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不说普通话就罚款？[c]

文中所提的福建兵, 估計是周寧的, 外人建議幾句那個傻6老總就屁顛屁顛的把普通話寫到合同上了, 拿來賞罰, 有必要麼? 愚蠢透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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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9-06-10 作者：施淑洪 来源：新民晚报

    “讲一句武汉话，罚款10元”。最近，武汉一家小型民营企业向员工颁布“禁讲方言令”，理由是在工作场合说方言，会让人感觉公司非常不规范。
   
    如今的职场，一般都倡导说普通话，只是对于讲方言该不该禁，该不该罚，职场人士争议颇多。使用方言会不会影响工作效率？你是否支持公司禁止员工上班说方言？
   
说方言未必就不规范
   
    小Q（记者）
   
    最讨厌的企业管理方式就是罚款，这不是把员工都当成幼儿园小朋友看待了嘛，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要罚个五元十元的，好像员工之所以遵守规定只是因为心疼被罚掉几元钱似的，觉悟就这么低？所以，看到这则“禁讲方言令”，实在大跌眼镜。
   
     方言的力量，并不仅在于一种语言，更在于一种文化，即方言文化——同根同种，同一地域。说方言，会让人产生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尤其是萍水相逢者，一旦用方言接上了头，信任感往往油然而生，正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所以，我一来到上海从事新闻工作，便开始学习“上海闲话”。
   
     至今仍清楚记得，第一次采访是去南汇农村采访一个基层干部，那时，我连“上海话”都几乎听不懂，更何况“本地话”，虽然连蒙带猜，仍然一直为了“一个凹头”究竟是多少时间的问题而纠结。那个干部说，她为了工作常顾不上家庭，例如前段时间在“上海”培训，“一个凹头”才能回家一次，我暗暗在心里分析起来：从词语结构分析，“一个凹头”与“一个小时”、“一个星期”比较接近，但是，一个小时内往返一次明显不现实，而一周内回家一次，似乎也称不上特别典型的舍小家为大家。想破了头，我也没猜出来，在普通话里只有一个字的“月”在上海话里竟要用两个字来表达。
   
    类似的尴尬还有很多。我拿出当年学英语的劲头，向身边人拜师学艺。虽然我还算有语言天赋，很快就能开口说了，不过，笑话也闹了不少。比如，上海话把“耳朵”读为“你都”， “右腿”说成“右脚”，于是，我就想当然地把“木耳”说成了“木你”、管“小腿”叫“小脚”，让上海人或者笑喷饭，或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我基本上被评价为“天衣无缝”，倘若不自我揭底，陌生人还真不知道我是“新上海人”。
   
    记者这一行，要和三教九流打交道，说上海话容易混迹于人群做“包打听”，在街头采访中尤其需要，所以，不仅自己觉得受用匪浅，还有不少同行很佩服我呢。当然，在一些岗位，比如电话呼叫中心、营业员、售票员等，讲一口标准普通话十分必要。但如果客户喜欢说方言，改用方言接待不是也挺亲切嘛，否则，为什么很多地方卫视的主持人插科打诨时还要夹杂一两句方言呢？传播学中有个名词叫——“接近性”，只要效果好，形式何必教条死板？难道，对于前鼻音、后鼻音说不利索的员工，企业会大方到出钱送他们去培训吗？
   
只说普通话少了些亲切
   
    宁远（证券）
   
    其实我很喜欢说家乡话，但苦于没有机会。因为我是在上海工作的外地人，工作场合几乎没有说家乡话的机会。只有每次父母从老家来上海小住的时候，我可以突破普通话、上海话、英语的包围，和家乡话亲密地接触一下。
   
    我固执地认为，有很多内心的愿望，不用家乡话说，就不是那个味道。就像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他最出彩的包袱，无一例外都是上海话说出来的。
   
    讲普通话的优势在于沟通方便，但缺少你自己的烙印。对我来说，它是一种工作语言，仿佛和计算器、复印机没有什么区别。语言到了纯粹讲工具作用的时候，就少了些亲切，更像是一种告知。
   
