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语运动的成就与反思/谢世涯副教授 (c)

http://club.dayoo.com/read.dy?b=cantonese&t=203420

本论文曾发表于“第四届华语文教学研讨会”，1994年12月27至30日，由台湾世界华文教育协进会主办，在台北剑潭海外青年活动中心举行。


摘 要

新加坡自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以来，至今（1994）已进入第十五个年头。总结华语运动的成绩，可说非常成功。但伴随成功之后所引发的问题，却值得去深思与探讨。

首先，新加坡原是个方言的堡垒，世界上还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在同一个环境里使用七到十二种方言，甚至大多数华人都能操二到三种方言。但华语运动成功之后，新的一代绝大部分不能讲方言或听不懂方言，把百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方言宝藏，人为的自我舍弃，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其次，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及世界各地华人，还广泛继续使用各自的方言，新加坡华人丧失了这方面的技能后，少了一种与世界各地华人沟通的渠道，这是新加坡华人的损失；这与新加坡政府鼓励国人向海外发展，建立寰球经济网的策略，是很不协调的。

再次，新加坡华人一旦丧失了方言后，将无法欣赏由方言表达的各种文化艺术；这与新加坡政府要致力于使新加坡成为世界文化和中华文化中心的目标，同样是很不协调的。

此外 老一辈华人原本可用各种方言，很自然的把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传承给下一代。但新一代不讲方言后，老一辈华人在这方面的功能也丧失了，有的家庭还筑起一道无形的“方言代沟”。

以上仅举出四点重大者，其他值得深思的问题还不少，也将在论文里逐一深入加以探讨。

一 序 说

新加坡自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以来， 今年（1994）已进入第16个年头。总结华语运动的成绩，可说极为成功，但成功的背面，却也牵引着不少少问题，这里就针对各有关问题，逐一探讨如下。

二 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方言宝藏

新加坡原本是个华族的方言堡垒，也是个方言宝藏，华人社会通用的方言有闽南话、潮州话、广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福清话、广西话和上海话   等十一种，加上华语（普通话、国语），华人通行的语言多达十二种，外加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印度），新加坡华人使用的语言，可达十五种之多。

新加坡自1819年莱佛士登陆以来，随着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南方省份人口的逐年移居新加坡，南方方言一直是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言，直到1920年以前，新加坡的华文学校，都是以方言作为教学媒介语的。1920年1月中华民国教育部训令全国小学教授中国国语，影响所及，新加坡的华校才逐渐改用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但华语的教学与使用，也只限于学校范围。由于方言的情意结，也因为方言便于传承家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家长都喜欢用方言和子女交谈。

根据1957年新加坡唯一以母语为对象的全国人口普查报告书的资料，在全国人口中，以华语作为母语的，只有0.1%，而自称可以讲华语的人口，在华人中也只占26.7%，  华人社群中最通用的方言首推闽南话，依次是潮州话、广东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等，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1979年推行华语运动之过前。

然而，自华语运动推行之后，讲华语的人口于是直线上升，讲方言的却急速下降。根据1992年5月环境发展部的一项调写查，使用华语的新加坡华族人口，由1979年的 1% 增长到1992年的 33%：使用方言者，却从1979年的 89%，减少到1992年的 63%。但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1980到1990年的十年里，讲方言的的家庭从原本的 76%下降到48%。

又根据1992年教育部的一项调查，家中使用华语的小学一年级学生，由1980年的 26％，增加到1992年的 65%；家中使用方言的小一学生，却从1980年的 64%，减少到1992年的 3.6%。换言之，今后的华族学生，在家里主要是讲华语和英语。父母由于受到华语运动“多讲华语，少用方言”的感召，主动改用华语和子女交谈，不再传授方言，所以现在的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能讲方言的少之又少，长此下去，讲华语的年轻一代，将取代讲方言的老一代，一个没育方言的社会，很快就会到来。

其实，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新加坡是个方言的堡垒，世界上还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在同一个环境里很和谐的使用十来种方言，更何况还配合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同时使用呢！目前，三十岁以上的华族新加坡人，有的还能操二到五种方言不等，华语运动成功以后，新的一代绝大部分不能讲方言和听不懂方言，把百多年维系华人社会的方言宝藏，人为的自我舍弃，的确是很可惜的。

