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元，字仁卿，号曙台，澄海县苏湾都仙门里(今属溪南镇)人。生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卒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
　　唐伯元的一生是以清节知名的一生，也是在治政和治学上都很出色的一生。《明史•儒林传》说他是“岭海士大夫仪表”。在他青少年时期，明代的复古主义文学正当高潮，他也学有所就而受到肯定。就如他自己所说：“言文者争治左、国、史、汉，以取荣誉于时，至嘉、隆尤甚。余少时偶读一二家而喜之，间有论著，人称能焉。”
　　嘉靖四十年(1561年)，唐伯元22岁，考中了举人，认识了潮阳周光镐，结成莫逆之交，此后还成为姻亲。周光镐的父亲周孚先是潮中知名学者。周孚先曾在南京与江西永丰吕怀一同拜大学者湛若水为师。湛若水是增城人，是当时学术界王守仁之外的又一帅。与王守仁一样主张知行合一，但特别倡导“随处体认天理 ”，以避免空谈良知，脱离社会实践，又避免“直任吾心”去胡乱实践。唐伯元与周光镐结识时，周孚先已去世，遂于隆庆二年(1568年)一起到永丰石塘拜吕怀为师。吕怀用刚完稿的《三书本义》让他俩学习。
　　三年后，周、唐一同上京赴考，结果周光镐一举登第。唐伯元落第后独自到石塘住了数月，每天帮吕怀修订《历纪古义》，师徒相处甚洽。唐伯元从吕怀处接受了湛若水的学术观点，并使之更具实践性。他认为心性(或曰天理)．是以物为载体的，离开物，心性便无从谈起。他把物限定在“身、家、国、天下”，最终目的依然在于实现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过了三年，万历二年(1574年)，唐伯元终于得中进士。
　　半年后，唐伯元被委任为江西万年知县。据陈一松(官至工部左侍郎)撰写的《送唐曙台令万年序》所载，万年是个新设小县，幅员仅数十里，建置也才50 年，一直“未有制科往令兹土者”。以正式制科进士为万年县令，还是从唐伯元开始的。为此，唐伯元郁郁不欢。赴任那天，在京“同乡诸君子合饯于郊”，为其送行。陈一松受众乡亲委托，以此序勉励他“勤恤民隐，不小视万年”，而要“不遗余力”地作好生产、治安、礼教等工作，使“田野既辟，外户不闭，俎豆斯秩，礼乐可兴而万年称治”，“异日玺书征召，为耳目，为股肱”，这实际就是“托始于兹”。唐伯元闻而“跃然”，高高兴兴地前往履任。由于他以民为重，施政有方，所以一年后调离时，百姓还为他立了生祠。
　　唐伯元离开万年，到泰和任知县。泰和隶属吉安府。吉安是个物产丰饶，人才荟萃的地方。如唐伯元所推重的三罗。罗伦是成化二年状元；罗钦顺是弘治六年进士；罗洪先是嘉靖八年状元。唐伯元赞赏三罗，主要是三罗都是卓有成就的理学家，而且都反对空疏学风，不事奢华，甘愿清贫。唐伯元在泰和五年，以三罗为典范，清廉公正，克尽职守，很受当地士民推崇。周光镐的家人曾上京路经江西，闻当地人士称颂唐伯元，不禁高兴地去信说：“彼中人士颂足下政泽，前百年未有也 ”，“知足下宅心纯粹，政事自与时吏迥别”。万历八年(1580年)，唐伯元调任南京户部主事，泰和百姓也为他立了生祠。
　　作为明朝留都的南京各部官员，虽没实权，但品秩与北京同，也可上表议政，倒是显得颇为清要的。唐伯元很能正视其地位和职责，以“忧世乐天”为己任。不久，晋郎中。他与郭惟贤共同阐发儒学，共同编辑《白沙文稿》、《二程汇语》。此期间，还结交了后成为东林党领袖的顾宪成。•
　　万历十二年(1584年)御史詹事讲疏请王守仁从祀孔庙。首辅申时行等也以肯定王守仁的功业、气节、文章为由支持从祀建议。明神宗也已表示同意。应该说，王守仁针对当时思想领域言必称程朱理学，使学术僵化，学术界死气沉沉的情况，针对一般读书人都把程朱学说当作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知和行完全脱节的流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致良知”新学说(或称阳明心学)，一下子打破了学术界的僵化局面，的确使人耳目一新。这种新学于嘉靖年间已开始流行，隆庆以后南方各省几乎没有不改从新学的。但是，阳明新学的后学者却过于反程朱理学的权威，一味肯定自我，以至于以自我原则荡轶礼法，渺视伦常。为此，唐伯元出于为维护封建法则，巩固封建统治，毅然呈上《争从祀疏》，坚决反对王守仁从祀孔庙。
　　在这篇洋洋近6000字的奏疏中，唐伯元肯定了朱熹学说使“二百年来道术有宗，教化有纪，人才辈出，皇风穆畅”的功绩；指出王守仁“始倡为致良知之说 ”，“其初意非欲有异于熹”，但“行于江南而其旨顿失”，往往“抵牾于熹”，破坏了程朱学说所阐发的社会伦理规范；极力否定王守仁的“心学”，说是“六经无心学之说，孔门无心学之教”，并阐析了王守仁学说之前后自相矛盾；明确指出，“国家报守仁之功，有美谥矣，有爵封矣，又有敕建专祠矣”。如果需要，“进而配享于功臣之庙亦无不可”，但一从祀孔庙，则学者以为“朝廷尊宠王氏，此重彼轻，则今之进王，乃所以斥朱，而道术将从此裂，祖宗表章朱学以为制考之意，亦从此坏”。最后，唐伯元还请求说，如果一定要从祀孔庙，则“祀典之日，布告天下学宫，明示朝廷所以祀守仁之意”，不准“天下士子敢有因而轻毁朱熹”，“ 学守仁者，须学其功业、气节、文章之美，而不得学其言语轻易之失”。
　　接着，唐伯元又呈上《进石经大学疏》，同时献上两本自己加注的《石经大学》。在奏疏中，唐伯元进一步阐发了对朱学和新学的看法，表明了自己对从祀一事的担忧：“今者守仁祀矣，赤帜立矣，人心、事习从此分矣”；王守仁的新学“向之延蔓也止于江南；今之风动也及乎天下”。
　　明神宗将唐伯元的奏疏批给大臣们朝议，因而掀起一场攻击唐伯元的巨澜。南京给事中钟宇淳上疏，指谪唐伯元“诋毁先儒”。少数同情唐伯元的人，如吏部尚书杨巍，户部主事顾宪成等则爱莫能助。于是唐伯元被贬到海州任判官。不久又调到保定府任推官。最后还是杨巍的帮忙，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冬，调回北京任礼部制司主事。
　　第三年夏，唐伯元告假省亲，在潮州一住两年，与朋友们谈经论史，吟诗作对，深切体味到隐逸山林的乐趣。他在郡城小西湖上建了房子，名为“醉经楼”；在故里仙门乡营造了唐氏宗祠。至万历十七年(1589年)春，假期已超过，他还乐而忘返。最后还是奉了老父之命才违心地回京。“庭槐旧绿称觞处，留得清阴待我归”。这就是他的心声。
　　两年后的万历十九年春，唐伯元奉旨到民间为年方10岁的皇长子选取宫女。为此，唐伯元又作出了一件一般官员所不敢为的事来。他借着这一话题，毅然上了一疏：《论选宫人疏》。根据疏中所奏，唐伯元第一次奉旨选美，中选者不够十分之一，少女们不是“逃慝”，就是“污容毁体”。第二次奉旨选美，因先予“晓谕 ”，才得以顺利完旨。本来，这么报告一下实际情况也就罢了，唐伯元却笔锋一转，竟毫无顾忌地说：“臣窃谓为皇长子者，不患宫人之不备，而患圣德之不修。伏惟皇长子英龄方茂，豫养宜端。而朝夕涵濡，宫禁尤切。”并一面引用程颐之言，提出“宜选宫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以远纷华，而养德性”。“新进女子，姑令教习如周礼法，俟大礼成后，更选人侍”；一面引用孝宗当太子时，宦官覃吉每天以经文和天下利病开导之的先例，建议选几个像覃吉—样的人教导太子。至此，唐伯元还不知进止，居然以太祖教导太子的话说：“吾平居无优伶近侍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言无偏听，政无阿私。”这无异于借太祖的话教训今上。更有甚者，唐伯元还重提嘉靖的遗诏：“一念倦倦，本惟敬天勤民是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郊庙不亲，朝仪久废，既违成宪，亦负初心，每一追思，惟增愧赧。”
　　唐伯元也实在太大胆了，阅过奏疏的大臣无不为他捏一把汗：一触动帝怒，那就难逃厄运了。当时，唐伯元任职已满六载，吏部也已按惯例提出了擢升之拟，内阁却因此压下不动。然而，出乎朝臣们意料的是，几天后，明神宗从宫中批下御札承认自己过失。这使唐伯元深受感动，不禁精诚地说：“有君如此，其忍负之!”
　　是年，唐伯元在湖广负责秋闱主考。由于神宗的信任，他一回京就到专掌皇帝宝玺、符牌、印章的尚宝司任司丞。第二年，母亲去世，他匆匆回潮守制。在此期间，他在西湖山北麓建了寿安寺，在南岩下建了紫竹庵，有时也在郡守和朋友们的邀请下，游山玩水，闲吟酬唱。但守制期间的时间和精力主要还放在撰写《礼编》一书，目的就在于匡救世风。这是一部28卷的大部头，前后共花了5年工夫。，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秋，守制三年期满，唐伯元回京复原职，不久升调吏部文选司员外郎，代行郎中之职。此司职权极重，负责协助尚书掌管官吏的选调工作。每年于双日考选吏员，于单日定品级，事务十分繁忙。唐伯元以感恩的心情，强撑病体，勤谨地协助吏部尚书孙丕扬工作。他把全副心思都用在选拔制度的完善上。孙丕扬以操守鲠直闻知于朝野，唐伯元也早以淡薄清节受到人们称赞。两人主持考评选拔工作，百官都不敢乱拉关系。但是来自宫禁中的多方干预，本就使他们深感头痛，而神宗皇帝越来越严重的懈怠态度，更使他们束手无策。奏疏大量滞留宫中，候选官员累月经年地苦待着。孙丕扬不想干了，但13次上疏都得不到神宗的批复。为此，唐伯元在突然被改任饶州通判之后，决意辞官归隐。
　　唐伯元回到潮州，在西湖山北麓的寿安寺旁建了居室，种了梅花，命名为梅花庄。他又在雁塔下，筑了钓鱼台，常披蓑戴笠，孤坐垂钓。有时，也还勉强伴陪着地方官游湖吟诗。但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就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秋后寂寂地离开了人世。据《明史》所载，第二年，神宗甄别吏部郎官，又想起这位官阶不高，但却鲠直得可爱的唐伯元，下诏起用为南京部职。但传诏至潮州，唐伯元死已逾年。天启五年(1625年)，明熹宗追封他为太常少卿，并赐赠“理学名卿”巨幅横匾。
　　唐伯元的确学问很深，著述甚丰，有《易注》、《礼编》、《道德经注解》等十多部著作，诚不愧为一代“理学儒宗”。他的诗歌也写得很好。作为理学家，其诗的确难免“沉酣六经之津液”，但能去其糟粕，不事雕琢，自然清幽。如《官人行黄梅道中为役夫述》有句：“前岁树皮尽，去岁草根绝”，诉说荒年之悲惨，明白如话而不失雅致；《新移芍药台上》有句：“旧蕊支新蕊，深红间浅红”，描述芍药之形态，清淡素雅而不失绮丽，都颇可见其功底之深厚。

林大钦是科举时代岭南近十位文科状元之一，潮汕地区唯一一位文科状元，所以向来特别受到潮人的推崇。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多是其敏思捷才，善于应对。即使在文化人的圈子里，也因其改良主义的政治抱负未得施展，学术上又趋于阳明心学，似有悖程朱“正统”，故也多只谈称其诗文，不重视其政治、学术主张。这方面近年来在学术界已颇受重视，并见有专文阐析。但惜或语焉不详，或评议不当，或还尚有某些记述上的失误，故撰此文就正于史学界。
　　
　　春闱竞秀及其政治主张
　　
　　林大钦出生在海阳县东莆都(今潮安金石)仙都村。因自号东莆，世称东莆先生，字敬夫。他中状元后按例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官。在新科进士中，只有状元才能获此殊荣。翰林院一般设掌院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统称翰林。唐宋元年间均为内廷供奉之处，至明代才正式成为外朝官署，主要事务是起草制诰、修史、著作、图书等。其中尤以修史为重，故人们多称翰林院各职官为太史。为此，林大钦也被称为东莆太史。
　　林大钦生于正德六年，故一般文史著述多想当然地注为1511年。误了，应为1512年。因为林大钦是在农历十二月初六日诞生的，查中西历互照表，时已跨越1512年元旦，为1月5日。卒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农历八月十二日。据方志所载，林大钦从小家境清寒，但十分勤勉好学，“聪颖异俦”。曾随乃父林毅斋到潮州城，在书肆中看到苏洵的《嘉祜集》。年仅十余岁的林大钦即爱不释手，“停玩移时”，要求父亲购回家中，日夜研读。接着又熟读了苏轼、苏辙的文章，深得三苏笔法，以至“操笔为文，屈注奔腾，神气宛肖”。“会中道失怙，家益贫。独与其母居，常自佣书给之”。就是说，于16周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更为贫寒，独自与母亲一起生活，常给人家抄书以为生计。幸族伯林廷相、林廷泰，以家藏书籍，让他研习，使他得以“博通子史百家言”。
