门的人都往这里跑，每逢重阳节，通往大庙山的两条石阶路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九月九登高，“高”和“糕”是谐音，因此，节日期间，福州还有一种特制的糕点，称“九重粿”，即粿有九层，中间夹七层糖色，寓意节节高和登高消灾之意。每逢佳节倍思亲。福州的重阳节，还有扫祭祖坟的活动，这与清明的祭坟，合称春秋二祭。现在福州的郊区或郊县，仍保留九月九扫墓的习俗。

10.冬至  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俗定这一天为冬节。冬至这日，福州人有搓丸之举。搓丸的仪式相当热闹活泼。在冬至前一天晚上，全家男女围坐在圆桌周围，边搓丸边唱歌。歌词寓添丁、增寿之意：“搓时痴痴搓，年年节节高；大人添福寿，伲仔岁数多；红红水党菊，排排兄弟哥”。搓出小粉丸，小粉丸煮熟，调糖吃；大粉丸煮熟后放在掺糖的豆粉中黏后吃，叫“吃埘”。“搓丸”是团圆的意思。旧时，人家在此节日前夜，老小聚在厅堂，围坐案桌搓米时。用糯米磨浆压至半干搓成丸子，入锅煮熟，捞起粘上糖豆粉便是“埘”。案桌上放置红桔数粒，红箸一束，纸花一对，泥塑男女孩童(童儿牳)合，瓶插红色菊花。搓时焚香点烛，小孩用福州方言唱童谣：“搓埘其搓搓，依奶疼依哥，依哥讨依嫂，依弟单身哥。依嫂带身喜(怀孕)，爹妈齐欢喜。孩儿段(掉)落脚桶下，依哥马上做郎罢(爸)。”冬至搓埘含有祈求添丁增福之意。当晚搓的埘待翌晨冬至正日当早餐。

11.祭灶  农历十二月二十四，也叫过小年。福州民俗，要在这一天祭灶。传说，玉帝在每家每户都派一个灶神监督人间善恶。这个神正月初四上任，十二月二十四任满上天，祭灶就是给灶神饯行。福州风俗祭灶分两天举行，二十三夜“祭荤灶”，供品用鱼肉美酒。二十四夜“祭素灶”，只用水果、蔬菜和灶糖、灶饼以及甘蔗、荸荠之类甜食，意思是让灶神吃了这些甜美的食品后，可向玉帝说这家的好话。祭灶，农历十二月廿四日。按福州习俗，阴历十二月廿三日为官家祭荤灶之日，廿四日是普通民家祭素灶之日，而水上居民(疍民)则于廿五日祭灶。祭灶，原是古代夏日祭火的一种仪式。火的出现，使人类脱离了茹毛饮血的时代，是值得大大纪念的。但后世把祭灶变成“灶神”崇拜，说灶神是可以“上天祈福、落地佑民”的“司命之神”。这个衍变过程，大约始于汉代。据《后汉书·阴丑传》载，有一个叫阴子兴的孝子，腊日(十二月廿三)早饮，见到灶神出现，连忙拜求，并宰了家中的黄羊祭祀，“自是以后，暴至巨富……故后常以腊日祭灶，而荐黄羊焉。”这个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说越神，说灶神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的“驻户大使”。一年一度，在农历十二月廿四日，灶神上天向玉帝报告户主善恶情况，上天的日子为十天，到第二年正月初四下凡。在灶神动身之前，家家户户都要为其饯行。祭荤灶的以鸡、鸭、鱼、肉、灶糖、灶饼、美酒等供之；祭素灶除灶糖灶饼外，还有甘蔗、荸荠、红枣、花生、金针、木耳等。在祭供时，孩童们便唱着童谣：“祭灶祭糊涂(讽刺灶神糊涂官)，灶前一只铜香炉，元宝是侬褙，金裤是侬糊，灶君上天讲好话，灶妈落地保佑侬，保佑侬爹有钱赚，保佑侬妈有钱长，保佑侬哥讨兄嫂，保佑侬读书变聪明。”祭供将毕，将旧的灶神图撕下火化，贴上新的灶神图，以示送旧迎新。在祭灶节前，外公外婆要给男女外孙送灶糖灶饼，有几个男女外孙，就得送几包，每包还要附送一张“花面壳”(假面具)有唐僧、沙和尚、孙悟空、猪八戒等，孩子们有吃有玩好不热闹。
现在，一些人家仍有祭灶的旧俗。灶糖灶饼更名为年糖年饼，成了福州春节市场年货之一。

