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 试论南中国汉人及汉语的来源

试论南中国汉人及汉语的来源  
邓晓华


     
    1．关于南中国汉人来源问题的跨学科思考2．南方汉人来源的语言学新解3．考古学文化“交互作用圈”与南方汉语研究
     
    人文科学的最新研究表明，将南中国汉人看成是北方汉人传播产物的假设值得重新思考。在语言学上，将南方汉语方言的多样性说成是北方汉人南迁时代层次差异的“线性演化”的语言史观已经过时，闽、客等南方汉语是土著文化互动以及北来的汉主流文化“地方化”的结果。在考古学上，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多元“文化交互作用”现象已经学术界共识；本人主张“汉语非‘汉’”说；认为存在“古南方汉语”。南方文化区包括几个区域性的文化，构成一个南方文化交互作用圈。这是南方汉语形成的基础。南方汉语的形成既非完全是“土生土长”，也绝非完全是“北方迁入”。这是一个多元结构体，是南北族群经过长期的语言文化的互动过程的结果，它的来源是多样，多层次的，包括：1，古百越语（如古南岛语、南亚语）；2，百越民族后裔—壮侗、苗瑶语；3，自汉、六朝、唐宋各个时期由于科举等“文教传习”作用语文化一条直线贯穿下来，其间与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关系不大，我们主张用“非线性理论”来解释方言文化的形成和演化，重视族群互动、地域文化传统或文化底层的重要作用。
    我认为闽语形成于汉唐，其底层反映较多的原南岛语成分；这有一批基本词汇即反映基本生活、生态，身体部位最常用的固有核心词作证据。客话的音韵系统属于宋代北方中原音韵，而词汇系统则是北方汉语和南方土著民族语言混合而成，土著的比例甚至更大。
    我认为方言的音韵特征，音韵层次及音韵现象的演变都有其地理因素，跟方言的区域性文化特征关系密切，并不能简单地归为北方汉语的南移。即使是古闽语的源头，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北方汉语，而是区域性文化交互作用的产品。现代闽语是由不同时代层次的音韵特点组成的，而这种音韵特点并不全是北方汉语南迁时带过来的。这种情况虽然也有，如鱼虞分别，保存重唇等。但绝不能忽视地域文化特征对闽语形成的重大影响和作用。因此，方言特别语言现象及方音史的研究，必须跟古代文化区域之间的交互作用联系起来考虑。
     
   
     