三 失去与世界华人沟通的渠道

中国大陆十二亿人口中，除了北京和传统讲官话的地区讲普通话以外，各省份的人大都还讲方言。香港、澳门、深圳和珠海等地，广府话简直成了“官方语言”，台湾国民政府推行了四十多年的“国语”运动，现在有人提出“为什么不能讲母亲说的话”的质疑，  提倡“还我母语”运动，要求在学校里教授闽南话和客家话。社会上的方言势力，已经慢慢兴起，俨然要与主流的中国国语抗衡。

至于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还能讲方言，英国、加拿大、法国和越南等国各大城市的唐人街，流行广府话，毛里求斯则流行客家话，电台也以客家话报导新闻，泰国是潮州话，菲律宾是闽南话，印尼是闽南话和客家话，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样，通行广府话、闽南语、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福州话和广西话等方言。香港尽管官方行政语言是英语，但日常主要的用语是广府话，外国人如果要到香港谋求发展，必须先学好广府话，才能够与香港人沟通。即使在香港当宫的英国人，也得学听、学讲广府话，才能融入香港社会的主流。

综上所述，当全球华人还广泛使用方言之际，华族新加坡人为了推广华语运动，主张逐渐淘汰方言，“鼓励华裔人士在交谈时以华语取代方言”，  甚至有人主张现阶段必须放弃方言。然而，一旦华族新加坡人丧失了讲方言的技能后，将少了一种与世界各地区华人沟通的渠道，确实是新加坡华人的一大损失。

四 方言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既重且大

华语有四个声调，方言的声调大都比华语多，一个会说方言的人，比起一个不会说方言而只会讲英语的人来学华语，前者要容易得多，快捷得多。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关经理孙宝玉在一次座谈会上透露，她因为爱好粤剧，进而学唱本，记台词，是她学华语进步快的主因。她说，她学唱《帝女花》、《紫钗记》等剧本时，由于词句全是繁体字，她就逐字抄写，并将繁体转为简体，借此学华语和简体字，所以她的华语就进步得更快。

又如英文源流出身的新加坡国际基会会长陈庆珠教授，她学华文讲华语，也是从《帝女花》等粤剧开始的，现在她已经能登场表演相声了。

新加坡自开埠以来，方言一直是华族新加坡人日常工作、贸易洽谈、交际与家庭的用语，尤其是闽南话，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约占全华族人口的 40% 以上，是不同方言群人口的通用语。

郭振羽说：“各党派人士也发现福建话是最能诉诸于民众感情的语言，具有政治上的功能。事实上，直至1970年代末期，李光耀总理在发表全国性的演说时，还是经常先后以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福建话发表谈话。李光耀以群众运动起家，自然深深了解福建话的群众性。”

海外华人能讲方言，也是促进中国大陆近期经济成长因素之一，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曾在北京中国经济论坛上指出：“在中国近期的经济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来自海外华人投资者创造的。他们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和亚细安国家。因此他们与中国同文同种，说普通话或地方方言，他们能够克服现在的困难。”  当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强调互惠互利，讲方言的海外华人，包括新加坡人到中国南方投资，促进中国的经济成长，也为自己的所在国制造财富，利人利己，方言在这方面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加坡的宗乡团体，近年来集合宗乡族人的力量，筹组投资控股公司，集体融资到中国讲同一方言的地区投资，如海南、汕头、厦门、福州、安溪、同安、南安等地，或跨越方言群，到其他地方投资，如客家人计划集体融资到扬州开发三千亩的土地，建立国际客家工商业城。不同方言群的新加坡人，他们当年赤手空拳、披荆斩棘来到新加坡，为照顾族人的利益，成立了各自宗乡团体，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新加坡的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现在代表方言群的宗乡团体，又纷纷成立投资控股公司到中国各地投资，准备为增加新加坡的财富再度作出贡献，这一再说明方言有其功能与价值，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是既重且大的。

五 新一代难以欣赏方言文化艺术

方言本身既是一种文化，各方言群里自然蕴藏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一位到中国留学的学生这么写道：“我为了攻读中国语言文学学位而在北京住了一年，在这段期间，我更加感觉到我和当地北京人在文化上的大隔膜。我错误的以为，只要能讲华语就掌握了打开中华文化的锁匙，但我很快就发觉到即使在中国，这种想法也不一定对。一直到我有机会到华南跑一趟之后，我才感觉到我也继承了文化遗产。” 换言之，  作者继承了中国南方用方言保留的文化遗产。