12.除夕  又称晦日，是旧历年的最后一天。福州风俗，要蒸好白米饭贮在饭甑中，供于案前，谓之“供晦饭”或“供岁饭”，俗称“隔年饭”。除夕所备的隔年饭和菜肴，要全家人吃到正月初四为止。为了迎接新春，福州风俗早在十二月中旬就开始打扫卫生，俗称“筅堂”，亦叫“扫尘”，择吉日把住宅每个角落全部扫个干净。筅堂之后，天天都要保持房屋内外清洁，知道除夕吃过“大年饭”后，还要把最后的一批垃圾清除出门，叫做“扫晦气”。与此同时，要把水缸的水添满，谓之“添财”。福州风俗要在除夕张贴春联，和全国各地有不同之处在于春联之上留有一段白纸。此俗始于清初，相传是悼念定都福州建立隆武政权的明朝末皇帝朱聿键，他被俘殉难时值岁末。春节前，已出嫁的诸娘囡要回娘家“送年（礼）”。除夕之夜，合家团聚，共饮晚宴，谓之做岁。家中主要门户、箱笼、家具、贵重物品压上金银纸箔，象征来年发大财。给小孩“压岁钱”是过年长辈给未成年晚辈的见面礼（红包），“压岁”与“压谇”谐音，意在平平安安过一岁。这种压岁从年三十到正月十五结束。在福州守岁习俗也很普遍，守岁目的是“接岁”，“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天”。旧时守岁要守到五更黎明，而今一般只守到凌晨零点。相传，“年”是一个恶魔，每年除夕，就出来捉弄人。故在除夕之时，家家户户贴新符(春联)、放鞭炮以驱“年”。福州还仿效旧时郑唐烧火炮驱“年”除灾的节俗。进入十二月，人们便忙于酿酒、备年货。十五日后，开始打扫屋宇房舍，谓之扫堂、筅堂。外出的亲人纷纷返回，同家人团聚。廿五日后开始蒸年糕，备鸡、鸭、鱼、肉、酒等，祭祀祖先、天地神，谓之分年。女婿向岳父母送年礼，谓之送年。除夕之夜，红烛高烧，合家欢乐，共饮晚宴，谓之做岁。是夜再拂扫厅堂，放鞭炮，煮隔年饭。隔年饭用木制蒸饭甑装盛，周围插朱红筷子十双，贴红纸，扎红绳，并撒上“五子”(红枣、花生、瓜子、桂圆子、栗子)，摆在厅堂案桌上。家中主要门户、窗帘、箱笼家具、贵重器皿物件压上“金银纸箔”，意味着这家金银财宝多到从门缝里溢出，象征着明年发大财。大年三十长辈还有给小孩发“压岁钱”的习俗，从初一到十五都可以拜年。歌谣“拜年拜年，没桔也要钱。”一个春节下来收益还不少呢!旧时，三十盲晡(三十晚上)是债主讨债、债户躲债最紧张的日子。旧时欠债不能过年，就是不能过三十晚上。家住城外的债户跑到后洲尚书庙，家住城内的则跑到城隍庙看戏躲债。由于民间传说“年”是一个恶魔，每年除夕，就出来捉弄人,故在除夕之时，家家户户贴新符(春联)、放鞭炮以驱“年”。福州还仿效旧时郑唐烧火炮驱“年”除灾的节俗。进入十二月，人们便忙于酿酒、备年货。十五日后，开始打扫屋宇房舍，谓之扫堂、筅堂。外出的亲人纷纷返回，同家人团聚。廿五日后开始蒸年糕，备鸡、鸭、鱼、肉、酒等，祭祀祖先、天地神，谓之分年。女婿向岳父母送年礼，谓之送年。除夕之夜，红烛高烧，合家欢乐，共饮晚宴，谓之做岁。是夜再拂扫厅堂，放鞭炮，煮隔年饭。隔年饭用木制蒸饭甑装盛，周围插朱红筷子十双，贴红纸，扎红绳，并撒上“五子”(红枣、花生、瓜子、桂圆子、栗子)，摆在厅堂案桌上。家中主要门户、窗帘、箱笼家具、贵重器皿物件压上“金银纸箔”，意味着这家金银财宝多到从门缝里溢出，象征着明年发大财。大年三十长辈还有给小孩发“压岁钱”的习俗，从初一到十五都可以拜年。歌谣“拜年拜年，没桔也要钱。”一个春节下来收益还不少呢!旧时，三十盲晡(三十晚上)是债主讨债、债户躲债最紧张的日子。旧时欠债不能过年，就是不能过三十晚上。家住城外的债户跑到后洲尚书庙，家住城内的则跑到城隍庙看戏躲债。“后街买灯，河口嘴买小泥人”。福州老年人说起洋头口的小泥人，喜不自禁。清末民初，在洋头口聚集了20多家规模较大的福州土人仔店，出售泥塑的观音、如来、十八罗汉、塔、桥以及猪、老虎、猫等。当年，这些泥塑既可用钱买，也可用瓶子换，小孩子们把平时的药瓶子积存起来，听到街上传来"瓶瓶囝换人囝"的吆喝声，就高兴地抱着瓶子去换土人仔。除了小孩喜欢外，土人仔在福州民间风俗中还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月里，土人仔作坊里忙着做观音送子、状元骑马、孩儿坐盆灯的塑像。到了八月中秋，这是土人仔最旺的季节，家家户户在厅堂用各种各样的土人仔摆塔，以庆佳节。
    中秋过后，紧接着冬至来临，民间艺人们就要着手做"会进宝"（俗称孩儿姆），一尊女童盘腿坐在莲花座上，手里抱着一朵莲花，喻示大利；另一尊男童盘腿坐在木桶上，手里抱着一粒大橘，喻示大吉。它们专供民间冬至之夜搓米时作烛台用。当年的福州人离不开土人仔，乡人出国谋生，都要带着几尊土人仔。如遇水土不服，打碎一尊土人仔，冲开水喝了就会好，因为这是家乡的泥土做的，能服水土。可见土人仔对福州人的生活影响之大。