　　登第之前，林大钦为谋生计在塾馆任过教职。这与其辞官之后到宗山讲学，旨趣完全一致。林大春所说“常自佣书给之”，当不只抄抄写写。明代林熙春更说“ 甫十八(应为虚龄)而丧父，多方为附身之需”，当含抄书、教书等项。林大钦登第前即已娶了孙氏。仙都《林氏家谱》上就明载着林大钦妻妾三人，正为“敕封安人和婉孙氏”。林熙春则明确地说他在父死之后，“偕伉俪以事母，竭力备养志之奉，若忘其家之最贫”。
　　嘉靖十年(1531年)，刚满19岁的林大钦，在府试中初露锋芒。他“就试有司，督学王公(按：广东提学副使王世芳)得其文，奇之，以荐于巡按御史(按：即吴麟)，相与叹曰：‘是必大魁天下者。’”同年秋，林大钦抵省城参加乡试，果然一举成名，得中第六名举人。
　　这期间，林大钦在那大量的应试文章中，已充分显示了他忧国忧民，鉴古知今的治国兴邦的政治情怀。如《李纲十事》就很有“医国”的独到见解。他认为李纲 “忠义勇略，允孚时望”，“其规划措置，真足以收拾夷虞”，其“十事之议，皆当时国事所特急”。我们知道，李纲是两宋之交主战派名臣。高宗即位，李纲拜相，力图恢复，联合河东、河西各路义军抗金，并上疏议十事：国是、巡幸、赦令、僭逆、伪命、战、守、本政、责成、修德。林大钦认为，这十议都是救国抗金良策，直截了当地指出：“使此策能行于建炎之前，则固不至建炎之祸；使此策能行于建炎之后，则亦不至有南渡之耻。”为此，他确切地断定：“宋未尝无可为之势，亦未尝无可为之臣，第无能为之君!”这就是说医国需要有“豪杰”，更要有“明君”。真是一针见血，确如薛侃所说：“考据详核，词旨凛烈，读之觉奕奕有生气。”
　　嘉靖十一年春，林大钦上京赴考。他首先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考获第12名贡士，取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殿试那天，“天子临轩赐对。一时待问之士，集于大廷者凡三百余人”。“先生年二十二对大廷，咄嗟数千言，风飙电烁，尽治安之猷，极文章之态”。终为嘉靖帝所器重，御擢第一。这里所说22，当为虚龄。以《林氏家谱》所载出生年月推算，实际上只有20周岁又3个月。以如此年轻的岁数夺取了三年一科的举世瞩目的状元桂冠，在中国科举历史上实属罕见，所以 400多年来备受称道。
　　林大钦中状元，还有个重要的小插曲。郭子章《潮中杂纪•郡邑志补》，有这么一段记载：
　　田汝成记云：
　　林大钦，字敬夫，自号东莆子。海阳县人，年二十二及第。先是，礼部尚书夏言知贡举，上言：“单子经义策论，各有程式。迩来文体诡异，旧格屡更。请令今岁举子，凡刻意骋词，浮诞割裂，以坏文体者，摈不取。”上从之。会试既毕，夏公复召予语曰：“进士答策，亦有成式。可谕诸生，毋立异也。”予曰：“唯。” 因诸单子领卷，传示如前。诸单子皆曰：“唯。”
　　既廷试，诸达官分卷阅之。时内阁取定二卷，都御史汪公鋐得一卷，大诧，曰：“怪哉，安有答策无冒语者。”大学士张公孚敬取阅一过，曰：“是虽破格，然文字明快，可备御览。”遂附前二卷封进。上览之，擢无策冒者第一。启之，乃林大钦也。
　　夏公大骇，谓予何不传谕前语。予无以自解，乃就大钦询之。对曰：“某实不闻此言，闻之，安敢违也。”予乃检散卷簿，则大钦是日不至，次日乃领之。
　　因叹荣进有数，非人所能沮也。
　　已而，授翰林院修撰。以疾告归，未久卒。
　　田汝成是明代文学家，字叔禾，钱塘(今杭州)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广西布政司右参议。著有《炎徼纪闻》、《西湖游览志》等。上述所记为其亲身经历之事，郭子章的(潮中杂纪》是万历十三年原刻影印本，距田汝成所记述年代甚近，可信性是较高的。这里，至少可以看出这么几个问题：其一，主考官夏言按“成式 ”要求贡士“毋立异”，并按此精神选定二卷，一如薛侃所说“阁臣定孔生、高生二卷”，林大春所谓“得孔生而下十二策以进”，实误。总之，林大钦卷原在内阁中是选不上的。其二，发现并推荐林大钦这篇“逾格”文章的是汪铱和张孚敬。其三，林大钦中状元，确是皇帝亲自阅卷之后，从备取卷中“擢”上来的，所以顺德人冯奉初说：“东莆林公英年入对，振笔疾书，阅者骇怪，而知己乃在九重。”将嘉靖说成大钦知己，虽不甚确切，但也道出了这种“格外赏识”的难度。
　　嘉靖皇帝何以如此赏识林大钦之策呢?应该说，这与其喜爱苏文有一定关系。据说，当年殿试之先，嘉靖已派内侍探明：“诸贡生之能苏文者，仅敬夫一人。” 于是，状元谁属，似已未试先定。这个传说，未必是真，但林大钦以苏文取胜，却是事实。如前所述，他从小熟读三苏文章，深得苏氏笔法，根底深厚，文字明快。检视其文集序、跋，明晋江丁自申说：“以合于苏长公制科之策，不辨其孰为长公者。”就是说，如将林大钦之《廷试策》合于苏文之中，则难辨那一篇不是苏文了。明携李郭子直说：林大钦文“不袭绮丽，不事琱画”，“气鬯词雄，翩翩乎苏长公风骨”。明洪梦栋说：“东莆之于子瞻(苏轼字)，则形神俱肖矣”，“壬辰对策大廷，顷刻五千余言，排荡屈注，渟溢蕴崇，直与子瞻《万言书》争千秋之价”。清初陈衍虞也说林大钦“诸策已高踞千仞峰头，令人攀跻俱绝，所谓屈注天潢，倒连沧海者，于寸玑尺幅见之，杂置苏集，谁判淝淄”?所有这些，都非溢美之词。可见林大钦确是诸生中得苏文笔韵之佼佼者。这正是嘉靖赏识林大钦的原因。
　　必须指出，林大钦所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开始萌芽，封建社会已经步人晚期，各种社会矛盾也已暴露无遗。嘉靖初期，面对严重的社会积弊，明世宗还是想有所作为的。他曾锐意求治，惩办了正德年间为恶不仁的宦官，清理田庄，注重救灾，减轻赋税，广开言路，的确是“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但是，嘉靖后期，世宗越来越昏愦。他沉迷方术，喜爱祥瑞，以至极少上朝。土地兼并、赋税徭役繁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官场倾轧无时或息。边患严重，北有蒙古各部的侵扰，南有沿海各地的倭害。林大钦应试之时，正是嘉靖由治到乱的阶段，各种社会弊端已全面显现。而林大钦来自社会最底层，不能不说对这些社会现象早已了解得十分真切。他怀抱兼济天下之大志，本着刚强鲠直的明代士风，借着对策大廷的难得时机，直抒胸臆地提出了自己的整治时弊的政治见解。这就是林大钦策对的本质所在。说林大钦散场不至，不知传谕，这只能说是推托之词。
　　在这篇洋洋4500余言的《廷试策》中，林大钦对嘉靖发问中所略举的“耕者无几而食者众，蚕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虫蝗之为灾，游惰冗杂之为害，边有烟尘，内有盗贼”等严峻的社会现象，明确地指出，“天下之所以长坐于困乏”，原因就在于游惰、冗杂之弊。他认为，“游惰之弊有二”，“一曰游民，二曰异端。游民众则力本者少，异端盛则务农者稀”；“冗杂之弊有三”，“一曰冗员，二曰冗兵，三曰冗费”。接着他深刻地分析了游民之产生，“盖起于不均之横征，病于豪强之兼并”。所以必须“颁限田之法，严兼并之禁”，安揖游民，勒令归农。而针对三冗，特别是冗费，他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后宫之燕赐不可不节也，异端之奉不可太过也，土木之役不可不裁也。”因为，“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内府之百金，民家之万金也。以百万民家之资，费之于一燕餐，一赐予，一供玩者何限?”然后，他总结出八项除弊措施：均田、择吏、去冗、省费、辟土、薄征、通利、禁奢。只有这样，才能“田均而业厚，吏良而俗阜，冗去而蠹除，费省而用裕，土辟而地广，征薄而惠宽，利通而财流，奢禁而富益”。同时他还直言不讳地儆告皇帝：“毋以深居无事而好逸游，毋以海宇清平而事远夷，毋以物力丰实而兴土木，毋以聪明英。断而尚刑名，毋以财赋富盛而事奢侈，毋羡邪说而惑神仙。澄心正极，省虑虚涵。”
　　当然，林大钦的《廷试策》，完全是植根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改良主义思想，但他不作“迂阔空虚无用之文”，而为“衷情所激”，实实在在地阐发了“剀切时病 ”之论，特别是对“豪强之兼并”，皇室官府之“横征极取”，不惜大加鞑伐，甚至毫无忌惮地指谪嘉靖皇帝“惠民之言不绝大口，而利民之实至今犹未见者”。这些，却是不无积极意义的。而文中不少切中时弊的分析和除弊措施，就是在今天，也还很有借鉴意义。所以，可以这么说，林大钦的《廷试策》既是在形式上以其明快奔放的文笔博得嘉靖皇帝的垂顾，更是在内容上以其切中时病的政治见解和精辟论述打动了当时尚未完全昏庸的嘉靖皇帝之心。
　　
　　急流勇退及其学术思想
　　
　　中状元后，林大钦在翰林院当了三年修撰，即以“母病”为由，疏请归养，回到家乡的华岩山宗山书院讲学去了。(按：薛侃于嘉靖十一年已在华岩建宗山书院，并筑怀惠祠以祀王阳明)。
　　究竟林大钦在翰林院当了多久的修撰呢?万历年间，林熙春说是“满一岁而李疏乞归”。所以近人据此考定只当了一年修撰。但是，薛中离却说其“官词垣三年，即疏请终养，奉母南旋”。薛中离是林大钦的好朋友，比林大钦大了25岁，可说是忘年交，其所作《传》应是可以为据的，结合翰林院三年散馆的惯列，当了三年修撰确较为可信。当然，薛侃所说三年，也是个约数。如精确点说应是二年多。因为从其书信集中可知，他是秋凉时节回潮的。
　　回潮后，朝廷多次召唤，林大钦却“屡趣不起”，“屡促不就”，始终“视富贵如浮云，温饱非平生之志；以名教为乐地，庭闱实精魄之依”。为什么?其原因就在于“母病”。林大钦事亲至孝，中状元前是如此，中状元后也复如此。他任职于翰林院，“不数月而潘舆迎养。”但林母抵京后，一病不起。第二年，翁万达出京任广西梧州知府，常与林大钦书札往还。林大钦曾在信中对翁万达的离京深表思念，说是“京居洒脱，更无烦虑，惟吾子去，时系人思”。同时，更对其母卧病表示忧虑：“老母卧病，侵寻已七八月，此情如何能言。今只待秋乞归山中，侍奉慈颜，以毕吾志尔。”在《与卢文溪编修》的信中也说：“老母病较弱，终岁药石，北地风高，不可复出矣，只得乞恩侍养。。”非常清楚，林大钦“乞归”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老母京居生病，他又孝心殊笃。
　　然而，促使林大钦辞官归里的，还有其更为根本的原因。如所周知，在科举时代，考官就是得中举子的老师，称有司，也称座主。考生则是门生，入仕之后，一般都必唯座主之言是听。都御史汪铉阅处林大钦考卷，并同张孚敬荐之于嘉靖，理所当然地就成为林大钦的座主，对林大钦的仕途必将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张、汪两人敢于不顾夏言的“传谕”，推荐“逾格”的文章，确也难得。而历史现象竟是那么错综复杂。偏偏发现千里马的“伯乐”，却都是群僚侧目的权奸。这对刚刚涉足宦海的林大钦，不能不说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张孚敬，原名璁，孚敬是嘉靖所赐。他在大学士位上，参与了朝廷重要政务，曾清理过勋戚勋田，做了一些好事。但为人刚愎狠毒。在拜学士之后，因“诸翰林耻之，不与并列”而深为愤恨，后伺机将诸翰林或调任，或罢职，使“翰苑为空”。后又排挤走首辅杨一清，并曾利用薛侃上疏事企图陷害夏言而一度被削职。汪鋐为人奸诈，“肆奸植党，擅主威福，巧庇龙等，上格明诏，下负公论，且纵二子为奸利”。林大钦一入仕途就面对着这么两个座主，这就难怪他要视官场为畏途了。合污固非所愿，为求洁身自好就不得不一走了之。正如清代的郑昌时所说：“先生正色立朝，与附势者不相入。后有贵人屡书招先生去，先生辞谢，知权贵之难熄也。”林大钦自己在诗文中时有“朱门矜是非”，“世事乱如麻”，“山高不可登，河深岂可厉”，“帝乡不可愿”，“荣名安所须”，“勋名何足营”?“游子颇念吾乡，不为一官羁缚”，“人生不须做官，只能孝亲、弟长、亲贤、爱人”。而—朝获准回潮，就认为是“从兹脱樊笼，卒吾所好”。