    我想，即使你在工作中使用方言，只要得当，也没有什么不妥。若一个商场的服务员，能对四川客人说成都话，告诉他这件衣服很适合他，相信要比他说海派的普通话更能得到客户的赞赏。当然你不可能什么地方的方言都会，但至少，你有一门方言，要比没有强。
   
    我每次回到家乡，无论是去超市，还是去饭馆，都希望服务员对我说家乡话。乡音的亲切，相信绝大多数离家的游子都有感觉。
   
    要是家乡的人突然有朝一日，厌恶了自己的土话，以为这是落后的东西，要抛弃。我想那是让很多人伤心欲绝的。
   
     我的家乡在安徽安庆，长江边上，那里有全国知名的黄梅戏。要是家乡人突然都不说家乡话了，那黄梅戏还能传承多久？用普通话唱？不是那个味道。其实，就是京剧里的念白，也是方言的底子，“大街之上”，有劲道的念法是“大该（音gai）之上”，这是很徽派的土话了。这岂是普通话可以一“普”就“通”的？
   
    再广而言之，现在国际通用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而标准的英语应该是伦敦口音，可是纽约口音、澳洲口音也照说不误。在香港，至少广东话是和英语是可以公用的，没有谁会认为在公司说“唔知”是不规范，是需要改变的。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水土，一方水土有一方的人。说普通话的必要性，并不比说方言的理由充分。要不然，中国就只有一种语言了。少了多样性，这是可怕的，是让人不敢想象的。
   
老板勒令说普通话
   
    刘其舜（企业报主编）
   
     我任职单位的董事长是福建人，他创建的集团基本上都是他从福建老家带出来的“子弟兵”。从福建山沟沟出来的年轻人跟随着他北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 南下广州等地成立了好多分公司、办事处。这些年轻人，从山沟沟里走出来，在公司里也说起了纯正的乡音。集团发展壮大了，除了子弟兵以外，自然也招收好多其他外来的“雇佣军”。这样在公司里，就大致有了三种话：普通话、（分）公司所在地方言和福建乡音。
   
    如何把这些“子弟兵”老乡和外来的“雇佣军”团结成一个和谐的团队，这是集团的一个难题。
   
     例如我吧，尽管大家都能听懂我说的“上海普通话”，但有时也会“轧牢”，情不自禁地要用上海话来“解围”。那些被称为子弟兵的福建小老乡，乡音更浓，他们说普通话时，常常会被福建方言和普通话的转换“卡住”。因此，在“老乡”群里，很自然地说起了乡音。这样一来，那些“雇佣军”就听不懂了；同样，“雇佣军”在一起说起当地的方言，那些“子弟兵”也听不懂。如果平时有什么疙瘩，那就更造成了隔阂，会无端地猜想——他们在说什么啊？
   
    有时，原本是小得不能再小的疙瘩，也会引起大矛盾。
   
    有一年中秋节，因为都远离家乡，集团聚餐以解员工思乡之苦。我作为企业报主编兼记者，自然要采访写稿，我真怕那些“子弟兵”都说乡音，那就很难捕捉到花絮新闻。还好，这些“子弟兵”见到我来了，都说起了家乡普通话，我也圆满完成了写稿任务。
   
     为此我很有感悟，就向董事长提议：在公司应倡导说普通话。董事长觉得有道理，就下了命令：说乡音和当地方言，只能是特殊场合，一般情况下员工必须说普通话，并把“说什么话”提高到增强团队的凝聚力的高度。这个“死命令”，后来被写进了“劳动合同”，和集团的奖惩条例。这也许是其他单位没有的。
   
    再后来，我去分公司、办事处采访，看到员工都说起普通话，大家的普通话水平也提高了不少。空闲下来，员工们也相互学习福建话，学习各地“雇佣军”的方言……融合，就是这样开始的。
   
说方言和方言的歧视
   
    朱辉（编辑）
   
     武汉一家小公司规定员工必须讲普通话，说一句武汉话要被罚款10元，一时间媒体网络议论纷纷。照例是两派对峙，一派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力挺职场应该推行普通话；另一派不甘示弱也上纲上线，大谈讲方言是基本人权，然而极少有人从语言角度去分析一家武汉公司为什么要禁说武汉话？
   