    考古学文化表明台湾新石器文化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存在相似之外"，同属共同文化系统。张光直认为大坌口文化与东南沿海史前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原南岛语的老家是大陆东南沿海。凌纯声认为：古代亚洲太平洋区域南岛语族或马来波里尼西亚语族系统的民族，古代居住中国长江流域，尤其在中游，左洞庭而右彭蠡为中心区域，最早见于中国古史者名九黎，其后在西南者曰百濮，在中南者为百越。从考古学材料看，古代中南半岛及整个亚洲太平洋区域的文化与中国南方的濮僚系统民族及百越系统民族有较密切联系。与楚文化亦有关联。
    因此，本人主张从族群互动，语言接触及与地域文化特征的关系的角度，利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和考古学的新近研究成果，提出并论证自古即存在“南方汉语”的假说。对古南方汉语及方言文化的形成，及其与中原汉文化及周边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作一个尝试性的分析和讨论，以期建立一种方言文化特征与地域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的语言演变理论。因此，本人不认为南方汉语仅仅是北方汉语的沿续，不主张用“线性”的历史主义演变理论，通过构拟一套上古音体系来解释古今南北语言的交汇与融合。迄今为止，国内外的许多学者仍视历史比较法最高的成就便是构拟一套完美的上古音。本人实不敢苟同这种线性的语言史观，认为考古学文化区系榔冢?～4世纪，弩由越人地区传入中原地区。
    又如《诗·小雅·谷风》“维风及颓”，“颓”的词源是什么呢?据《尔雅·释天》“焚轮谓之颓”。《毛诗故训传》和孙炎《尔雅注》释“颓”为一种旋风。据近人闻一多考证，“焚轮”即丰隆，“颓”应指“雷”。闻说极是。屈原《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宠妃之所在。”丰隆即雷义。这是个南方语言的词语，其音义至今仍保留在壮侗诸语言中。
    又如“木”，《诗·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玩。”邢公畹指出：诗经里的“木”可以跟壮傣语支诸语言称果实为ma:k７比较。“木”字上古音为*muk。壮傣语支诸语言里的-a:k,-uk韵里的一
    部分字可以跟汉语上古音屋部字相对应。侗傣语修饰成分常在被修饰成分后，如“桃子”泰
    语称为ma:k7muan6，直译即“木桃”，可知远古“木瓜”、“木桃”、“木李”这种词法是跟侗傣语一致的。邢说可以成立。
    闽、客语至今保留一批活的口语常用词汇来源于古南岛语，例如“骹、囝、鱼、肉、哨笛、蜘蛛、穿山甲、坂、寮、蛇、舌头、火。台刂、母亲、蟑螂。柚子”等一批方言里“有音无字”的词。例如：
    骨交  ，《广韵》平声肴韵“骹，口交切，陉骨近足细处。”李贺描写古越人《黄家洞》诗有“彩巾缠足孝幅半斜”句，“足孝”即“骹”字，可知古越人称脚为“骹”。比较：
    印尼  拉德语    排湾   壮   布依  傣西 泰   侗   毛难     回辉
    大腿paha  pha       dapal  kal  kallau4  xal  khal  pa1   pja1     kai11
    我（1993,1994）曾论证过这是一组证据确凿的同源词。显然，闽语“骹” kha 是古南岛语词。而这种身体部位的核心词，最能反映闽语的底层。长期以来，语言学家只注意到闽语有”古江东层”,却根本忽视了闽语的古南岛语层。
    《左传》：“虎，楚人谓乳毂，谓虎于兔。”郭璞《方言》注“于兔”条下注：“今江南山夷呼虎为兔，音狗窦。”罗杰瑞构拟原始闽语为*klag.比较南亚语系“虎”：munda:kul,kula.mon:kla.sedang:kla.高棉语khla,越南语khai。闽北“虎”#khu当来源于古越语。
    《广韵》荠韵：“妳，楚人呼母，奴礼切。”“妳”在古楚青铜器上广泛使用。但
    “妳”字却未见《说文》收录。“妳”在闽、粤、台语、苗瑶、南亚语中普遍使用，是同源词。比较：福州#nE，建瓯#nai，广州nai%，侗nai4，水ni4,湘西苗ne7,标敏瑶ｎa2。南岛语：邵ina,布农ina,鲁凯tina,阿眉斯wina,排湾/ina.南亚语：甘塘nai33，胖品nai31. 母亲, mE4黔东,mi48湘西 mi8布努 ; ｍｅ６壮，mai4侗;!a!mE 梅 !ｍQ 连，!m!me长汀 mE3泰，傣;南亚语：南虎me,艾帅mE/,马散ma/.
        梁敏等将“母亲”的古壮侗语形式构拟为*mlE;这与客话音义完全对应。而壮侗、南亚语“母亲”的n和m开头的两种形式正好与闽、客语的分途发展相对应。
    谓“人”的词尾：闽语漳州se ，永安：sA；客话@SPµ均来源于壮侗语（邓1993，1995）。东汉袁康《越绝书》卷三《越绝吴内传第四》：“越人谓人‘铩’也。”此词除见于汉代文献外，还见于唐代作品。李贺〈黄家洞》诗：“官军自杀容州搓。”“搓”“铩”即古越人的记音字。
    我认为汉语的形成的研究极类似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的形成的研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本来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所以完全可以借用考古学研究中国文明形成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的形成。过去曾受传统历史学的影响，人们常把中国文明与中原文明混在一起进行讨论。这样，中原文化的起源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但在实际上，中国境内有许多区域性的文化，它们自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三代文明形成以后，一直都具有区域性特征。三代文明比较集中地形成于黄河流域，但同时的南方、东方等等，各区域的文化也属于中国文明，比如楚文化或吴越文化，当然在历史时代的中国文明里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张光直语)。汉语形成的情况大致相同。语言学界一向认为汉语的源头来自古代“中原雅音”。隋代韵书《切韵》是古代的长安话或洛阳话，所有现代汉语方言都是《切韵》这个单一音系(也就是长安、洛阳话)的子语。他们把《诗经》摆在最上面。《诗经》的音系基础是周代的“雅言”，流行于黄河中游，虽然有不同来源的痕迹，但大体上呈现一个内部一致的语言系统。从《诗经》这个较为简单的系统，分化成为较为复杂的《切韵》系统，如《诗经》韵部只有31个，到两汉变为27部，到三国时期为33部，魏、晋、宋时期只达39部，而《切韵》则有206个；今天的北京话韵母却只有39个。从《诗经》到现代北方话是归并过程，而形成一个橄榄形。这是完全不符合语言实际的图画。可见，语言学界亦受到传统史学观念影响，严重忽视了自古即存在不同文化区域与语言区域的事实。实际上，《诗经》的地理基础窄，仅反映中原文化区域的中原音韵系统；而《切韵》的地理基础宽，除了具有北方成分之外，更具有南方成分。《切韵》并不反映单一文化区域语言，而是一部有综合性质的韵书，代表的是公元601年以前若干百年不同地区的方言。《切韵》音系也不是一个平面的系统，还代表汉语音韵的历史演变，因《切韵》的分类大体是依据前人韵书，在时间上有从晋到梁不同的时期的产物，在空间上北起洛阳南到金陵。好像一个日本的折叠式的灯笼，拉开来就成了立体型。《切韵》音系涵括《诗经》时代周秦汉语跟现代方言的分别，因此《切韵》音并不代表中古汉语语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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