　　林大钦生活的时代，正是王阳明心学开始盛行，并进而发展到足以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时期，潮州各地不少名人显宦，诸如薛侃一家，杨骥兄弟，陈明德，陈思谦，以至功名显赫的翁万达等，都是阳明心学的崇拜者。这使王阳明也不禁为之感奋，说是“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者”。林大钦与这群学人，多是至交，常与切磋心学心得，深受阳明学说影响，虽未登王门，接受阳明先生的耳提面授，却已深得良知之旨，故不能不说是王阳明的私淑弟子。实际上，他上京赴考，已曾参加过王门学者40多人的聚会。后回潮讲学，讲的就是阳明心学。《华岩讲旨》就是他的讲稿，也是他心学研究的代表作。
　　在《华岩讲旨》一文中，林大钦论说的中心内容全在论心学道，这是心学的内核，是研习心学者首必弄清的问题。因此，他一落笔，就明确指出：“诸贤进学，先须理会此心。”林大钦认为，“此心广大虚空，原无取舍爱恶”，“此心神秘无二，本自条理”。这显然与此前区别气性善恶，区别“本体无欲是非之心”与“世情之心”的主张(这种主张一如朱熹的区别“道心”与“人心”)，已有原则上的区别。尽管文中还有“妄心”与“正心”的区别，但他将这个区别限定在“妄心即正心”的前提下，其区别也只是从体用动静上来说，正所谓心体原本“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心动则妄，不动何妄之有”?也就是说，妄心复于不动，也就无善恶，就是“正心”了。因此“心本无欲，以妄为欲；心本无妄，见欲则妄”，“见可欲而不乱，则性定矣”。最后，“天下殊途同归，百虑一致”，“是以君子扩然大公，物来顺应”。
　　所有这些，的确一本王阳明学说，正如黄挺先生所一再指出：林大钦的“《讲旨》论述是以阳明学说为依归的”；“《华岩讲旨》论心说道的言论，几乎都祖述阳明”，“连用语都从王阳明那里搬来”。在王阳明看来，人人都有良知，因而“致良知”的修持方法自然也应该是简易的。林大钦在《华岩讲旨》中在强调读书穷理的重要作用时，也强调了这一良知说：“诸贤须知吾道原从自心，实存自得”；“圣贤百言，异世同符”；“尧、舜、孔、颜之道，原是愚夫愚妇天然之心”。本着这个精神，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强调修持简易说：“夫道之至迩至易，不得外求”，“良知故易，良能故简，易简天下之理得也”。“易简之性，本不落于想象 ”。对因主易简而出现的“不须读书”的误解，他在《讲旨》中给予反驳：“若谓读书为心累，则必不读书，便有必不读书心累”，“无心累者，安得书累”。
　　应该说，林大钦的论述，对阳明学说还是有所发挥的。特别是《讲旨》中说：“千古圣贤说学，真实平心，原从吾人各足之心。如尧曰‘执中’，文曰‘缉熙 ’，孔曰‘一贯’，颜曰‘博约’，曾曰‘至善’，思曰‘明诚’，孟曰‘性善’，周曰‘无欲’，程曰‘性定’。”接着他分析说，这些学说，谁都听到了，谁也都能讲了，但如果“不察其义”，“不会于心”，就如同“暝目而辨五色，闭耳而审五音”，那么，即使是“师旷耳提，离娄面命”，也不能得到了。为此他强调说：“诸贤须知圣贤千言万旨，皆是形容吾心妙义，乃知至道真从心得，非由拟议。”然后他从什么叫“执中”，什么叫“缉熙”，什么叫“—贯”．．．．．逐— 进行阐发。这分明在构建他自己的心学道统，确有其独特见解，非唯阳明之马首是瞻。联系到他对薛侃《惠生八问录》的评断：“近蒙寄《惠生八问》，虽辨问周明，莫非实事，然觉毁誉之心未忘，而精察之功少慢，若顾形迹声色之末，非我廓然无情之体，势将治己约，而望人周矣。”其不完全囿于王学的倾向就更明显了。这一裁断是很不客气的，其精神与《华岩讲旨》有关“妄欲之心”的分析可谓一脉相承。
　　此后，由于与罗洪先(字达夫，号念庵，嘉靖八年状元，授修撰)，王畿(字汝中，号龙溪)，林春(字子仁，号东城)等信札往还密切而深受龙溪、泰州学派的影响，他的学术思想越来越突破了阳明学说的藩篱。他不但在给友人的书信中经常阐述他的新观点，而且似还有新的学术手稿问世，所谓“年因无事，遇兴辄书，遂尔满轴”；“欲献疑于兄(指王畿)，以求反启于我”。同时，还修改了他的《华岩讲旨》。因“近有友人刻传，偶取一帙读之”，“觉旧日字义有未融处，故而略加删定”。综观林大钦的信札，他后期的学术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新的主张：
　　一、以“现成良知”论，否定了王阳明的“良知”说。林大钦在《与王汝中兄》信中说：“善恶同于幻化，思虑等于冥蒙，清净均于大道，灭绝齐于生发，故混于物而不垢，离于物而不净。”他认为“人心之真，万古不磨，原自廓然，非由圣传而有”；“不传而自明，不求而自至”。这就是说，“道”妙在“无为”，一切都不必去做，求其自然就是了。
　　二、以“无思无虑”否定“读书明理”“致良知”的修持方法。林大钦主张本体即工夫。他认为，由于“道以无为为妙”，“非人力为之”，所以心学之道只在于让心纵横自在，无思无虑，即灭即生。在他看来，什么“致良知”，什么“读书明理”，都是不可为的，也是多余的，而且可以说是书读多了反而把人弄糊涂了。他在组诗《感兴》中，对这一思想更是抒发得淋漓尽致，诸如“所困在群书”，“开颜抑遗帙，茫然失所宜”，“神德本自然，岂为知识迷”，“斯理苟能明，何必读多书”等等否定“读书明理”的诗句，触目可见。
　　三、以“托志泉石，安命乐天”否定“立德、立功、立言”的道德观念。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封建时代土大夫公认的价值准则，被称为“三不朽”。林大钦撰写了《驳<左史书>》一文，对这“三不朽”给予无情鞭笞。他严肃指出，以此“三立”为不朽，让人们去“奔走功名，跷足富贵”，那是“诡异流遁，饰行动众”，使人丧失本性。为此，他极力主张“托志泉石，安命乐天。纵心容冶，逍遥自然”。与此同时，他一反“无欲”主张，提出了“今之所称无欲者，寡欲而已矣”的新的道德价值取向。当然，这种“寡欲”主张与否定“三不朽”似一致，又不一致。否定“三不朽”不是“无欲”了么?大概“托志泉石”也是一种欲罢。
　　林大钦学术思想上的变化，有他个人的社会经历的特殊原因。嘉靖赞赏他的文章，但嘉靖远非明君。他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实施，朝政日非以至根本就不可收拾，“从此功名之心益消，任放之情转笃”阳。从积极人世到消极出世，从致良知到道妙无为，从读书明理到何必读书，这都是林大钦的必然归宿。而阳明心学的发展规律似也可从中悟到其必然性。
　　
　　归隐林泉及其品操诗风
　　
　　林大钦因年轻夺魁而为世所瞩目，也因年轻早逝而令人扼腕。但他究竟活了多少个春秋，却又向来众说纷纭。较为一致的是说他“死年三十六”。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李勋的《说映》，以及《潮州志•丛谈志》都取此说。但从《林氏家谱》却可以推知，林大钦实则只活了33年又8个月，只能说是“死年三十四”。三十六之说应是按俗例以虚龄三十五加“积闰”计出的，并无矛盾。考林大钦生前自己结集的《咏怀诗集》，始自登第以前，终于嘉靖二十三年。视此，《林氏家谱》这个手抄本载其卒于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也应是较为可信。
　　对于林大钦的早逝，向来诋毁之言颇多。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潮人林大钦“披猖蹈淫以死”；李雨林在《罗江县志》中也说林大钦中状元后，“寻以酒色亡”。这都是毁誉之词。林大春《东莆太史传》说林大钦“寄意于诗酒台榭声技之间”，“客至，或莫见其面”，责之为“简抗”，“隐居自废”，“交游却步”，也是不加分析的失实之论。论者或据此考断林大钦后期“不再讲学，不再关心时政啕，也不是负责任的说法。
　　事实是，一来他事亲至孝。如同林熙春所说“母安则视无形，听无声，纵寒暑不辞劳瘁；母病则仰呼天，俯呼地，即鬼神亦尔悲哀”；“母死则骨立支床，吊人殒泪；母葬而跪行却盖，观者蹙眉”。他为母病而乞假奉母南归，“爰出都门，沿途就医，多方调理””。第二年，又为“老母病较弱，终岁药石”，而特向李序庵阁老去函，“乞恩侍养”，并为此要求“降出(外放任职)”。回潮之后，虽有摆脱樊笼，啸傲山林之乐，但一开始没有安居之处，曾“迁借无常”，“后念老母垂暮之年”，为养母故营造府第。又因感“土木之华，豪杰所耻”，加以“力之不逮”，所以迟迟不得进展。老母一死即认为已完工的一部分“已为废物”。因此深感无能力也无必要将宅第建成了。这就是当年状元府只落得“府存墙而无堂屋，门存框槛而无扉”的原因。林大钦的确是一切都围着老母转的。老母于庚子年 (1540年)死，他就万念俱灰了。真如在《复翁东涯》函中所说：“自失承欢，忧病漂泊。杜鹃之愁，日夜转深。望云兴悲，对鸟泪下。居则若有所亡，出则侗然不知所往。”杜鹃啼血!薛侃和林大春为他所作传，都提到他在葬母归程中“道病”，怕就是悲痛过度而咯血于途中
　　二来他于师友可谓情真意挚。也如林熙春所说：“同心如谢如黄，或约婚姻，或推衣食，无为贵贱改节；刎颈若洪若许，或为修墓，或为扶榇，岂以存亡易心。 ”这方面，薛侃在为其撰传时，也早已记载得十分明白：“昔与洪震父、许郁园及谢生、黄生交。震父早逝；假旋，郁园亦亡，太史亲为扶榇，俱为经纪其家。即谢生、黄生亦时相扶进，庶乎始终者。”此后，林大春在撰传时，不知从哪里得出“谢生、黄生之徒，辄稍稍引去。客至，或莫见其面”，“以致交游却步”，“隐居自废”这么一个子虚乌有的结论。林大钦曾在《与孙西村》函中早就表明了“不于富贵贫贱上起分限”的心迹，又曾在《与王汝中论东廓》函中极力阐倡：“交浅言深，君子所戒。”对朋友是如此，对老师就更是如此。澄海隆都陇美村的黄石庵先生曾执教于仙都村。他见林大钦天资聪颖，非常器重。后来曾把林大钦带回陇美村就读。林大钦中状元后，特将黄石庵接到京城。黄还被皇帝钦赐进士出身。为进一步报答师恩，林大钦还请旨在陇美村建造“状元先生第”，至今这座宅第还基本完好。大门石匾上勒“黄氏家第”，并有“门人林大钦题”的落款。门联为“状元先生第，进士世范家”，均为林大钦手笔。状元先生第与远未完工的状元府形成鲜明对照。饮水思源，一至于此，实属难能可贵。
　　师友之外，他还做到“亲者亲，而疏者亦赖以举火”。关于族人赖以举火(即生火做饭)事，明万历年间郭棐在《粤大记》中说得很清楚：林大钦返潮后“筑室东莆山中，以聚族人。族里待之举火者数百指”。林大钦在《复王汝中》函中也说他回潮后见“族人无居”，即“强力先为营度”。可见其敦厚品性。即使在“顷得奇疚(奇怪的疾病)”之后，仍十分关切当地民生。他不止一次地给潮州知府龚浞(龚少东)去信，不厌其烦地要龚知府顺时令，重民事，申孝弟，崇节义，省器用，恤孤寡，治沟渠，修传舍，清径路……。据薛侃撰传所载，林大钦还曾亲自倡筑东莆一带堤围，使“东凤诸村赖之”。
　　三来他怡情山水，优游典籍。林大钦回潮后尽管山居蔽塞，还时与诸友朋寓书问学，切磋心得。他留传下大量的书札，仅收进《林大钦集》的就有55则，何来 “交游却步”?他既于华岩筑室讲学，又勤于著述，仅《林大钦集》中的杂著就有7篇，另还有若干篇已失传。诗歌创作成果甚丰。他生前自己编定的《咏怀诗集》，断至去世的前一年，各体诗共356首。“隐居”是隐居了，又何来“自废”?何来“酒色”?何来“披猖蹈淫”?如果说，他的诗歌中有谓“壶觞时独进” 就是“酒色”，那么，李杜皆可称为“酒色之徒”了。
　　应该实事求是地说，林大钦的早逝，原因全在于他的体弱多病。他在《咏怀诗集》的自序中就有“钦病体羸弱，流落丰草”之叹。可以说，自乃母逝后数年，他基本上是在病榻上度过的。在他不少书札中都可以检视到此不争的事实。随手摭拾几则：《答诸友问疾》：仆将摄失宜，一疾沉顿，漫侵时日”；《复翁东涯》：“ 自失承欢(指母逝)，忧病漂泊”；《复邹一山》：“自尔失恃（也指母逝），忧病漂泊，耳目聪明，凋落殆尽，不复有人世之思”；《复王岩潭同年》：“钦自失恃，忧病缠缚，云泉懒性，已不可言”；《与谢以忠兄兼简诸知己》：“钦再罹于疾，几于不生，赖有天幸，得延余息，计须周年调摄，始获苟完”……似此，叫他还怎么去关心时政，去讲学呢?正如他在《与谢以忠兄兼简诸知己》中所陈明的：“肌肤羸弱，精神蹇涩，胸中虽有伎俩，难于酬世矣。”力不从心呵，哪里是“恣情自废”?又哪里有寄意于“台榭声技之间”的闲情逸致。如果是喝口工夫茶，听听潮州音乐，看看潮州戏，哪又有什么可以非议的。怎么越到后来毁誉之词越升级?