众所周知，福建和广东等地的方言，保存了不少华语里没有的古音特点，使得这些方言的语音变化多端，娓娓动听。例如以福建或广东话朗诵古文或古典诗词，就显得更有韵味，那种特有的抑扬顿挫的韵律，是华语里所没有的，因为南方各地方言的声调，比华语来得多，而方言里的入声字，也是华语所没有的。又如闽剧、粤剧、潮州剧和歌仔戏（芗剧）等，都是南方特有的剧种。其中福建的南音，是自来泉州、晋江、南安、同安、安溪、永春、金门等闽南地区的华族新加坡人，特别喜爱的民间艺术；南音相传由五代蜀主孟昶首创，后成为宋代的梨园音乐。他如歌仔戏，是台湾、福建南方地区和华族新加坡人一向所喜爱观赏的。此外，闽南、潮州、广府的讲古，更是继承了唐宋说书人的衣钵；他如方言民歌、民谣、山歌，均属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甚至时下流行的广东和福建歌曲，都是港、台华人和海外华人喜爱听，喜爱唱的。

中辈和老一辈的华族新加坡人，大都有过在街头观赏“街戏的”经验，这些街戏多为潮州、歌仔戏或广东剧，只因他们会讲方言，所以能够欣赏。而这些方言戏剧和其他地方的剧种，是有相通之处的，能够欣赏南方剧种，进而又促使他们也能欣赏京剧、龙江戏、越剧、豫剧、山西梆子等。新一代的华族新加坡人不会讲方言，听不懂方言，这意味着他们将无法欣赏与吸收蕴藏在方言里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

就以讲古来说，它也是曾是华族新加坡人的精神食粮，是早期移民先辈一种重要的文艺活动，它有潮州、广府、闽南讲古，最初流行于街头，三十年代由街头登上了电台，成为雅俗共赏的一种艺术，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好几代的华族新加坡人，从电台的方言讲古里得到了重要的文化。讲古艺人黄正经、李大傻、王道，是老一辈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曾经是家喻户晓、深受尊敬的民俗艺术家。

剧作家郭宝昆说：“讲古原是我们生活中很有活力的文艺活冲动，社会的衍变，加上政策的失误，使到现场讲古已经绝迹，空中讲古也已式微。后来当局决定一夜之间取消方言讲古，犹如切断了我们共有的一根文化基因链条，影响极其深远。”

华语运动的目的是要以华语取代方言，没有了方言讲古，当然是以华语讲古采取代了。新加坡实践表演艺术学院于是从北京请了知名表演艺术家任宝贤   来主持华语讲古，反应非常热烈，场场爆满，引起了一阵听古之风，有识之士，遂提倡恢复方言讲古。郭宝昆说；“提倡讲古不要跟华语运动相提并论。我国绝大多数华人祖籍在华南，因此，越是深入民间的民俗、传统往往都不是用华语传承的。如果坚持标准华语，那不只会埋没人才，更严重的是：民俗传统的本原面貌将会从实质上被否定。独具特色的讲古人，可能许多都还卧藏在讲方言的或是讲方言腔华语的民众之间。”

尽管有人大力疾呼恢复方言讲古，然而，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新的一代不讲又听不懂方言，又如何去欣赏方言讲古呢？正如专栏作者严孟达所指出的： “方言讲古的继承人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可以从中国或香港、台湾‘人口'(或是跟他们买节目)，但是，方言讲古人再也无法找回七十年代以前一批广大忠实的听众。方言讲古随着华语运动的掀起而提早走进历史，是无可奈何的。”

总之，华语运动的成功意味着新的一代将丧失听方言、讲方言的能力，他们将无法欣赏与吸收由方言表达的文化艺术，如地方戏剧、方言讲古等。

李猴子跟牠的徒孫們不愧是峇峇人(欛欛儂), 欛欛儂做欛欛事(Bá-bá nè̤ng có̤ bá-bá-dâi / Diau jen tso diau shr)

郭熙写过《多元语言文化背景下母语维持的若干问题：新加坡个案》（《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04期），貌似网上找不到 pdf 版本。

那一支是什么话都能讲的最实际的东南亚华人吧

毛里求斯是什么情况？

貌似有很多印度人，还有客家人

原帖由 在山 於 2009-9-1 18:53 發表
郭熙写过《多元语言文化背景下母语维持的若干问题：新加坡个案》（《语言文字应用》2008年04期），貌似网上找不到 pdf 版本。

http://d.namipan.com/d/39c2734c7 ... 0c02ddf693568410300

原帖由 liweijie 於 2009-9-1 19:10 發表
那一支是什么话都能讲的最实际的东南亚华人吧

你說的是欛欛儂麼? 他們實際上是獁鯠豬跟華人雜交的動物, 愛說英語, 不認同漢文化, 馬來西亞華人似乎都很討厭李猴這類的欛欛儂. 北大中文論壇有一個大馬華裔網友就曾發過一個主題詳細論述李欛欛這類人.