二.祭祖,泗洲菩萨与打花会

1.祭祀祖先:民国《藤山志·礼俗》记述福州人十分重视祭祀祖先：“祭墓，在九月间作。各家备祭品，率子孙登山祭之，祭毕分数席就墓前食之。若隔数年不祭，则坟墓必被人所毁。‘祭灶’前，子婿以年祭猪蹄送岳父母，岳家则以田豆、祭灶糖花、面具回敬之。祭灶，俗谓十二月廿三日祭荤菜，廿四日祭素菜，今人则二而一之。祭毕，小孩分饼饵，必以让德教之。”这里谈到福州一带的居民每逢节日敬祀祖先，不忘根本；还强调对儿童的道德教育。可见祭祖主要有二个功能。一是向前追思，即享先，所谓“凡有特别食品孝亲者，率用以祀先”。二是向后启示，即训后，也就是以祭祖之举来训导、教育后代。福建民俗中十分注重祭祖仪式，目的即以此激励后人奋发向上的精神，不能有辱于祖先。祭祖训导，育化后人以及惩处不正者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祭祖仪式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为存在。然而，蕴藏在这种祭祖行为背后的，则是一些无形的，甚至是力量更大的作用。首先，它对培育和强化孝道有直接的检验作用。祭祖之勤惰、敬亵与否本身就是考查是否孝顺的手段。同时，祖先的幽灵又在冥冥中具有威慑人的力量，参与祭祖必然强化、稳定孝思。其次,疏密有致的祭祀活动可以培殖、强化家族意识。无论是小家小户还是大家大户，都可以通过祭祖仪式来联系情感，体现责任与义务等等。平常也许来往无多的族人，通过这一次活动就可促使关系更为紧密；倘若是远在他乡，平日与本家无联系的族人，也可以通过祭祖和家乡的族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再次，祭祖还可以将家族结构重新认定和强化。族人之间的长幼尊卑关系变得格外清晰明确。而这种强化有助于焕发和加强家族的凝聚力。成功的家族祭祖，对社会来说是一种自我肯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家族里的孝经过简单位移就是国家所需要的忠；家族的控制、整合，实质上也就是国家的控制、整合；家族的稳定、和睦也就必然带来社会、国家的和平与安定，因而福建的家族教育对稳定社会有特殊作用。