　　还必须指出的是，林大钦不少诗文是作于这后数年的，显见是抱病之作。如前所述，给龚知府的信札可说是为民请命，写于患病之初。嘉靖二十二到二十三年间，他养病已三几年，尚见有二则重要书札。一是《复薛中离》，书中以评议薛侃的《惠生八问录》，大谈心学，最后还强调说：“今不孜孜于道之所当务，而徇众人之所知见，则慢易鄙吝之心易生，而精微神化之体难人。”并以劝勉的口气指出：“此吾与丈(指薛侃)之所共忧也，幸相与戮力勉之。同心肝膈之言，万毋以为狂躁。”矢志于学术，哪里是“恣情自废”?二是《复东涯(时为陕西右使)》。当时，由于蒙古俺答部侵掠北部边境，战火连年未息。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二月，翁万达由四川按察使调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赴西北前线指挥战事。林大钦对此又担忧，又振奋，说是“果信致命效筹，为国树功，不在甲胄，而在我儒生也”。他在这则复函中，特表示慰问，并大谈古今用兵之道。可见其关心时政之心未泯。
　　林大钦归隐林泉之后，固然有理学研究上的某些成就，有《华岩讲旨》之类的学术文章问世，但由于阳明心学发展的复杂因素：外有代表儒家“正统”的程朱理学，内有泰州、龙溪等新的心学学派的建立，所以不管林大钦如何以理学家自居，也不管林大钦有多少灼见，他的学术成就毕竟是有限的，成不了什么气候的。这期间真正的硕果还在于他的诗歌创作。故明清学者除彰扬其《廷试策》外，就多称赞其诗作成就。薛侃在所撰传中就说“所作诗萧然自放，非樊笼所囿者”。万历年间曾迈在序《咏怀诗集》时，更是赞赏不已：“其古者脱去脂粉，独餐云霞，有夏松殷柏气象；睹怀古感兴诸篇，洋洋乎固陶、谢、稽、阮之遗风也；其律者又多奇特闲旷，以古意叶声偶，而不妄铸一辞。”清康熙年间，陈衍虞在序《东莆先生文集》中也对其诗文给予很高评价，尤对其五言古诗十分推许，说是“绝有陶彭泽风味 ”；其他各体“亦萧然自放，骨带烟霞”。及后，王岱在任澄海知县，序《林东莆先生全集》时，表明他极其喜爱林大钦的诗，曾致函陈衍虞“转购之”，后得林大钦从孙林翮千送来手抄本，不禁“为之吟咏数过”，深感其诗“蕴藉和平，幽闲淡雅，宛然陶、阮风范，令人躁累尽释”。饶宗颐先生也在《林东莆先生文集》的按语中推许其诗风“冲淡闲适，有类陶韦”。
　　可以看出，对林大钦的诗歌风格，都评裁得恰到好处，也论述得很为一致。林大钦的诗风的确是简朴自然、淡远清旷、萧散闲适，造诣是颇高的。这当然与其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环境造就人，当然也造就其诗作。自乞归养之后，他过的是“怀古问经，畜鸡种黍，亲学老圃”的幽居生活，吟咏的也就是这个中乐趣。细检他的诗集，反映其归园田居的生活志趣的诗作占了绝大部分。请看，他放浪于山林：“垂纶消白日”，“看山忆采薇”，“登陟岭幽绝”，“水白共追寻”，多么幽然舒心；他骋怀于园丘：“日与园林亲”，“怡然丘园春”，“脱巾卧松下，起听风蝉鸣”，“挂衣丛薜上，时卧青萝中”，“有兴寻亲侣，尝新剥枣瓜”，“主人卧起开云籍，春风并坐笑从容”，多么萧散自得；他寄趣于事农桑：“自施锄艾力”，“耕凿复忘机”，“耕种移白日，暑获岂不劳”，“今年春穗熟，幸免寒与饥 ”，“辛勤何足道”，“农父月中归”，多么兴致勃勃；他纵情于诗酒；“沉吟昔人诗，斟酌黄花酒”，“田鸡水鹳欢并得，对酒狂歌可自由”，“粤歌鲁酒春相问 ”，“不妙杯酒付清歌”，“人生得意能几何，斗酒相逢倾怀抱”，多么浑朴清狂。
　　当然，林大钦饱读诗书，有过兼济天下的壮志，虽未遇明主，夙愿难酬，也还未能完全忘情于尘嚣，忘怀于功名荣华。他后期虽否定“读书明理”之说，但实际上他还是一直离不开书。书中自有一切嘛。披阅其诗，与书字联系在一起的句子比比皆是：“引玩书连屋”，“抛书竹共眠”，“赏心散逸帙”，“横经(典籍)幸不违”，“起拨云书乱”，“携书曳角巾”，“枕席琴书满”，“萧瑟拨书眠”。可见他还是不愿把书抛弃的。还有一首《披籍》诗，颇可见其惜书，抛书，无可奈何的心境：
　　萝苔协素尚，云籍展清幽。
　　激发兴亡事，萧条古今愁。
　　华名终寂寞，出处任虚舟。
　　信步生涯晚，吾行何所求。
　　看，满壁萝苔，正映照诗人高尚素洁的情怀；满屋书籍，展现的是清幽简朴的境况。书激发起诗人关切古今兴亡的豪情；但到头来又空有华名。只有虚舟泛逸，随意自然，没有所求了。
　　林大钦壮志不酬，心境是难以平静的。所谓“勋庸乖昔愿，飞锡邈难期”；所谓“空余千古思”，“浪迹轻王侯”；所谓“每从风雨殊烦恼”，“谁将造次嗤荣辱”，所谓“英雄休说夸当时”，“愧似相如赋《子虚》”；所谓“芝兰植幽谷，而无媚世姿”，“吾愿植芝兰”，“岁寒不改操”。这些不平之鸣，若隐若现，表露得颇为淋漓，也颇为婉转。再看他的一首《遣兴》诗：
　　他日事主曾无赖，欲写狂言献至尊。
　　而今篱落缘生事，浑却悲欢到我门。
　　在诗人看来，当年向皇上献上《廷试策》，乃是勉为一试的“狂言”而已。如今归隐林泉，顺应养生之道，什么悲欢之情，全然到不了我家门。全是违心的话! 这其实就是哀怨，就是不平。真正的世外桃源是没有的。无悲欢，实则就是几多悲欢，几多忧愁!不信，再检一些句子看看：“把叶烹茶坐复行，孤吟照月又三更 ”，“白露滴秋月，壮心悲暮年”，“不觉伤时暮，空似漆园(庄子曾隐居漆园为小吏)清”，“为是伤春思，深尊坐不归”，“仍余今古思，萧索增暮愁”，眷然怀古今，惆怅情何极”，“鸣蛙浑乱聒，谁谓春宵幽”，“蝉声悲古树，鸟语度薰风，“可怜清霜夜，飘零何处归”，“中宵思寂寞，苦被愁蛩鸣”，“松筠归卧处，萧瑟养残生”。似求寂寞，又不甘落寞；追寻归隐之乐，却又充满感伤。蝉声是悲怆的，流萤是凄冷的，蛙声是恼人的，酒常独酌，诗长孤吟。还有荒斋、陋巷、孤林、寒鸟、饥雀、枯木、伤春、伤时、无伴、无眠、不寝、独步、独坐、独游、独归、独宿、独卧，不一而足。何其孤寒，何其寥落!这大概就是隐者的真实写照罢。难怪他景仰范蠡、张良的功成身退，敬慕诸葛、安石的隐居而后出山成就勋业，不禁“眷焉兴思”，写了：六首《咏史》。所谓“瞻依昔贤，实获我心。景望弗逮，徒增高山之仰”。这才是他稍稍逸出的心声。
　　如果说，这种表达方式还较为隐晦，较为婉转，那么，他的一首《啸歌》就可谓是直抒胸臆了：
　　青山谁与歌，白云空婆娑。
　　壮心徒激烈，岁暮将若何?
　　三杯起高咏，一啸净秋波。
　　纵横何足道，意气郁嵯峨。
　　聊作翻译，就是：“青山无言，白云漫自舒卷。空有激越的豪情胜概。一年年过去了，年事渐渐高了，总是壮志难酬，还要怎么办呢?痛饮三杯，当可乘兴高吟；仰天一啸，秋波也为澄净，以天下事为职责这本来就是何足挂齿的嘛。为此，当自保持着这堪与青山试比高的浩然之气!’’抑郁之情，久积必发。这才是当年对大廷，“咄嗟数千言”的林大钦!
　　林大钦的诗歌，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以心学义理入诗。这虽失之虚玄，也可能有乏味之句，却也别具哲理，别有风韵。其中也不失有琅琅上口的佳句，如“心在万物外，身在万物中”，“德由天性合，道以形化流”，“一身自潇洒，万物何嚣喧”，等等，卒读之后，颇感余味无穷。而更多的句子，从理学的角度看，倒是有不少警句，如“君子重慎独，恒德终不移”，“断除嗜欲思，永彻天机障”，“吾志在择善，毋然枝叶繁”等等，即使在今天读来，也是有一定诲育意义的。
　　有的著述说林大钦妻妾三人均无子。这又是失实之说。林氏家谱上明载着“一子少甫，为吴氏所出”；其墓碑上也刻着“孝子天继泣血立石”字样。但寒儒穷裔，事迹一无可考，联系到其未竣工的状元府的残败景象，也联系到他去世之后所谓御赐的状元粮山也只不过是一小片墓地的情况，的确是令人心酸的历史现象。当年天继(与少甫当同一人，一为名，一为字)，在墓碑上赫然大书“泣血二字，其哀伤之情是不难理解的。
　　
　　附：林大钦故事四则
　　
　　一、改名
　　
　　明朝正德年间的一个隆冬腊月，在海阳县东莆都一个叫仙都的村子里，一户姓林的贫寒人家，一个小孩呱呱堕地了。他叫林大茂。大茂从小十分勤奋，幼年在私塾读书，即已聪慧过人。
　　有一次上课，大茂偶因困倦，伏案昏睡。塾师叶秦把他推醒，顺口吟上一联，不无讽喻地说：“困困昏昏，昏昏困困，越困越昏，越昏越困。”大茂当即毫不客气地回敬了下联：“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先生先死，先死先生。”先生是个双关语，明指先出生，暗喻塾师。叶秦一听，不但不生气，反而称赞大茂有捷才，并也用双关语，再吟一句：“竹架满园，岂能成林大茂?”意思是说：满园遍搭竹架，怎能成林而茂盛呢?大茂心想：好个叶先生，把我的姓名也入联了，我也得如法炮制。他稍一沉吟，对句又脱口而出：“梅花魁首，何曾从叶先生?”意为：堪称花魁的梅花，哪里是先长叶后开花?字面上则以叶先生对林大茂，同样用反诘句，同样意带双关，十分巧妙。至此，叶秦深为叹服，预知这孩子长大了必将“大魁天下”，所以特为他改名“大钦”。“钦”取意于皇帝“钦点”，“大钦”也就含有“ 大魁天下”之意。
　　
　　二、善对
　　
　　林大钦15岁时，以优异成绩考中秀才，年纪虽小，名气却越来越大。
　　有一次，太守夜巡，到西门楼时，更鼓敲了四下，而转到东门楼时，更鼓却敲了三下。太守气恼地传讯门吏并写下对于，限三天内一定要对好，否则就要问罪。对子是：“东楼三，西楼四，更鼓不明，不明更鼓。”门吏苦苦思索，不能对上，于是前往求助于林大钦。林大钦略一吟哦，下联脱口而出：“南斗六，北斗七，诸星灿烂，灿烂诸星。”门吏大喜，急忙抄去呈献太守。太守见对得十分工整，询知出自大钦，免了门吏之罪，还派人前往大钦家嘉勉一番。
　　林大钦不但才思敏捷，而且善于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创作素材。他中秀才之后，银湖村有一绅士慕名聘请他到家中课子。见面时那绅士见其年轻，想试他一试，于是吟道：“银湖院后虎耳草。”大钦一时难得好句。回家路上，边走边想，不觉来到金石宫，抬头一看，龙眼树正花开满枝，触动灵感，说道：“有了，金石宫前龙眼花。”此联分明工于上联(上联实为拗句)，那绅士不得不叹服了。
　　原拟定一学期束修5两。但年届岁暮，还不见乡绅送课金。因回归心切，林大钦不得不开口索取。乡绅竟欺其年轻，反诬大钦是到其家寄读的，倒要大钦交还学金。于是闹至县衙。时遇阴天，公堂案头上点着一支明烛。县令对大钦说：“本县今有一联，若对得上，就是塾师，课金当加倍判还；若对不上，则是学童无疑，学金还须如数交清。”大钦欣然答道：“门生愿聆上联。”县令即说：“一支烛，审条案，白白明明，照见东西南北。”这些来自现实生活的文字游戏，是难不倒林大钦的。只见他略加思索，当即对道：“五两银，课个馆，寒寒冷冷，笑迎春夏秋冬。”县令服其才，遂判定乡绅向大钦赔礼，加倍送还塾金。