感谢，这么快就找到了。

郭熙文章中的一些段落：

第一，不露声色地采取强制性语言政策并贯彻到方方面面。这种做法，用今天中国流行的说法就是“做而不说”。的确，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既定目标，即，以英文作为各民族的共同语文，但这一点开始并没有直接告诉民众。后来，李光耀这样说：“1965年（独立年）我们作了重大的决定……，我们必须作个决定。不过我们决定循序渐进，而不是突然的决定……，制订这样的政策，我们知道过了一段时间，英文将成为工作语文，各族的共同语文。结果，果然如此。家长当然会为孩子选择一种能给孩子的一生带来有用知识的语文……。”（吴元华，2000）
1997年，李光耀又提起如何通过行政措施解决语文问题的经验：“我利用20多年的时间解决语文问题，不是通过勒令，因为那将引发暴乱，而是逐渐地、在家长的认可下，让他们的学生有个选择，即进入华校，学习英文……，或者进入英校，学习华文……。经过了将近30年，大多数选择从进入华校学习英文，转为进入英校学习华文。”（吴元华，2000）
这样，李光耀告诉人们，新加坡选择英语作为行政语言是社会自愿的；而且，这也验证了他的预见性。不过，他并没有告诉人们，他那时如何知道英文将成为工作语文。
在我们看来，他所“预见”的其实正是他要达到的。这恰恰建立在他对语言工具论的利用上，他说的自愿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压力下的被迫。

第二，强制性地制造单一的语言环境。我们过去曾认为，新加坡是一个多语国家（郭熙，2004：170），因为它规定了四种官方语言，同时，新加坡个人双语、多语和集团双语、多语都非常普遍；最近国内也还有文献报告新加坡双语教育的成功（黄明，2007）。但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双语制国家，而是一个英语独大的国家。新加坡规定英语为国家的行政语言，使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法律、官方文件、教育媒介等等。公共场合也都是英语天下：路牌、公交、地铁等处的语言标志只有英语，交通系统中没有民族语言报告站名等。近年来，随着中国游客的增加，有关部门在旅游景点增加了一些中文标志，但跟实际需要还相距很远。
李光耀不是语言学家，但他在语言问题上比语言学家要敏感得多。近年来，不少语言学者在讨论新加坡华语前景的时候都会说要提供语言环境。其实，最早注意到语言环境的就是新加坡的领导者。当然，他们更关心的是英语环境，而且人为地制造了单一的英语环境。英语在新加坡实质上取得了“国语”的地位。李光耀在后来的谈话中也不掩饰这一点。他说：“如果我们当时立法并告诉新加坡人，‘英文将成为我们的国语’，那必然引起叛变。所以我们说，‘好吧，你可以自由选择学习自己的母语，不过你要同时学习英文，因为英文提高每个人公平竞争的机会，因此它将成为主要语文，政府的工作语文’。”（吴元华，2000）
而这种“国语”的地位，这种单一英语的社会语言环境，为进一步形成全国性的语言教育政策打下了基础。1996年，李光耀对新加坡两所大学的学生说：“到了1987年，所有的学校，包括特选中学，都以英文作为第一语文和主要的教学媒介语，同时以母语作为必读的第二语文。于是，一个全国性的教育政策终于形成。”（吴元华，2000）
在英语为国家第一语文的政策下，其他民族语言只在自己的课堂上、家庭里和社区小圈子中使用，以至于年轻一代在词语使用上越来越倾向于英语。以“苹果”一词为例。无论是调查还是观察，我们都发现了这样的事实：即使在华语的环境下，年轻人也宁可使用apple而不使用“苹果”。问及原因时，被调查人说，他们整天看到听到的都是英语，第一时间在大脑里出现的词语是英语。

第三，华人社会自身的分化。对于新加坡政府来说，也有自己语言上的压力；不过，这种压力不是来自少数民族，而是来自华族自身。因此，在我们看到的文献中，几乎所有语言问题的决策，都是面对华人的。李光耀清楚地知道，在新加坡，解决了华人社会的语言问题，也就解决了新加坡社会的语言问题。
至此，我们不能不提及新加坡的一个重要现象。每当新加坡出现一些强化华语母语教育的政策时，反对声并非来自其他族群，更多的是华人社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