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公权力对语用市场的管制作用[c]

在北大中文看到的, 沒有找到原文地址, 在吳語協會上也找不到. 這是吳語協會老大之一的 lieukehli 寫的, 真是一篇好文.

        古代的白话小说是诸语混杂的，而且夹杂很多文言成分，纯粹记录一地方言的作品不多，当你认为这些作品不是吴语作品的时候，同样不能认为他们是官话作品。纯方言白话作品的大量涌现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粤语的很多口字偏旁的俗字便是在那时被稳定下来的。而吴语，因为书写的传统比粤语长，文字传承相对要好，所以不需要那么多纯记音的俗字，于是吴语文本_看起来_和官话文本也就更像，很多成分就直接被新生的共同语白话文文体吸收了。

我强调吴语文本看起来像官话文本，是要同时说明它们_读起来_不像_官话。100年前倡导白话文的初衷是我手写我口。一开始大部分民众都是不习惯这种新文体的，他们会说但是未必会写会读。吴语是这样，官话、粤语同样是这样，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先锋甚至在用文言著文提倡白话文。

导致後来官话白话文强势的关键还是公权力的推动。这种推动有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基础教育方面。本来吴语自有一套文读音系统，它是联接方言口语和华夏共同语的桥梁。从语言学来看，这套体系是吴语无疑，但是从文化认同来看它又是广义的官话体系的一支，它一面向吴语口语输入文词，一面又向共同语回馈新词。吴越地区民众识字从文读音体系开始，我的父祖辈，他们看到汉字，读出的是吴音。但是公权力介入後的基础教育就不同了，识字不再从吴音始，只有京音。数十年来，公权力组织人力物力，对以京音为基础的白话文进行大力地规范化，厘定正音正字，刊之于世，令行教习；对基于吴音的白话文即便有基础研究，也只限于学术界，而相关应用领域里的研究则是建立在如何让方言区民众学好普通话的目的上，对于如何发展、传承方言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我仍然记得在小学作文课上因在对话描写中用了“白相”一词而被老师训斥。今天的传媒界，有几人在求学阶段有机会学习吴语的表达方式？他们只会把汉字当作纯表音的记音符号，用汉字的京音来记录吴音，所以才会把【拿渠做脱】写成“乃伊做特”，把【淘浆糊】写成“捣糨糊”。行诸文字的传承被中断了几十年，吴语人被彻底文盲化，然后有人跑来诘问为什么你们的文化产品生产端乏力？何不食肉糜啊。

把方言文盲化的公办教育不仅扼杀了方言作品的生产能力，同时也在消解方言区民众对方言作品的消费能力。【晏】（ae相当官话"晚"）【厾】（toh相当官话”丢“）【隑】（ge相当官话"倚"、"靠"）【笡】（chia相当于官话”斜“）这些吴语常用字有几所学校会教，又有几个吴语人能识呢？吴语的文化市场已经因为民众的文盲化而被稀释了。

公权力推动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对吴语声望（prestige）的压制。语言是有社会性的，社会性体现在语言在social order中扮演重要角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变体，在社会语用环境下有不同声望。新闻播报中的语言就比脱口秀的语言声望高，于是面向市民阶层的新闻播报是不允许有的，只有窥探家庭隐私的《新老娘舅》和面向乡村的阿富根。正剧中的语言比肥皂剧的语言声望高，于是描画历史变迁的《孽债》取得空前成功後就绝後，偶尔重播便如皇恩浩大一般；嘻嘻哈哈的《开心公寓》倒随你去播。公共空间的语言比家庭内部语言声望高，所以公务员必须普通话达标，还被规定面对公众时要首先用普通话，地铁公交不可以上海话报站，而即便是郊县的线路上也能听到普通话和英语。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本地服务者对本地被服务者说本地话被单位处罚的事件。学校的媒介用语也比贩夫走卒的声望高，于是普通话不达标的本地老教师们没资格执教了，即便他教的知识和语文毫无关系。

所有这些公权力介入後取得的效果就是，绝大多数具有高声望的某种吴语变体都被限制或者禁止了，公众能接触到的往往是那些低声望的吴语变体。这是一种非常高明而且有效的文化替换手段，因为它不像台湾日据时代日本人对汉语或者蒋据时代对方言的那种赤裸裸地全面禁止。它允许你苟延残喘，但是却不断让你只看到一种语言中那些俚俗的、浅薄的、卑贱的、粗鲁的、破碎的、不成系统的、远离文明的、文盲化的一面。相比之下，它激发母语意识觉醒的可能性很小，这是一种催眠术。

伴随着这种催眠，普通话不仅垄断了汉语伟大的书写历史遗产，还以京音僭取并垄断了洛下读书音对于汉字音系的解释权。方言文盲们或者加入京音一统天下的狂欢，或者把庸俗发挥到极致，“我们来用方言骂人吧”，“来晒晒方言里的骂人话”，他们对方言文读体系狂喷乱咬，把吴语的文词文读视为外人、仇敌，对不认识的汉字只知道从普通话直接折合，甘心做普通话的一种变体而不自知。

我一点都不左，而且还很右。语用市场应该是个自由的市场，我不骂政府无能，我骂政府管太多。数十年前，上海话就是太湖流域的lingua franca，吴语是吴越地区的第一语言，这就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伴随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运动的结果。数十年後，因为公权力的管制，基于吴音的我手写我口被另一种新生的文言文——普通话——取代了，吴语整个被文盲化，上海话在高端语用市场的竞争能力被严重束缚。尽管如此，在管制较少的低端市场，那些纯口语的应用场合还是有lingua franca的影子，比如前几天我的一位上海朋友就在某医院见证了几位苏州郊县来沪的病患要求前台讲上海话的场景——“伲是苏州人，上海闲话听得懂个”。我相信，真正了解过吴语这百年来的历史，就不会把那串词汇看得空洞了。

如果拿粤语作为第三方来参考，这种公权力介入语用市场的结果就更明显了。粤语人在海外有众多成规模的社区，他们是重要的统战对象，于是公权力保留了粤语在许多公共空间的语用功能。同时，香港的存在也使得一个和北京相抗衡的公权力介入语用市场。在香港，因为有对公务员强制性的英语要求，所以粤语的声望不如英语高，但港英当局并没有禁绝民间的粤语文教和传媒机构，所以粤语仍获得足够的空间可以培育和发展其文化市场。回归後香港设立专门机构规范粤语，推行粤语母语教育。这些体现本土性的措施都有效巩固了粤语在语用市场中的地位。所以粤语的现代化虽然在百年前新文化运动中落後于当时的吴语，但在今天却遥遥领先了，公权力虽然不是其中唯一的因素，然而却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

http://www.douban.com/note/42243715/

多謝, 多謝. 看了裡邊的討論, 發覺這段話對解讀寧德縣立市以後語言全面淪陷有些啟示.

　　其他方言也是如此，文盲化普遍发生，但是程度不同。因为各地的文教传统深浅有别，前后的反差会有所不同，有些偏僻地区的小方言本来沐我王化不多，识字的少，已经很多文盲，之後普通话直接覆盖过来也就没有太大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