　　
　　三、定亲
　　
　　林大钦18岁时，不幸丧父，家境更加困难，不得已边教书，边自修。
　　当时，西林村有一孙员外，膝下三女，老大、老二已分别嫁给陈一松(后累官工部侍郎)、翁万达(后累官兵部尚书)，唯有三女尚未定亲。那一年，孙员外寿辰，孙家举办了祝寿盛宴，陈、翁一齐赴席。
　　这一天，林大钦独坐书斋，正感无聊，忽然有个乞丐前来要饭。林大钦随手挥毫，写下了“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堂”的对联赠送乞者，嘱其拿去贴在孙家门口，必获厚赐。这一来，可就惊动了孙家上下。孙员外赶来一观，不禁连连称赞，厚赠乞者，并询问写联人。乞者如实相告，孙员外当即想请大钦入席。翁万达说：“这样随便去邀请，人家是不会轻易前来的。请将不如激将，还须如此如此。”随之，万达制一字谜，嘱乞者转交大钦。
　　林大钦接过便笺，展开一看：“食尽牛头肉，借刀杀猪烹；传书人未到，一言寄丹青。”这分明是“午刻专请”四字，大钦一看即已明白，欲待不去又怕被耻笑猜不懂，于是整衣赴宴。
　　宴席上，大家少不了一番揖让。按俗例，大钦是教书先生，应居首席。时已中进士的翁万达却只能退居末位，很不服气，谈笑间，拟作一联，说：“目珠子，鼻孔子，珠子何为孔子上?”大钦知为讽己，随口应道：“眉先生，须后生，先生不如后生长!”翁万达利用珠、朱谐音，隐晦地诘问孔子、朱予的地位，以暗谪大钦之不恭，的确别出心裁；林大钦则运用眉须生长的先后长短现象，说明后来可以居上，也十分巧妙。
　　当然，大钦也明白，席中自己年龄最小，一联对过，就蹲在椅予上进食，以表谦恭。万达见其形态可笑，又趁机打趣：“叉手蟹，鞠躬虾，专敬林先生仔。”大钦又迅即对道：“献爪龙，展翅凤，特朝朱天子翁。”至此，翁林互相叹服。出于怜才之心。在陈一松、翁万达的撮合下，孙员外随将三女许配林大钦，从而成就了孙家“三女贵”。
　　
　　四、过河
　　
　　林大钦中状元后进翰林院不久，就以“母病”为由辞职南归。有一天，他来到一处渡口叫渡。船夫一看，知是新科状元到来，很想试试他的才华，便笑着说：“ 林大人，小的出一对子，您若对得上，我立刻渡您过河……。”林大钦知其用意，便接口说：“若对不上，我自己游过去。”船夫说：“不敢，若对不上，就请多待会儿，等人多了，才一起过渡。”大钦爽朗地说：“就请赐教了。”
　　原来，船夫先观察到南岸一载满西瓜的小船，被风吹到北岸，早已成竹在胸，所以当即吟道：“南船载西瓜，被东风打入北港。”大钦一听，哟，这船夫倒也不俗，12个字，竟有四个名堂，而且东西南北都恰到好处地入联了，要随意应付一联，固然不难，只怕太平庸了，反被耻笑，因而沉吟良久。
　　正当大钦颇伤脑筋之际，忽见岸上一盛装少妇，对着身旁一婢女装束的小女子说：“夏莲，去找只春蕊(潮俗也称花篮)装些冬蟹，送往秋溪李老爷处。”大钦受到启发，即景生兴，回头对船夫说：“春蕊装冬蟹，命夏莲送往秋溪。此联如何?”船夫一听，用春夏秋冬对东西南北，铺排十分适宜，不禁连声称妙，立即恭恭敬敬地渡他过河。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闯大军攻陷北京，年仅34岁的朱由检自缢于煤山。接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满清铁骑一路南下，朱明王朝在东南数省勉力支撑残局，小皇帝屡次迭更，南明政权岌岌可危。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潮人中的数位精英人物，奋起辅明抗清，在南明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可歌可泣的一幕。其中就有被称为潮州后七贤和揭阳戊辰四俊之一的黄奇遇。
　　黄奇遇，字亨臣，号平斋，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卒于清康熙五年(1666年)。揭阳渔湖广美村人。黄奇遇的祖先原居住于潮阳坡美，迨元代中叶，黄凤溪始迁渔湖，至黄奇遇已是广美黄氏的第11代。祖父黄植槐，号少斋。父黄弘宪，字浩然。黄奇遇共有三兄弟。奇遇居长，二弟洪遇，三弟正遇。
　　黄奇遇小时家境贫寒。父常于农余外出谋生，后竟一去不归，客死他乡。为此，一家生计全落在母亲林贞慈身上。黄奇遇事母至孝，从小就负起了拾粪积粪之责。他是个苦学成才的典型。无钱进学，就在书斋外静听塾师讲课。他聪慧强记，不但对塾师所讲书史、诗文耳熟能详，而且常为塾中学子代续字句。塾师陈宝石发现后，既爱其慧，也怜其贫，于是将其收进塾中培养。黄奇遇进学之后，更加勤奋攻读，终于在弱冠之年考中秀才，接着又考取府学廪生。
　　天启七年(1627年)，熹宗去世，朱由检即位，是为思宗。翌年，改元崇祯。思宗“即位之初，审机独断，割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的确很想来一番作为。他除了大诛魏党，还传檄天下，会试贤才。黄奇遇得此机缘，应时大抒蕴藉，于天启七年乡试秋闱中举。第二年即上京应戊辰科试。终于春闱脱颖而出，得登进士。这一科，潮人同榜登第的共有揭阳郭之奇、黄奇遇、宋兆禴，海阳辜朝荐，饶平梁应龙、杨任斯，普宁陈所献以及程乡李士淳。因程乡后改嘉应州，后人遂将李士淳计开，称其余七人为潮州后七贤。辜朝荐因在揭阳投考，列为揭阳举子，故与同榜三位揭阳举子一同被称为揭阳戊辰四俊，并建“龙飞首盛坊”于揭阳城宣化街。这就是民间所称的“四俊坊”。
　　黄奇遇登第后，按例给假四月省亲、完婚。他回乡后，一连数月寻访乃父而未得，只得返京候选。但尚未授官，却惊接父亲客死异乡之确讯，旋即挂孝、告假，回乡守制。直至崇祯三年(1630年)冬，黄奇遇终三年之制，孝满服除，方才回京等待起复。第二年，固安县令空缺，吏部拟选能人出任。固安县位于永定河畔，邻接京城，乃属水陆要冲，向称难治。前两任县令均因故或下狱或被贬，令人视为畏途。经一番遴选，黄奇遇被认为有“边才”，终于被授为固安县令。
　　到固安履任不久，黄奇遇即发现县尉不尽守土安民之责，只知敛财扰民、以至诬良为盗，以从中渔利。为此，衙役更是为虎作伥，残害百姓。黄奇遇决意安抚循吏，严惩奸宄，革除弊政，宽待良善。他及时受理对虐民虎役的控告，严治现案，追究前恶，一一按律治罪。他还将办案惩奸情况刻于碑石，以儆后人，使“残者苏，毁者葺”，生聚教训，士庶以安。他见前任县令刘伸，因获罪下狱，未有后嗣，怜悯之下，购买了一婢女入狱服侍，使刘伸生得一男。后刘伸获释，感戴不尽。其宽厚之怀，即此可见。
　　崇祯七年(1634年)，黄奇遇秩满按例晋京，听候别调。这往往是个升迁机遇，但当时太监张彝宪专权，黄奇遇不为屈服，加上固安建城之事未完竣，故请求仍回固安继任原职。固安向来未筑壅城，“濠浅堞卑”，防御不力。前任县令秦士奇曾予兴修，但资费不足而未竣。黄奇遇上任后力主续建。他朝夕犒劳役工，加紧修筑。见资费不足，他一面带头捐资，一面多方筹集，还用犯人赎罚的款项，购置铁器，鸠集锻工，制造各种大小铳炮，练兵备警。
　　崇祯八年(1635年)，清兵南侵，直人畿辅，所至掳掠烧杀。固安的富户人家为避兵祸，已有不少人带着家眷，携着资财逃往内地。面对兵临城下，人心惶惶的局面，黄奇遇一面晓喻百姓，表示大敌当前，决当坚城御敌；对倡逃者，将杀无赦，多方安定人心。一面亲自率兵登城守御，日夜防备，以至膳宿均上谯楼。对士卒，他既能严令约束，又能爱惜有加，病者及时授药，寒者及时添裘，并不时以牛酒进行慰问。对四乡百姓避乱入城者，也借给粮食，以助不足。在林木茂密的地方，黄奇遇虚立边帅旗号，以为疑兵，使清兵探不到虚实，未敢妄动。黄奇遇以逸待劳，直至清兵老营主力到来攻城，他即“命擂鼓传喊，声振林木”，并指挥以炮火轰击敌群，一下子“毙数十人”，大队清兵见状，知防守周密，于是披靡而逃。这一役使清兵丧胆，也使固安人感念不已而祀其为名宦。
　　不久，朝廷调黄奇遇任东安县令。他到东安之后，即着手革除宿弊，剔除了侵害百姓利益的摊派银三千余两。崇祯九年(1636年)，黄奇遇又一次上京朝见皇上，因“对策称旨”，被提拔为翰林院编修，参与修撰《熹宗实录》。接着任太子春坊中允兼皇上起居注之职。此后因母逝，黄奇遇告假回乡丁忧。这一去，恰遇甲申国变。李自成大军入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打败李闯农民军，河山为之变色，而黄奇遇尚在守制之中。
　　清兵入关，一路南下，福王朱由崧于同年五月继立于南京。第二年改元弘光，时已是清顺治二年。这时，黄奇遇在家，既因孝服未除，又因耻与弘光朝中擅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共事，所以没有前往辅政。一年后，清兵攻陷南京，掳福王北去。接着唐王朱聿键于顺治三年(1646年)闰六月继立于福州，建元隆武。隆武帝登位后，即传檄众故臣，共匡明王朝。黄奇遇闻召登时赶赴福州，辅明抗清，被任为少詹事。当时闽粤两省故臣多前往辅政，出谋献策，修械练兵，使局势稍有好转。惜辅臣苏观生兵败于江西，福州兵力锐减，以至在李成栋大兵突袭下，城门无法守住，隆武被杀，苏观生撤至广州。南明辅臣多有到李成栋军前乞降的。黄奇遇则与兵部主事陈邦彦、大学士陈子壮、监军御史张家玉、简讨陈世杰、副使黄公辅、推官陈子升、举人黄维璟等从海上潜回广东，图谋东山再起。李成栋乘胜进兵广东，悬赏搜捕抗清明臣，黄奇遇也在搜捕之列。
　　福州陷落后，时已嗣为唐王的朱聿钅粤与桂王朱由榔于同年 (1646年)十一月分别继立于广州、肇庆。十二月，广州被清军攻陷，广州绍武帝君臣死难。朱由榔于第二年建元永历。永历帝即位后，同样檄令诸故臣辅政。当时，黄奇遇因在逃亡之中，未及应召。永历三年(1649年)，李成栋反正归明，湘粤尽复。永历帝由桂林移驾肇庆，特旨征召黄奇遇，授与詹事府詹事、礼部左侍郎，主持部事并充经筵讲官。由于江楚渐次收复，捷报频传，加上某些善于阿谀邀功以营利之辈谣传虚假信息，使不少朝士以为早晚间就可以奏凯恢复河山了。乐部马吉翔率先为永历帝组建出巡用的仪仗队，准备好车驾，大献谄谀。诸权贵也跟着仿效奢侈之举，至天天“纵歌酣饮”，“中夜炬烛相望”。黄奇遇看不过，毅然进《孟子•禹旨酒义》，极言酒之为害，痛切指出“狂歌痛饮，何以收匡复之功”。黄奇遇为人端庄凝重，进止有度，智略兼备，每与议政，深合永历帝的旨意，其戒酒之议，更得到永历帝的赞许，奈何风气已开，积重难返。但永历帝对黄奇遇更为器重，于永历四年晋升其为礼部尚书，并依然兼经筵讲官。