     武汉话与普通话的相近程度，不逊于北京话，大多数情况下，说武汉话不会影响与外地人的沟通。不过武汉人有个很大的优点：实事求是，很多武汉人都承认武汉话给人印象比较粗俗。其一，武汉话说起来往往不知不觉分贝很高，容易让旁人误以为在吵架。其二，武汉话中一些流行的口头禅不太文明，比如“个狗”“个板妈”……在现实生活中，武汉人中的知识分子其实早就习惯于说普通话了。
   
    全国的方言种类数之不尽，绝大多数给人印象是中性的，比如东北方言让人觉得淳朴，得益于赵本山等小品演员演绎的农民角色；天津话让人觉得幽默，得益于一些著名相声演员；北京话让人觉得油滑，是因为他们喜欢滔滔不绝侃大山……这些方言大多数外地人听得懂，也不反感。
   
     有部分方言是存在争议的，武汉话属于其中，不过武汉方言影响力弱，没有多少人关注。而上海话遭遇方言歧视则比较严重，在小品热的十多年里，巩汉林等明星扮演过说上海普通话的小男人就给人“小气、自私、怕老婆……”的印象；有同样待遇的还有河南话，前两年某演员在一出电视剧里演盗贼，仅仅说了几句某省的方言，就伤害了该省“部分人民群众”的感情，不得不反复解释。不过以后演戏的人犯难了：反面人物统统不能说方言了吗？只能千篇一律说普通话了。
   
    相比方言，普通话不会让人产生语言以外的联想，唯一的坏处是偶尔有可能被当作外地人。不过随着欺生现象越来越少，这也无所谓。相信随着人口流动常态化，普通话会越来越普及，这是个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过程，无须“强扭”。
   
当普通话成了“小语种”
   
    莉莉陈（地产策划）
   
    在我们单位，说普通话的人是孤独的“小语种”。因为单位里90%以上的员工都是本地人，所以无论是在会议室还是休息室，大家都是用本地方言进行沟通，很少能听到普通话。
   
     在工作中，我们经常能接触到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本地客户。他们只会说上海话，普通话勉强能听懂，但沟通起来很吃力。遇到这种情况，我这个能听懂方言、却只会说普通话的外地员工，就很羡慕本地员工，瞧，他们能用方言和客户谈笑风生，即使遇到比较难缠的客户，只要脾气好些，用方言说些软话，适当地撒个小娇，赔礼道歉一番，基本上都能很好地化解矛盾。
   
    最尴尬的就是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用本地话热火朝天地讨论着，轮到我，却不得不用普通话发表自己的见解。每次，都是在我用普通话打破本地方言的“和谐”之后，同事们才意识到有外地同事存在，随后改用普通话继续会议。
   
     然而，个别既不会说、也基本听不懂本地方言的同事，比我更难融入到这样的团队中。部门里以前有位同事，他不仅听不懂上海话，甚至连普通话也夹杂着乡音。有时候，领导会习惯性地用上海话交待工作，大家都听懂了，他却仍然一头雾水，还需要领导用普通话重新讲解，或者是请同事作“同声翻译”。他虽然工作能力很强，但由于语言障碍，一直没勇气争取更多的机会，在公司工作了两年多，也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或者奖励。
   
    时间久了，尴尬便积累成了距离。虽然领导一再挽留，他还是辞职了。直到现在，领导还会偶然提起他，遗憾公司流失了一位难得的人才。
   
    以前我在家乡的时候，并不待见家乡的方言，觉得土。现在离开家乡久了，偶尔听到家乡的方言也会觉得很亲切，才明白了“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哀愁，才逐渐明白为什么很多人离开家乡很多年了，还是坚持把方言作为第一语言。
   
    但是，我觉得虽然使用方言的习惯无可厚非，但在职场中还是应该尽量多使用普通话，这样才更有助于团队的建设和凝聚。
   
    当普通话成为“小语种”的时候，也反映出企业文化的地域性和局限性，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并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本版整理  施淑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