2.泗洲菩萨:明末清初，福州民间封建迷信盛行。顺治年间北方人周亮工入闽任按察使,旋转任布政使，后历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户部、吏部侍郎。顺治十二年被劾入狱，十八年赦归。周亮工于闽宦任内，对于福州民情风俗颇为诧异，因而留心考察，著有《闽小记》一书，记载颇为详瞻。如该书卷三“僧伽”篇，有如此文字：“福州城内外，凡巷皆筑小屋，祀泗洲菩萨，人皆末晓其义，或有一二处求告祈签，往往灵验。予每问僧人，亦无知者。按李邕《泗洲普光寺碑》云：‘僧伽景龙三年三月三日坐化。’”从周亮工的记述来看，这个泗洲菩萨几乎成了福州市民每个巷口的守护神，也成了福州人求神问签的主要场所，可见影响面之广。其后，成书于咸丰六年（1856年）的《闽杂记》也记载了福州人笃信泗洲菩萨的情况。施鸿保写作此书已经比周亮工晚了二百余年。《闽杂记·泗洲文佛》：“福省城中街巷间，多供泗洲文佛，或作小龛，或凿壁为龛。有供像者，有供牌位者，亦有但凿四字壁上以奉者，犹吾乡之奉观音大士也。”“僧伽未尝至闽，何以福州人奉之独虔，岂别是一佛号耶？”为什么从未至闽的西域一僧人，竟会引起福州人近似狂热的崇拜，施鸿保也深感奇怪。这个问题恐怕只能以闽人特别迷信来解释了。从周亮工到施鸿保，福州市民对泗州文佛的崇拜愈演愈烈，说明时至晚清，随着生活的日益艰辛，福州市民崇尚民间信仰，希冀心理慰藉的风俗已有蔓延之势。

施鸿保还指出，道光、咸丰年间，福州巫术盛行。如《闽杂记·僧巫》：“自五代至明季，闽中尚多僧也。今则僧少而巫多，不知何时又易此俗。然《汉书》已云：‘越中多巫’。则其来亦久矣。惟是英吉利设立天主堂，厦门、南台各近海处，僧与巫又皆不尚，而尚其所谓耶稣教者。”此外,《闽杂记》尚有“神童”、“木皂隶”、“抢佛子”、“舁神寻药”等篇，专门记载了闽人笃信巫术与神棍的陋俗，并加以总结：“大抵闽俗上诸府病则听于巫，下诸府病则听于神。周芸皋观察所谓至愚积陋，不可言语化导者。”道、咸年间福建民间迷信习俗之盛，已令清朝官员灰心丧气，无法以“言语化导”了。