　　当时，朝中史官缺乏人才，黄奇遇遂与黄士俊、严起恒等议拟效唐宋开特科取士办法，诏令三品以上廷臣各荐一人参选。黄奇遇并荐同从福州返粤的举人黄维璟就试。永历亲自主试，选取了 8人，授为翰林庶吉士。黄维璟未能入选。当时朝中吴楚二党交讧，互相猜忌。因黄奇遇平常较接近楚党，所以吴党的万翱和杜永和即利用黄维璟的落选捏造事实，攻击黄奇遇得了黄维璟的贿赂。黄奇遇上疏抗辩，终得澄清，不但没被加害，还兼任兵部尚书。吴党的王化澄怕楚党得势，于自己不利，即联合万翱、杜永和大肆造谣中伤黄奇遇。值此国难当头，诸朝臣不思鞠躬尽瘁，共图恢复，反而勾心斗角，结党营私。对此，黄奇遇深为痛心，也深为失望。他深知已无力回天，于是连上三疏，“迄骸骨归”。黄奇遇回乡后，杜门不出，自号绿园居士，尽日纵情于山水，怡情于诗文，直到寿终。
　　黄奇遇一生所作诗文甚多，原著有《绿园诗草》一集和《平斋文集》，惜未及付梓而散佚。现存世者，仅得《揭阳县志》所录的《涵元塔记》一文和《过旧园亭诗》一首。此外，还有一些散处于民间的诗联遗墨。试看其《过旧园亭诗》：
　　夙昔烟花地，于兹杖履游。
　　揭山犹历历，榕水自悠悠。
　　爽气侵江月，清风入古楼。
　　搀枪今扫净，景物自清幽。
　　据近人所考，此诗当作于李成栋反正，永历帝移跸肇庆诏令黄奇遇辅政，黄应召过揭阳城所作。诗人既借题发挥，以所见山水景物，无限感慨地咏叹了伤败之气 (爽气)的侵扰，异族(清风)的进犯，又抒发了灾星(搀枪)已净，景象将清的振奋心怀。立意新颖，词雅韵丽，手法曲晦，内涵深邃，充分体现了这位君国重臣在那严峻的时势中大智大勇的心境。仅此一阕，已足可证见黄奇遇为诗为文的造诣之高。

　　明崇祯元年(1628年)，郭之奇与黄奇遇、辜朝荐、梁应龙等潮籍名士同登戊辰科进士，又一次证实了顺德冯奉初的赞语：“有明一代，潮州人才之盛，足以凌跨中州。”
　　郭之奇，字仲常，别字寂子，号正夫，又号玉溪，揭阳县城东门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农历八月十八日。乾隆四十年(1775年)，赐谥忠节，人选《钦定胜朝殉节诸臣通谥录》。嘉庆二年(1797年)，崇祀忠庙，兼祀乡贤。
　　郭之奇的先世为福建莆田人。入潮始祖先居海阳县登云都。至郭诚，号原兴者始迁居揭阳县城东关。郭诚五传而为郭之奇。兄弟共8人，之奇排行第二，嫡出。乃父郭应试，字国征，号首鸿，邑庠生，授州同知。其生平恂恂，闭门扫轨，人称南极老人。郭之奇先后娶妻6人，为林氏、周氏、张氏、陈氏、谢氏、侯氏。生子 4人，为天祯、天禔、天社、天禂，并生育8女，还有义子天祉。
　　史称郭之奇22岁中进士，那是以虚龄计，实际尚未满21周岁。郭之奇及第后，选授翰林院庶吉士。第二年夏天请假省亲，一连4年家居。这期间，赋诗撰文唱酬不辍，并曾担任揭阳邑志总纂。当时恰逢海盗袭揭阳城，贼船多达80余艘，还配有佛郎机大铳。郭之奇带头捐资招募壮士140多人，悬以重赏，配合地方兵，击退了海贼。接着，又与知县冯元飙率兵驱逐从五华、丰顺侵入的流贼。
　　郭之奇于崇祯六年(1633年)晋京后，左迁礼部主客司主事，提督会同馆；翌年奉使册封荆藩；又翌年转任礼部员外郎。九年 (1636年)主试河南，而后转任郎中，因母卒，“与兄用章痛哭回籍”治丧。二年后服除，补复原职。十四年(1641年)，升任福建提督学政，布政使司右参议兼按察司佥事。
　　郭之奇闽中视学四载，孜孜罔怠，力振学风，奋兴士气。他选拔良才，务使一士不遗，也“务使宫墙芜秽，廓然汰清”。为此，他“严绝竿牍，力杜蹊径”。经他复试，有700余人被黜退、降等，对逐利徇私的提调教官也严加劾革、逐放。当时，郑成功为泉州诸生，其父郑芝龙仗势为其谋置高等，郭之奇坚决不答应，终只能获得二等。汀州揭榜之时，黜降较多，有数百人当场咆哮，递呈辩说。郭之奇予以严厉批斥，平息了闹事风波。
　　崇祯十六年(1643年)，郭之奇转任福建副使，不久摄按察司事，又摄兵备事。他断强豪，平冤狱，修会城，弭通夷，甦疲驿、催裁站，的确是知无不为，为无不力。时尤溪贼集结剽掠闽清、永福一带，郭之奇亲自督兵500余人，历一昼夜，驰三百里赶往福清搜剿，平定叛乱。不久，流寇啸乱江西袁、吉诸州，益藩邕宁王逃走入闽；邵武樵川告急，全闽震动。郭之奇赶至邵武，提师扼关，两谒邕宁王，安置其回江西，建南得以安宁。闽人建坊于诏安邑郊，学士黄道周题其额“ 一代儒宗”、“八闽山斗”。第二年以“廉卓”受到举荐，擢升为太仆寺少卿。
　　正当郭之奇刚刚受知于当朝，开始得到重用之时，李自成于是年三月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接着，清兵入关。正所谓“拜命甫下而北都陷”。不久，兵部尚书史可法等奉立万历帝之孙，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以翌年为弘光元年。郭之奇被提拔为詹事府詹事。时南明王朝已风雨飘摇，国库空虚，军饷奇缺。郭之奇为挽狂澜于既倒，毅然“输金千两助饷”，为此，弘光下旨嘉赞：“郭之奇毁家输助，数以千计，可谓急公之最。”
　　翌年，清兵南下，攻陷扬州，史可法殉难，朱由崧国破身亡。礼部尚书黄道周、福建巡抚张肯堂、南安伯郑芝龙等奉立唐王朱聿键继位于福州，称号隆武。郑芝龙以拥立功，势更炽，竟挟宿怨，会同张肯堂排挤郭之奇，使郭遭谗去职，返揭家居。隆武二年(1646年)，郭之奇虽尚未有出山意，但一旦闻知军饷短缺，又即罄祖遗家产，再捐银1500两，命义子天祉解赴军前。其父及三弟之章也各捐银500两，故有旨褒赞：“父子兄弟，一捐再捐，可谓一门风义。”
　　与此同时，郭之奇上《为恢复先审定略疏》，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进取形势，提出“今国家肇基闽南，当以江右、两浙为枢”，可先“暂住富沙，绸缪牖户”，然后“移跸章贡，号召楚江”。这样可达到“勋臣在关而藩篱固，抚道在汀而寝奥安”，而且由于“背枕两粤，咫尺湖广”，所以“有犬牙交错之势，无添兵措饷之扰”，进而号令西江，必定“忠义奋发，闻风响应”。不然，“假令闽兵失援，寇突汀境”，局势将十分不利。隆武帝曾决意入赣，与闽南互为声援，但为郑芝龙所阻，遂驻延平。至清兵越仙霞岭时，关门竟无一守兵，遂长驱直入。隆武帝被迫自延平奔汀州。清兵至汀，隆武帝逃至福州死难。二个月后，郑芝龙以福州降清。隆武败于失援，果如郭之奇所言。此期间，郭之奇在家乡经历了“九军”之乱，与乃父一同被执81天，可谓九死一生，为此赋诗81律，是为《九九》名篇。
　　隆武亡后，神宗之孙，桂王朱由榔在晏清、瞿式耜和潮人黄奇遇等的扶持下，即位于肇庆行府，改元永历。郭之奇被任为詹事正詹。不久，镇守广东的原明将李成栋反正，何腾蛟督师于湘南，郝尚久受封新泰伯，复为潮州总兵，湖南两粤尽复，一时匡复之势颇盛。于是郭之奇赶至惠州待命。永历三年，清兵入湘潭，何腾蛟殉难；接着清兵又取长沙，李成栋兵溃信丰，渡水溺死；兵部尚书揭重熙兵败程乡，形势又一次急转直下。郭之奇受命于败军之际，奉诏抵肇庆，永历帝亲自召见问政，郭之奇针对当时盗贼不散，兵多内顾，难以尽力对敌的情况，疏奏“慎选守令”以“安民散盗”，达到“可守而后可战”；然后分兵二路，由潮取闽，并与平远监军在武平、上杭间成犄角之势。永历未能用其言，但拜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是年十二月，郝尚久降清；越年正月，清兵破南雄，取韶州，明总兵吴六奇降。永历帝驻跸梧州。郭之奇充经筵讲官，掌詹事府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旋又转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郭之奇面对南明残局，抛家舍宅，勤王佐政，毫无退缩之意。他曾手书示子天祯：“儿当勉力有成，毋坠家声。予死生随吾君，未知相见何日也。”当时，孙可望拥兵自重，先后二次遣使求封秦王，大学士严起恒等坚持否定态度；郭之奇也上疏论其所求不当。是年十月，郑成功据南澳招兵，而清兵攻广州，入桂林，执瞿式耜、张同敝，迫使永历帝仓卒从梧赴浔，然后奔南宁。
　　永历五年(1651年)，孙可望遣贺九义等带兵至南宁，伪称护驾，杀严起恒等阻封者19人。郭之奇正自思州趋召，永历乃密旨留其在外。于是郭之奇辗转于雷州、廉州之间。不久，又往钦州，抵龙门，拜为太子少保，礼、兵二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督师闽粤，兼制江浙等处，恢剿军务，综理粮饷，并获赐上方剑，便宜行事。郭之奇再次受命于危难之际，誓以死报。他一面上疏奏称潮镇郝尚久“反正有日”，潮州豪杰李士淳、罗万杰、赖其肖、谢元汴等将行举义，应抓紧联络各地义兵，以恢复两粤闽省，一面与陈奇策、王兴、邓耀等互为声援，并派遣包嘉胤东连郑成功及八闽士绅卢若腾，派遣邢祈长联络虎贲营，以期大举。永历六年，李定国复取桂林；郭之奇移舟于钦州诸海岛，历矛戟风波，复舟溺水，妾丧子殁之厄。永历七年，郝尚久与恢剿总兵蔡元并副将蔡俊、蔡杰等于潮州反正。数月后，李定国出师广州，攻肇庆，复化州、吴川、信宜、石城，取贺县、平乐，为此，“人皆以中兴可望”。可惜仅及半载，潮州城复为强敌所破，郝尚久退至金田山垒，与其子一起投井而死。
　　与此同时，孙可望一直心怀叵测，于永历六年初派遣总兵高天贵等将永历帝接至安隆所，并改名安龙府。然后拟国号为后明，画尧舜禅受图，显有僭窃之意；至永历八年，杀大学士吴贞毓等18人。十年，李定国于田州打败孙可望。十一年孙可望终于降清，移师犯滇。李定国等奉命讨伐。
　　在这弱主无能，强敌压境，抗清局势忽起忽落，各路将领或殉难，或骑墙，甚或互相残杀，内耗严重，形势十分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郭之奇为匡复明朝，矢志不渝。潮州再次陷落后，他退守防水，训练水军，并继续上疏进谏忠言。永历八年，拜为文渊阁大学士及太子太保。此后，他继续转徙于粤滇各地，招兵策反，联络盟军。李定国在一度打败孙可望，被封为晋王之后，也曾奏称郭之奇“数年拮据苦心”。在两粤各州县多已落入清兵之手的形势下，郭之奇依然“往来海上，委蛇观变 ”。永历十一年(1657年)，郭之奇晋少保及武英殿大学士，改兼吏、兵二部尚书。此后，滇都、南宁相继陷落，永历帝被迫退入缅境。郭之奇长子天祯曾致书劝其归家，他坚决表示“虽有家，义不得顾”；“光复则归，扫垄有日，陆沉则望乡无期”。由于漂泊海上，音讯隔绝，避处交趾，转徙于凉台、黄约、马爹、万宁诸夷地，饱受荒滩野岭、毒烟瘴气和饥饿之艰。永历十五年(1661年)，郭之奇为交夷韦永福诱执出卖，献于清兵，移解桂林。途中作纪事诗二首，描述了“十载艰虞”，“居夷避地”的艰辛的斗争历程，表达了“成仁取义”，“苌弘化碧”的决心。
　　郭之奇在桂林被囚375日，每天唯以诗赋志。两司以下官吏，多为郭之奇的门下士。郭之奇坚决拒绝他们的委曲劝降。当他听到永历帝在滇被吴三桂杀害的消息，连作三首《滇叹》以吊，其辞甚是哀愤。如：
　　
　　日落风飘万里云，天阴雨坠百城氛。
　　金戈铁马威灵怒，白骨青燐怨恨纷。
　　哭野安知夷夏鬼，战场谁继古今文；
　　沉沉幕幕伤魂处，姓灭名销那可闻?
　　
　　永历十六年(1662年)八月十九日，郭之奇被害，“就义之日，慷慨从容，面无改色”，年仅56岁。
　　郭之奇平生著述甚丰，至永历十五年，自编诗共十八集，35年间，共作诗2840首，赋3篇，箴4首，词14首，琴操3阕，总称《宛在堂集》。居交趾日，著《稽古篇》五十五卷。自鸿荒至赢秦，仿《汉书》体例，论次人物，严褒贬之义，比于《春秋》。长子天祯与次子天禔俱为明经，但都不仕清。天禔随父出走交趾，父被执时“以身蔽父，刃挥其颅，血涔涔不少却，裹创随行”；郭之奇就义后，“扶榇归里，负土筑茔，结茅芦墓”；著有《屯园尺牍》、《溪堂诗集》，娶尚书黄锦之女，终年74岁。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郑氏归顺清朝，海禁结束。地处东南海隅的潮州地区重新获得生机，生产又得以发展，人民又得以安居乐业，新的人才也应时而出。郑大进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郑大进生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月，字誉捷，号谦基，又号退谷。揭阳县梅岗都山尾村(今属揭东县玉滘镇)人。父郑养性，字帅堂，号舜斋。郑养性积学笃行，博览群书，深究理学，潜心儒家经典，并“以文字教授乡里”，是个私塾教书先生。康熙十六年(1721年)，广东督学惠士奇抵揭。郑养性以所撰《周礼注》和《春秋左传注》等书呈送。惠士奇向来崇尚经术，披阅之下，不禁称赞说：“开粤风气之先。”郑养性以一介乡村知识分子，而能得一省督学的称誉，可见其学识之非同一般。
　　郑大进正是在这么一个乡村间的书香人家，仰承庭训，吟诗谈史成长起来的。他聪敏足智，从小享有神童之誉。15岁得“补博士子弟员”，于雍正十三年 (1735年)中举，翌年(乾隆元年)登进士。郑大进高科中后，并未授官，“无所遇而归”。乾隆九年(1744年)始被召进京都谒选。初授直隶肥乡县令，不久调署大名府同知。后因父丧回家丁忧，直至十九年(1754年)才起用为河间府同知。越年调任北运河务关同知。二十二年(1757年)升迁为正定府知府。因政绩卓著，于二十九年(1764年)被擢升山东济东道，先后署按察使、布政使。三十三年(1768年)迁两淮盐运使。三十六年丁母忧告假回乡，至三十九年(1774年)服满起用为浙江按察使，转任湖南按察使兼布政使。越年调任贵州布政使。四十三年(1778年)任河南巡抚，转任湖北巡抚。一年后兼署湖广总督。最后，于四十六年(1781年)任直隶总督，授太子少傅衔。翌年十月因病卒于任上。年74岁。郑大进卒后，乾隆赐祭赐葬，御制墓碑，钦赐祭文，并赐谥勤恪。虽极尽哀荣，但正如后人所说他“办事干敏，具有经略，在当时督抚中，最为上所倚畀，惜未臻大拜，而遽薨逝，论者犹有未究其用之叹”。
　　的确，郑大进是清朝雍乾盛世中一位有才华、有经济头脑，而又很有改革精神的实干家。他“凡经七省，遭遇盛明”；“旌节所至，率多建白(建议)”。所以深得皇上倚重，“累膺疆寄”，在各地任上都做了不少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社会安定的工作。
　　首先，他精于治理，敢于革新。如，他在两淮盐运使任上，时“淮南煎波”，“所出纯杂不一，有上盐次盐之异”，但却无上盐、次盐之不同价格，导致商人只售次盐，民众待购上盐，“售既不行，待又不得，商民交困”，因而“鹾课(盐税)屡缺”。针对这一弊端，郑大进亲自“为之审辨盐色差等”，明确了安盐、梁盐二种价格，奏请朝廷批准，使“商民便之”，从而促进了盐业的发展，朝廷的盐税也得以征收。
　　又如，在湖南按察使兼布政使任上，郑大进见上缴朝廷的黄、白腊原来逐年上调，每年需8000多斤，此后合为数年一调，造成上调之年往往难以收足，而且一年内骤征，百姓也不堪其敛。郑大进察得实情之后，奏称黄白腊产地仅有辰州、宝庆二府，宜分年收购存储。并下令二府提早一、二年购买，存贮于司库，每年定期调运。终于“得旨如所请”，既方便转运上调，也有利于发展黄白腊生产。
　　在贵州布政使任上，郑大进了解到贵州仓库多储米粮，又没有一套出陈易新的方法，而黔地多雨，仓中米多有霉变的。贵阳之称，正是阳光可贵之谓。陈米质差，新米又进不了仓，有关官吏竟长期不思解决。郑大进建准于青黄不接，各地缺粮之时，将历年仓库中的陈米，“平价借、粜”出去，然后于秋后“按一米二谷，购补还仓”。此后成为定例，使仓储多改为贮谷，减少霉坏之害。这无疑有利于粮食供应和储存，也有利于发展粮食生产。
　　在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任上，楚北宝武局铸铜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引起他的关注。宝武铸铜的原料全靠云南供应。按原有铸法，需以40％的高质料配以60％的低质料进行鼓铸。而高质铜料越来越少，几至无法供应。采购者在云南有时守候经年，严重影响了铸铜生产。郑大进经一番考察、核算，认为低质铜料价格每斤便宜二两多金，若以低质料鼓铸，去除杂质之后，其成品仍能与混合料等质，剔除出来的铜渣还可炼成黑铅以制作子弹。于是，他极力推行单纯采用低质料的新的铸铜法，使云南的低质铜料不致积压，又使宝武局节省了铸铜成本，还能充分利用副产品黑铅，增加了利润。
　　郑大进的治绩，还表现在他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任湖广总督时，恰遇钟祥、潜江、荆门、江陵等县河堤溃决。他当即查清灾情，据实上奏，陈明安陆、荆州二府，以湘江大堤为卫，堤防必须十分坚固。其中钟祥县—带江逼浪冲；潜江县—带，地洼沙积。此两处尤须重点加固，应根据地势高低，改筑月堤，以求永固。朝廷见其建议具体可行，即予准奏。后任直隶总督，还查勘了永定河。他见望都县的九龙河流经清苑、安州、新安，然后汇人大清河，直达天津海河，为京津之重要水道。但因久年失修，河床淤浅，水坝又不够高大，因而时有水患。乾隆年间虽曾疏浚，但不得法，“旋挑旋淤”。郑大进经多方征求士庶、水利专家的见解，了解到 “坝闸不修，则水无所蓄、泄”之道理，遂上疏提出：“宜分段开挑，增筑闸座，以时启闭”的措施，获朝廷批准，并拨给建闸经费7万余金。郑大进“相度兴筑 ”，终于既得以疏浚，又使蓄、泄得宜，而且还可通舟楫，便民往来。
　　郑大进还十分体察民情，关切民瘼。他所施行的诸多善举，诸如“边徼(边界)积习疲敝”，他“加意抚恤”；“丁徭缺额”，他允许“通融顶补”；“轸念农人，俾平民耕种，皆有所籍”；以至“为民请命，祈雨应时”等等，的确不可胜数。他每遇灾害，辄采取措施，“赈恤之政，酌诸至当”。如在河南巡抚任上，曾遇 “沁、洛暴涨”，仪封考城决口150丈。他一接到险情报告，即赶赴现场，安抚灾民，“督饬员弁竭力堵筑，役伏日不下二万人”。他见灾情严重，一面自请朝廷处分，一面采取“以工代赈措施，使灾民踊跃参加抗灾，既增大抗灾能力，又改善了灾民生活。而郑大进自己却因“日夕工所”，致足患湿症。第二年，郑大进任湖北巡抚，又针对武昌辖下之通城，地僻山阻，漕运十分艰难的实际情况，疏请以武昌兴国等7县每年漕运余粮“输于官”，以抵通城漕额，然后将通城漕额折合银款，分解各库，作为兴国等县漕运“脚价”等费用。这就解除了通城粮运之艰苦，兴国等县也无亏损，又方便于调剂粮米入库。在湖南，郑大进见地方官吏动辄借用库款大兴土木，修缮公署，深知此中缘由全在于有关官吏常从中图利，当即奏准“凡修署者，责令保固十年，不及限者自葺”，使各地官员对此有所收敛，“积弊顿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据载，郑大进“视吏民如子弟。行部所至，农夫走卒皆得直前白事”；“与属员言无严词厉色”。但对邪恶势力，却毫不留情。他到河南任巡抚时，恰逢黄光三传教湖北，延及河南，一时教匪活动十分猖獗。他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区别对待。对为首分子，应严惩不贷，“痛惩其始”；而对人教普通百姓，应视作受骗，属“愚民之无知，可恕”。所以及时严令缉捕为首者，依法究办，并向朝廷奏称教匪贻害风俗，应饬牧令及时处置，深得皇上嘉许。此后，“教匪事起，祸延川陕七年”，独河南不受其害，所以朝野都佩服郑大进有“先事之勇”。与此同时，他十分重视“教化”。他认为，“古者王道之行，成于教化；而风俗之厚，肇自师儒”。为此，他“所官之地，育爱士子”。他在正定府任上，即“修府志，建书院，立碑训学”。他亲自主持编修的《正定府志》凡50卷。他还在家乡倡建了梅岗书院，并亲为撰写了《梅岗书院记》。
　　更为难得的是，郑大进官阶不小，却不许乡亲仗势欺人。就在他授直隶总督之时，曾回乡省亲。他的家乡山美村与邻乡池厝渡村向来常因地界诸类事发生纠纷。山美村人想借用郑大进的权势压制池厝渡村。郑大进当即告诫乡亲：“强弱之不敌，父老所知也。世有千年池厝渡，而无百年郑大进。奈何修怨以累子孙乎?”郑大进的高尚品格和这富有哲理的话感动了两村村民，自此旧怨全消，和睦相处，成为千古美谈。
　　郑大进很有才华，主要著述有《爱日堂诗文集》，惜未付梓，故诗文多不传。还有《郑勤恪公奏议》，汇集了他的奏疏草稿，但也惜多不传。现存只有王先谦的《东华录》所收他在河南巡抚任上撰写的《开封得雨，河水骤涨，自请处分》、《拟藩库章程》两疏和直隶总督任上撰写的《浚保定九龙河》一疏。近抵贵阳，见贵阳名胜甲秀楼有其石刻诗《登甲秀楼》，该诗潮汕一带志书、文史资料均未录，特附篇末，聊以备考：
　　丙中春三月，岁旱破怒雷。
　　古者书云物，望气尝登台。
　　黔蛮夙反复，犹余万劫灰。
　　大化涵濡久，日月并昭回。
　　葱葱还郁郁，佳气东南来。
　　鳌矶拔地起，跨江阊阖开。
　　群山相映发，万壑纷追陪。
　　其下蛟龙宅，明月弄珠胎。
　　芳洲有杜若，相将毓陈荄。
　　虹饮饥且渴，蜿蜒雨风催。
　　我纵千里眼，游心骋八垓。
　　遐迩但一气，俯视如浮埃。
　　蜃楼与海市，顷刻生疑猜。
　　清空遽若洗，身疑在蓬莱。
　　昔过洞庭湖，仙圣景逸才。
　　岳阳亦新构，题名楚云隈。
　　波澜仍壮阔，南明水潆洄。
　　这是一首五言排律。甲秀楼建于明万历年间，耸立在贵阳市区南明河中鳌矶石上，跨江拥堤，雕栏玉砌，卓卓风姿，备极娇妍。郑大进的诗，直抒其临楼极目，山光水色，相映成趣，宛若置身画图的亲切感受，可谓深醇谨严，气概非凡。

　　清代初年，潮汕地区有一位在仕途上不能得意，只以“明经”(即贡生)终其一生，但却博学多才，又颇著识见，在治学上很有成就，享有“著述等身”之誉的文人学者，他就是为后代留下了一部《韩江闻见录》的郑昌时。
　　郑昌时，字平阶，后又名重晖，广东海阳(今潮安)淇园村人，祖籍河南荥阳，生于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卒年未可考。淇园村东距潮州城30里，西距揭阳城也30里。郑昌时之父乃一老童生，少时通经史，刻苦为文，但终未能得中，曾外出以笔耕为业，晚年家居，读书课子。
　　据民国年间编撰的《潮安县志》所载，郑昌时“幼聪慧，读书过目成诵”。他善属文，8岁时就曾因作文有好句子，受到其宗叔郑维祉的欣赏而对其“属望殊深 ”。郑昌时不但从小深得乡亲在诗文上的教导，如在秀才宗春芳家，宗常以联语命对，而且还受到高尚品操的熏陶。如听族叔郑光讲述拾金不昧的故事。长大后，又受教于同邑儒生邢九雒。邢后中举，曾任河南灵宝知县。郑昌时对邢极其敬重，说是“时自弱冠以来，诗文无不就正于公(指邢)”；接着，又“受知”于掌教韩山书院的陈九叙“特深”。陈是福建长乐人，曾中进士，任过阳山县令。陈尝以阳山一贩米老人捐出其积蓄的一半修缮文庙，带动邑人“争先捐资”，从而促使其子戒掉嗜赌劣习的故事教育郑昌时，使郑昌时久久不能淡忘，后写下《阳山老人》一文编人《韩江闻见录》。可以看出，郑昌时的青少年时代，一直受到很为正统的儒家教育。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四川涪江人周兴岱任潮州督学，曾考试诸生，郑昌时参加了这次府试，中榜魁，所以自谓“时受知于督学涪江兴岱周公”。4年后，河南安邑人王宿善官潮郡分府，“下车观风，拔时(按：郑昌时)第一，评以清品”。重九日，王宿善要郑昌时赋诗，郑诗有句云：“陈风淡雨江天暮，枫叶黄花海国秋。”王宿善不禁为之击节称赏，并留饮于官署。可见郑昌时在青年时代已文名颇著而闻知于当地。
　　郑昌时不求闻达，一生遭际坎坷，但博学广闻，知识面甚为广博，于地方山川形胜了解深透，对地方掌故物事尤多独特见解。《潮安县志》上说：潮州太守黄安涛曾以疏治韩江水道之事下问，郑昌时献上治水策略，并附上图解，太守深为器重，请他执掌东隅义塾。当时地方多事故，巡抚祁埙到潮州一带巡视，郑昌时进献《权宜时务》之策，洋洋万言。巡抚“奇其才”，聘为幕府。郑昌时“善持论”，勤于著述。其书稿叠起来，真与他的身体一样高。据文献所载，他的著作有阐扬易理的《说隅》；有依据《礼》经考研典籍的《开方考》；有诗集《岂闲居吟稿》；以及《四书要典》、《鸡鸣集》、《学海集》、《禺山夜话》和《韩江闻见录》等。惜除《韩江闻见录》外，其余诸书均未获见。
　　《韩江闻见录》曾有郑昌时自刻本，现能见到的是道光四年(1824年)木刻本，共十卷。这是一部杂说体书籍，是在《禺山夜话》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而 “厥观益伟”。其内容所述，有忠臣、孝子、义士、高人、奇士、贞女、节妇等的懿行嘉言，有天文、地理、山川、水火、木石、花卉、兽禽、鳞介、昆虫之种种奇形异状，有百粤胜迹、地方掌故之探源索趣，有治海防、治都里之谋划对策，还有图书、文字、易学、诗学、音韵学之独到见解。其中虽还间有神鬼、仙佛、僧道之灵奇记载，似涉荒诞不经，但主要的还在于彰忠烈，昭大节。尽管他不少采闻录见都较客观，不易印照其思想，但从其谈经论学、诗作、联语，我们还是可窥见其生平思想价值观念的。如卷一《相国石双忠祠大忠祠》篇中，他引录了文天祥题潮阳东山双忠庙(祀张巡、许远)壁的《沁园春》词，以及他自己游双忠、大忠(祀文天祥)二祠题句，足可看出他的忠君爱国思想。张巡、许远、文天祥就是他心目中的楷模。其他诸如对关云长“志在春秋，足与尼山千古；目无吴魏，岂容汉鼎三分 ”的颂扬，对抗元女英雄陈璧娘“拟词四解以歌”，以及对明亡而投井赴难的潮州义士黄安“昭大节于日星”的表彰，都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道德取向。可以说，这是郑昌时在《韩江闻见录》中所映现出来的主流。