3.打“花会”:除了巫术神棍盛行，至清朝末年，福州各地还聚赌成风，而且是以组织“花会”的形式聚众豪赌。如学者所言：“闽中花会，无处不存，因而鬼卜之风亦盛。花会有三十六门，每门有一名字，每一名目皆有一鬼。如明珠为缢鬼，必得为男缢鬼之类，士人皆熟知之。凡打花会者，往往于丛冢之中，露宿达旦，是晚所得梦兆与何种鬼相符者，即以孤注博之，必可获中。得中以后，即以酒食祭之。洪山桥附近有官山，丛墓如麻。有一孩尸为野犬所啮，仅余头臂，有一人即以香烛祭祷，用锦被裹之家中，默数由山至家之步数，用三十六之数乘之，余数若干，即打花会第几门，居然获中。南校场行刑时，有人持枰而待。钢刀即下，人头落地，此人赶紧捧其首级，用枰秤之，约若干斤，即打花会第几门。”“闽省上府各县往往有奇案。此等人以卖鬼卜为业，挑一香担，担上有极小之神龛，游行各村。凡打花会者，闻香担至，必就神前问卜，以定宗旨。每卜一次，得钱十余文。……闽人家家有神像，多或二十余尊，少亦七八尊，皆供于厅堂。”

上述施鸿保的记载文字，将闽中打花会鬼卜的荒唐陋习刻意描写，淋漓尽致，惨不忍睹。足见清末民初闽人迷信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在全国来说，恐怕也难以再找到更加典型的例子。传统民俗文化中的负面效应对福建乡民的身心健康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三.台江民俗与疍民信仰文化

1.福州的疍民分布:主要从事水上捕捞和渡口摆渡、货物运输,尤集中在台江沿岸。道光时期入闽为官的施鸿葆《闽杂记》说：“周栎园《书影》言闽江有巢篷船，今无其名，惟统谓之杉板。而以船户居处别之，又有鸡公、鸭母二种，则不以船户居处称鸭母。康熙时已有其船，……鸭母船皆永福人，鸡公船皆光泽人。”施氏还说：“兴泉漳等处海汊中有一种船专运客货与渡人来往者，名‘五帆船’，其中妇人名曰‘水婆’。自相婚配，从不上岸。或有女子未字者，船头栽时花一盆，称为‘报喜花’。”道光十年（1830年）任兴泉永海防兵备道的周凯，十二年编成《厦门志》，十三年调台湾道，十七年（1837年）七月卒于台湾任所。道光《厦门志》“风俗记”也说：“港之内或维舟而水处，为人通往来，输货物。浮家泛宅俗呼曰五帆。五帆之妇曰白水婆。自相婚嫁。有女未字，则篷顶必种时花一盆。伶娉女子驾橹点篙，持舵上下，如猿猱然。习于水者素也。”此处“五帆船”当同于上文之“五航船”，仅一音之讹。兴泉漳等地疍民还使用一种特殊的运输工具：“《史记》言禹泥行载橇，今福宁海边居民有此器。以原木板为之，形如船底，首圆而仰，长及丈余，高约三尺许，上横尺余小梁以作扶手。用时置所载诸物于中，以一足踏板上，一足踏泥淖中，两手推扶小梁而行。亦有置扶手于板尾，两足俱在外，但以手推而行者，其用力亦相等。”施、周二人对当时疍民的生产劳动乃至婚嫁的记载还是十分真实可靠的。清末福州文人郭柏苍《竹间十日话》卷五记顺治壬辰进士、闽县人金镜早年因贫穷而与卖渔嫂通婚，并遭社会冷落的经历：“金镜字肃明，作秀才贫甚，与卖渔人通谱。福州所称卖渔嫂即曲蹄婆，以其生长船中，两足俱曲故名。没为贱种，子孙不得应试。例不登岸，作半片髻，以别田婆；有梳髻带中簪者，田婆辄殴之。近三十年始溷矣。州边田中湾里所称曲蹄婆乃妓女，托为卖鱼嫂，故涉讼。则穿纨绔称渔婆。人为之语曰‘月照池塘，渔人错认金镜’。按镜居玉尺山以仕耿逆流口外，鬻为何提督傅笔。”

福州地区的疍民在历史上主要分布于今三县洲、帮洲、义洲、鸭姆洲、泛船浦以及上渡、中洲、苍霞、水部等临近闽江一带。随着疍民人口的繁衍，又逐渐扩散到南屿、洪塘、马江、亭江、馆头、琅岐等地和闽侯、长乐、永泰、闽清、罗源、连江这些福州郊县的沿江地区。有的出闽江口北溯至宁德三都澳、霞浦三沙港、西洋岛等。并有一部分溯闽江而上，迁徙到南平、邵武、顺昌、建瓯、将乐等闽江、沙溪、富屯溪、建溪诸河流的上游沿江地区。他们为躲避政府的剥削和地方恶霸的骚扰，聚居于一些江洲小岛和偏僻的小渔村，这些上岸的较富裕的疍民，史称“歇家”。大多数疍民则终日在江上劳作，以渔为业，兼作运输。有关福州疍户的人口，日本人野上英一《福州考》收录1929年福州水上公安局的调查数字为7540人，这个数字显然偏少，当有不少遗漏；而民国蔡人奇所著《藤山志》卷十则载清末民初“疍民之帆船寄碇者不下数千艘，以一舟为一户，则隶籍于藤山者亦不下数千户”。藤山即福州仓山，依此推算仅仓山沿江一带疍民就有数万人。近代陈文涛《闽话》卷三记录“故桥下十万之众之疍民，几占半数为戚奶之义子”，这个数字较近于真实。建国之初，有关部门对分布于闽江下游约10公里两岸固定的疍民进行统计，共有3731户、17235人（其中男8760人、女8475人，男女性别比为1:0.967，基本正常）；其次是流动于长乐、永泰、南平等地7县的蛋民共有4219户、10369人。疍民姓氏多与水有关，如福州西郊洪山桥一带疍民多姓欧、池，台江三保、帮洲、三县洲一带多姓唐、赖、江、詹，万寿桥（今解放大桥）下多姓毛、连、丁、官、苏、罗等，其中相当部分已是汉化的姓氏。如福建地区畲族主要姓氏为雷、兰、彭、钟、古等，也是汉化之后产生的。闽侯县沿江一带就集中了相当可观的疍民，故光绪《侯官县乡土志》将水上疍民视为“贱民”，认为他们“习于卑贱，不耻平民，闽人呼之为曲蹄，肖其形也。视之如奴隶，贱其品也。大抵闽之蜒族，与粤之疍户种类相同,与浙之堕民品流差等；与全闽衣冠族姓由中州南来者，固风马牛不相涉也”。

2.再谈疍民的宗教信仰。以福州地区疍民为例，明清时期他们主要信仰闽越王无诸等先祖及蛇神图腾崇拜外，还信仰妈祖、戚奶等民间诸神。清末民初至今，则主要是信奉天主教，崇拜圣母玛利亚。疍民信仰妈祖林默娘，“多于船中奉祀天后圣母”，用黄色符袋写上“供奉妈祖娘娘神位”悬挂舱中，早晚朝拜以求行船平安。三月二十三日即妈祖诞辰，闽东蛋民聚会庆祝。每年七月三十日“地藏王诞”时，疍民特制“冥头”，准备香烛、冥衣、纸钱到田头供祀“下界爷” 祈求保佑。疍民还崇祀七星奶，俗称戚奶，庙址位于井楼门外通天境。相传该庙主祀之神为女性，名戚柯玉笙，其夫戚梁为宋末参将，镇守金墉。元兵入中原时，戚梁以身殉国，其妻玉笙率幼孺妇女退守金墉35里之外的葫芦套，不幸被私通元兵的下属凌飞彪暗害。众人深感戚柯氏保民之功，遂建庙奉祀。久而久之，疍民将其视为自身的保护神。如上所引，多数疍民自认是戚奶义子。清末民初，随着天主教的东渐，传教士将疍民列为主要宣教对象，因而船民信仰者骤增。《福州天主教简史》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之后的15年里，西班牙多明我传教士苏玛素在福州城区增设定远桥天主教堂（今天主教西门教堂）、澳尾巷圣若瑟大修院，并于仓前山主教公署内建起一座小教堂，于南门旗下街建校舍，办杨光两等小学堂，还于北门外北库巷置仁爱堂收容鳏寡孤独之人。闽江下游一带疍民多在这一时期依靠“洋教”势力上岸定居。因而信教人数激增，世代相沿成习，遂使水上居民群体成为福州天主教徒的主体。据解放初民政部门的统计，水上区共有天主教徒1069户；1951年的统计，天主教徒有5589人，但信仰妈祖的还有11732人。近年来，在此类群体中，信仰天主教的群众有逐渐增长的趋势。