　　爱国与爱乡历来都是一致的。由于郑昌时是潮州人，所以特别留意潮州地方文化，他所记载并评论的，也就多为与潮州有关的人和事。他大量地记录了潮州一些名人的事迹、著述、诗文，使潮汕一地不少文化原貌得以保存。他的有些记述填补了志书上的空白，有些则可与志书上的记载互为稽证。这是他关切桑梓，热爱乡邦的表现。他采录了莅潮而留声的“十相”，闻达于后代的潮州“八贤”。对刺潮兴学的大儒韩愈，更是接续在苏东坡的“韩庙苏碑”，赵德的“韩文序”，王大宝的 “韩木赞”，大颠的“留衣亭”等记载中浓墨重彩地借题发挥，大事渲染。可以说，这不只是在褒扬韩愈，更是在彰显韩愈与潮州的关系。同样的，在“陆厝围”篇中，也不只是在庆幸忠臣有后，而且是在彰扬陆秀夫与潮州的关系。郑昌时正是以这种名人在潮州的效应引以为豪的。
　　对土生土长的潮州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郑昌时更是采录不漏。从神童苏福的30首《咏月诗》，到状元林大钦的著名“对策”；从88岁被乾隆钦点为翰林的刘启振到明初上俞良辅诗的120岁“贤母”郭真顺等等，郑昌时都不遗余力地加以记述。对潮州各地的山川名胜，如凤凰山、莲花山、莲花峰、三利溪等等他都一一记载在册，而且对这些名胜古迹的掌故传说，有关诗文歌咏，也考述颇为详尽。即便是对作为潮州“福神”的揭西霖田“三山神”的赞颂，对“风雨使者’’孙氏子之立庙并拟迎送之曲等等迷信色彩浓重的篇章，我们还是不难窥见郑昌时关切乡梓民众的思想内涵。如，他自拟的“孙雨仙庙’’联说：“鼓铸阴阳，以风以雨；馨香桑梓，曰圣曰仙”，就是很好的例证。
　　更加难得的是，书中还有有关海潮的专篇。篇中首先阐述了潮州沿海的潮汐规律，然后谈到新会、琼海之潮，分析了四时潮汐的差异，辨析了各地潮汐的异同，还收集了不少民谚，的确都是经验之谈。而且，郑昌时还由海潮谈到海防，对广东沿海各地海道、要塞一一道来，如数家珍。据《海防》篇中所载，潮州太守陈镇曾就设海防、捕洋匪大计下询郑昌时，郑为此条陈甚为翔实。在《治都里事宜》篇中，郑昌时应邑侯徐一麟的询问，论说了乡约、族正、保甲诸务，持论平实，条理精当。所有这些，都可见郑昌时是很有政务头脑的，的确不是迂儒庸吏所可同日而语的。
　　郑昌时的友人澄海人洪肇基在《韩江闻见录》序言中说：郑昌时“高古有奇气，尤喜吟诗。但人多见平阶之善于诗，或未知其别有著作也”。可见，郑昌时的诗名更比文名闻知于世。他的诗作的确很有造诣。如《潮州八景》诗，是历代同题诗中的上乘之作；《潮州二十四咏》是凭吊、缅怀潮州古迹之唱，也写得很有独到之处；一百多首《怀人诗》和二十五首《知感诗》内容更为丰富，很有地方历史文化价值；他的竹枝词，乡土气息浓郁，文字流畅，清新可人。试以《西湖竹枝词》之一为例：
　　
　　绕郭青山翠几重，西湖石上印仙踪。
　　桃花载得春前酒，醉倒城头玉笋峰。
　　
　　诗人一落笔，就把个西湖山的形胜描绘得维妙维肖：放眼远望，苍苍翠翠的峰峦，围绕着城郭，重重叠叠，山外有山；近处览胜，在西湖畔仙迹石上，那尺许长的仙人足迹，依稀可辨。在那桃花映红，酒香扑鼻的山麓湖畔，人们结伴春游，留连忘返，“欲行不行各尽觞”，俯仰之间，似见那西湖山上的玉笋峰已经醉熏熏地倾倒在潮州城头上了。笔调多么轻快，情致多么悠闲，而又多么豪放。
　　郑昌时不但写诗，且也评诗，并有诗论专篇。如他引明万历韩江才女谢五娘的春暮诗：
　　
　　杜鹃啼血诉春归，惊落残花满地飞。
　　惟有帘前双燕子，惜花唧起带香泥。
　　
　　评曰：“泥在八齐，支、微、齐、佳、灰五部之通也，非深于音律，不能用此拗法，解此通法，盖泥叶读雷也。”并说“杜鹃啼血，惊花落地，燕子惜花又唧起香泥，以花鸟组织春情，极其深挚”。对谢五娘诗的音韵和风格评论得十分中肯。
　　郑昌时可说是个杂家。书中涉猎之广，确是读来令人目不暇接，而难免颇有芜杂之感。但书中每一专篇，都有较高水平，对有关专题的研究，都不无一定的参考价值，因而令人披卷叹服。

　　清末，岭南诗坛曾辉煌于一时。除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诗人外，还涌现了以号称“岭南近代四家”的梁鼎芬、曾习经、罗惇、黄节为代表的一批工于格律诗词的名家。其中，曾习经的诗尤为世所推崇。丘逢甲就有诗论及曾习经：“四海都知有蛰庵，重开诗史作雄谈。”撰写《鱼千里斋随笔》的李渔叔对曾习经极其倾赏，认为习经诗“最精警”，其七绝“丰神绝世”。狄葆贤在《平等阁诗话》中也称：“读蛰庵诗如饮醇酒，令人不觉自醉。”梁启超对曾习经推誉更高。他在《蛰庵诗存》序文中说曾习经的诗“光晶炯炯，惊心动魄，一字而午金也。”在《光宣诗坛点将录》、《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等全国性诗词家名录和诗词选集中，曾习经都占有一席之地。

   

　　曾习经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6月，卒于1926年10月，字刚甫，号蛰庵，揭西县人。其先祖原籍福建莆田，后迁居于揭西棉湖。祖父曾声高，别号岐山，曾因平息暴乱，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由监生升至六品官职；父曾中孚，是一武生，官至蓝翎把总。曾习经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几兄弟从小接受严格的礼义教育，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习礼于庭，揖让升降皆中矩度”。
　　曾习经天资聪颖，刻苦过于常人，成绩优异；年弱冠，即被选补为县生员。光绪十四年(1888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主办广雅书院，聘请著名学者、诗人梁鼎芬(番禺人)为院长，在各府州县选拔高材生到广雅深造。习经与其长兄述经(字撰甫)均被选中。习经在书院得名师亲授，学业大进，深为梁鼎芬赏识。接着，曾习经转到广州学海堂就读，与梁启超、麦孟华同窗，交谊颇深。
　　光绪十五年(1889年)，曾习经与长兄一起中举；第二年，曾习经赴京会试，又得中进士。光绪十八年(1892年)曾习经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以成绩优异，授户部主事。从此步入官场，长达20年。在户部尚书，光绪的老师，政治家兼学者翁同龢的赏识举荐之下，曾习经当上了管机要补官，不久又调升为户部员外郎。
　　曾习经曾赴日考察，与维新派梁启超结为莫逆之交。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梁发动公车上书，设京师强学会，习经与长兄都积极参与。为此，曾习经与梁启超、麦孟华、夏曾佑等维新人士“日相过从”，“文酒之会不辍”。正如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所说，当时梁启超与曾习经在京师“连舆接席者岁余 ”；“时或就其所居之潮州会馆共住，每瀹茗谈艺，达夜分为常；春秋佳日，辄策蹇并辔出郊外，揽翠微潭柘之胜”；还因“甲午丧师后，忧伤憔悴”，曾“一夕对月坐碧云寺门之石桥，语国事，相抱恸哭”。第二年，梁启超到上海办《时务报》。临行，曾习经赋诗相赠：“楼头缺月夜何晓，骑马与君相送行”；“他年独自亲调马，愁见山花故故红”。惜别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直至晚年，曾、梁交谊一直有增无减。梁夫人去逝，梁启超还请曾习经为作神道碑文。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户部改为度支部，曾习经升任度支部右丞，兼任法律馆协修、大清银行监督、税务处提调、印刷局总办等职。时朝廷实施新政，“部务新创”。度支部中修订税务及钱币制度，创办税务学堂，设纸厂，开印局，曾习经都是主办者，“擘划尤精”，“所定章程，多出刚甫手”。光绪帝曾两次召见。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翌年初，曾习经深知清政府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即先于清帝退位一日辞官。后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到处罗致人才。其左右要人多为习经旧交，尝劝习经复出，习经都一一谢绝，隐居于京师。及后民国政府也曾三次聘其出任财政部长、广东省长之职，他都固辞不受。此后，曾习经到直隶宁河杨漕(今属天津)购地筑舍，躬耕陇亩，自号“蛰庵居士”，长期过着田园隐居生活，“斗室高歌，不怨不尤，不歆不畔”，“布衣草履，日随老农课晴雨，话桑麻，绝口不谈时事”。每于农闲，他都要回故乡探望老母和兄弟，并常接济亲戚朋友中之贫病孤寡者。他在度支部时，“律己最严”，“俸人外既一介不取”，“去官则无复余财以自活”。杨漕又多为盐碱地，且经营不善，故“岁屡不登”，以至人不敷出，只得变卖图书、字画、古玩以维持生计。后长兄、老母相继去世，他自己也患痈疽恶疾，一病不起。据《梁启超年谱长编》所载，梁启超曾去探望他，只见痈疽已溃破，十分痛苦，伤感之下，唯有送点钱以表慰问。 1926年10月4日，曾习经病卒于北京宣南潮州馆，年仅60岁。其后事也全靠老朋友梁启超、叶恭绰为之料理。梁启超特为其撰书像赞：
　　
　　卓荦之才而示物以无竞；介直之操而予人以可亲。其施于政事者，文理密察而不失其器宇之俊伟；其发为文辞者，幽怨悱恻而愈显其怀抱之清新。既不能手援天下之溺，则归洁其身，年四十四全节以去，六十而返其真。呜乎，此揭阳曾刚甫右丞，有清易代之际第一完人。
　　
　　倾倒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代诗词名家，曾习经虽善理财，更工音律，有顾曲周郎之誉。他的遗作有其生前亲手誊写定稿的《蛰庵诗存》一卷，由叶恭绰影印传世。倚声之作有《秋翠斋词》一卷，朱孝臧收进《疆村丛书•沧海遗音》中改称《蛰庵词》。另有《蛰庵文存》一卷，但未刊印。综观习经诗作，有如下二个方面：
　　一、感时伤事，忧国忧民。曾习经处在慈禧太后弄权时代，外侮内忧，朝政日非。这反映到诗人的作品中，就是感时忧世，“时作幽咽凄断之声”。如《乙未二三月之间》组诗之一：
　　
　　春日迟迟夕，春愁尔许长。
　　微歌意不适，薄醉未成狂。
　　独下感时泪，兼之惜往伤。
　　何当从年少，花草弄繁香?
　　
　　组诗共6首，作于中日甲午战争之第二年，《马关条约》行将签订，曾习经不禁为此感时伤春，悯乱忧生。他深知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败，要图强，必先改革，所以积极支持康梁维新变法。而且，他当时年方30岁，正是贾谊向汉文帝献策之年华，故每以贾生自比。但面对纷乱的政局，他更深知回天乏力。正如他在《送江孝通归里》诗中所说：“忧愤终何补，倾危势已深”；“未应从屈贾，歌哭损天民”。当帝党领袖翁同龢被免职遣归时，他就更预感到变法之难行。请看《送翁常熟师傅归里》诗：
　　
　　天问殊难答，臣心久郁陶。
　　遥怜贾生策，不分屈平骚。
　　江海沉冥易，湖山歌舞劳。
　　向来忧国意，余愿老蓬蒿。
　　
　　江海沉冥，国将不国，贾生难效，天问难答，真是凄惋已极。变法失败后，曾习经对政局更感绝望，此时，反映在诗中的心声就更是悲怆低沉了。如《病起不寐读{党锢传)》诗有句“不才逢世难，将泪寄遥年”，就是这种心宇的写照。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曾习经避乱于平谷，作《平谷杂诗》18首，忧伤国事，哀悼将士，感怀百姓。如“国殇何处酹?乡泪暗中消”；“觅食艰粱稻，看人揠豆苗”；“十年忧国意，拭泪到沧桑”；“玉辇埋荒草，金轮迫上清”；“覆辙伤钩党，中原半绎骚”，“杜陵原野老，流泪满江沱 ”等诗句，所写都是当年重大历史事件，怨愤苍凉，堪称一代史诗。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列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是年曾习经更写了不少忧国忧民的佳作。如《春心》6首，《别梦》5首等。其中，如“别梦依稀过谢桥，心中风雨暗萧萧”；“秋河别夜太凄凉，一曲伊州泪万行”等句，都极尽了以悱恻缠绵之笔，抒忧国忧民之情的能事。而《崇效寺牡丹开后作》一诗，更堪称名作：
　　
　　怅卧春归十日阴，落花台殿更清深。
　　被栏碧叶如相语，辞世青鸾不可寻。
　　物外精蓝谁舍宅?乱馀恶竹又成林。
　　迷阳却曲饶忧患，那得端居长道心?
　　
　　春光逝了，牡丹谢了，恶竹成林，残阳迷茫。温婉而深沉的诗句，透射出对正人君子被放遂，被杀害，小人却得势横行的郁勃不平之气。
　　二、寄意田园，清新闲适。曾习经退出政坛之后，心境逐渐转为平静澹薄，其诗作的风格就如梁启超所说：“直凑渊微，妙契自然，神与境会，所得往往人陶、柳圣处。”就是说曾习经的诗风已渐臻陶渊明、柳宗元的佳境了。他在杨漕的《田园杂诗》14首中，刻画自然景物，抒写生活乐趣，充分反映出文人闲适的生活情调。略举二首：
　　
　　蛙声阁阁水平畦，粳稻初秧绿渐齐。
　　雨后斜阳红较好，小船摇曳过河西。
　　夜起微茫月坠霄，青芦风动叶萧萧。
　　平生久惯江湖味，却又关心早晚潮。
　　
　　蛙声阁阁，新苗映绿，雨后斜阳，夜风吹曳的芦叶，一切都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但是，诗人的心中依然难以平静：久在江湖，时局近又如何?就如早晚潮汐，是涨还是落?他在《题谭玉生烟雨归耕图》诗中，就把这种似不甘寂寞，又无可奈何的心态抒发得更为确切：
　　
　　 “蓑笠携锄事宛然，敢将踪迹比前贤。此中风趣吾差识，惭愧宁河过十年。”又《法源寺丁香花下》云：“忙里偷闲宁惜醉，花间著语故相矜。沈沈万念旋生灭，愧尔东廊扫地僧。”前贤可效，寺僧莫踪。曾习经拒绝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罗致，虽说是消极避世，但也体现了甘愿默默无闻，以至“贫瘁以殁”，而不愿与世浮沉的崇高品操。
　　曾习经生平，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尤爱好藏书，所藏书籍都署“湖楼”二字。后因贫病交加，不得不逐渐变卖。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有句：“湖楼万卷皆星散，抱节何曾叹昨非。”写的就是这一境况。此外，曾习经能书善画，有《曾习经字帖》和《挂瓢图》、《南塘一角图》等字画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