3.疍民与妈祖林默娘:林默娘为巫灵著，既投，被立庙于湄洲屿，屿上有其“升天”处，其灵迹当然还包括为神灵验的传闻。建庙奉祀妈祖于湄洲岛后，过12年在与泪洲岛隔海相望的平海卫(今平海乡)建了分灵子庙，再过87年，在兴化湾沿海又建了圣墩小庙。据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将妈祖信仰从湄洲屿传至兴化湾畔并建庙于圣墩的是“渔者”。此处所叙的“渔者”很可能是疍民。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撰《天妃庙记》，认为早期妈祖的信仰者和传播者是疍民，他说：“(妈祖信仰)盖出南方好鬼之人，妄传其事。鲛入疍户，本无知识，辗转相思，造为灵迹以实之。”疍民为俗鬼好巫的越人后裔，妈祖林氏被立庙而为神，并从媚洲岛开始传播于邻近的大陆沿海，依全氏之说，并参考上述的廖氏之说，此为当发生于疍民族群中。疍民是古代东南沿海少数民族，古称“蜑”、“蜒”、“疍”、“蛋”以及“龙人”、“鲛人”等，还有“白(泊)水郎”、“庚定子”、“科题”等俗称。他们“以船为生，居无室庐，专以捕鱼自赡”。北宋初《太平寰宇记》中《泉州·风俗》条载：“白水郎即此洲之夷户，……贞观十年始输半课。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移徒，不常厥所。船头尾尖高，当中乎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船。”《太平寰宇记》的《泉州·风俗》只记载有关“白水郎”的这段文字，同书的《兴化·风俗》条，仅注明“与泉州风俗同”。可见北宋初的兴化湾、湄洲湾也生活着疍民。直到清初，《闽小记》仍有兴化“蜒民”的记载。由此推断北宋时湄洲岛有疍民，是有一定根据的。至今湄洲岛民俗仍有疍民文化的流风遗韵。古代疍民“男女皆椎髻于顶”、“衣衫上下两色”。至今，湄洲岛的中老年妇女有梳帆船发髻于头的中后部；在纪念妈祖的庆典时，穿上半截红色、下半截黑色或蓝色的外裤，据说这是仿效妈祖的服饰。这种有“椎髻”基形的发式和“衣衫上下两色”的变异服式，正是疍民文化特质的遗存。

顺着全祖望点明的“鲛人疍户”的线索，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妈祖为疍民的有关资料。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莆田绅士丁伯桂在《(钱塘)顺济圣妃庙记》说：“神，莆田媚洲林氏女，少能言人祸福，设庙祀之，号‘通贤神女’，或曰‘龙女’。”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莆田绅士李丑父在《(京口)灵惠妃庙记》说：“妃，林氏，生于莆之海上湄洲，……或曰‘妃，龙种也’。”指明妈祖为“龙女”、“龙种”，值得注意。在古文献中，所谓“龙种”、“龙人”、“龙户”，皆为疍民的别称。如明代邝露《赤雅》说：“蜑人神宫，画蛇以祭，自云‘龙种’，浮家泛宅，或住水济，或住水澜。……能辨水色，知龙所在，自称‘龙人’，籍称‘龙户’，莫登庸其产也。”“龙女”、“龙种”透露了妈祖可能是疍民的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