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名家对普通话和方言关系的重要论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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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钱乃荣   
Thursday, 18 February 2010 14:38

转载自钱乃荣先生个人blog：坐看云起时

赵元任：

“在学术上讲，标准语也是方言，普通所谓的方言也是方言，标准语也是方言的一种。”
“平常说方言，是同一族的语言，在地理上渐变出来的分支；分到什么程度算是不同的语言，这个往往受政治上的分支的情形来分，与语言的本身不是一回事儿。比方从前罗马用的拉丁语，到后来渐渐变，变到现在，有许多分支，一方面有了政府上的分歧，一方面有了文字上的分歧，因此我们觉得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这几个都是不同语言了……可是要把这些语言，现在情形内部的比较看起来么，有些地方也类似中国的几种方言，有如北京话跟上海话、跟广东话、跟福建话差别这么多，但是因为中国向来用一样的文字写这许多语言，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差别少一点儿……，在中国，全国方言都是同源的语言的分支，虽然有时候分歧很利害，我们认为是一个语言的不同的方言。”
——赵元任：《语言问题》第七讲 方言和标准语，商务印书馆，1980年6月第1版，第101页


胡适：

“不避俗语俗字。”（八大主义之一）“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唯实写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1917年1月1日

“国语统一，谈何容易，我说，一万年也做不到的！无论交通便利了，政治发展了，教育也普及了，像偌大的中国，过了一万年，终是做不到国语统一的。这并不是我一味武断；用历史的眼光看来言语不只是人造的，还要根据生理的组织，天然的趋势，以及地理的关系，而有种种差异，谁也不能专凭一己的理想，来划一语言的。教育，固然由统一语言的能力，但这方面使得统一，那方面却又自由变迁了。
“德国底喜剧和一部分地方的土话，不易懂得；德国的交通、政治、教育种种，可称完备了，尚且又‘非普遍性’的语言存在。再看美国，他的交通、教育更其好了；可是有几处人，‘纽约’读作naoya音的；fast这个字，也有种种不同的读法；南部澳开萨一带的方言更是复杂之极。至于英国，人家都知道他语言有遍及全世界的势力，当然统一极了，开始在伦敦都会的地方，已有许多变化，——文字虽然不变，音却变了；如有些人说have都把h音省去，读成ave。还有苏格兰……各种方言，更是难懂了。所以要国语完全统一，即使教育、交通等等如何发达，终是办不到的。
“国语统一，在我国及时能够做到，也未必一定是好。国语文学之外，我看，将来还有两种方言文学，很值得而且一定要发展的。一，是吴语文学（包括苏州，无 锡，常熟，常州一带）；现在所有的苏白苏文学作品，已有很好的了；将来发展起来，在我国文学上有贡献的，并且能代表这一部分民族的精神的。二，是粤语文 学；几百年来，广东话的诗，曲，散文，戏剧等，有文学价值的也很多；能够去发展它，有可以表现西南一部分民族的精神出来的。苏州的广东的文学家，能够做他 们苏广的优美的文学，偏是不做，使他们来强从划一的国语，岂不是损失了一部分文学的精神吗？岂不是淹没了一部分民族的精神吗？如果任他们自由发展，看似和 国语有些妨碍，其实很有帮助的益处。”
——胡适：1921年11月31日《国语运动与文学》，在北京教育部国语讲习所同乐会上的讲演

“我在七年前曾说：并且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学。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如英国语言虽渐渐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岛之内至少有一百种方言，内中有几种重要方言，如苏格兰文、爱尔兰文、威尔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学。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他争长，并且还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给他新材料、新血脉。（答黄觉僧君，《胡适文存》一集，页一五三）”
“老实说罢，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做文学，敢用方言做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基础就自己满足了，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这是从‘国语文学’的方面设想，若从文学的广义着想，我们更不能不依靠方言了，文学要能表现个性的差异；乞婆娼女人人都说司马迁、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而张三李四人人都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的白话也是可笑的，古人早已见到这一层，所以鲁智深与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话，《金瓶梅》里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话见长，平话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都有夹用土话。南方文学中自晚明以来昆曲与小说中常用苏州土话，其中很有绝精彩的描写。试举《海上花列传》中的一段作个例：
双玉近前，与淑人并坐床沿，双玉略略欠身，两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双玉头颈，把左手按着双玉心窝，脸对脸问道：‘倪七月里来里一笠园，也像故歇实概样式一淘坐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六十三回）
假如我们把双玉的花都改成官话：‘我们七月里再一笠园，也像现在这样子坐在一块儿说的话，你记得吗？’——意思固然一毫不错，神气却减少多多了。
“所以我常常想，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啊！可惜近年来的作者都还不敢向这条大路上走，连苏州的文人叶圣陶先生也只肯学欧化的白话而不肯用他本乡的方言。最近徐志摩先生的诗集里有一篇《一条金色的光痕》，是用硖石的土话作的，在今日的活文学中，要算是最成功的尝试。其中最精彩的几行：
昨日子我一早走到伊屋里，真是罪过！ 老阿太已经去哩，冷冰冰欧滚在稻草里， 野勿晓得几时脱气欧，野呒不人晓得！ 我野呒不法子，只好去喊拢几个人来， 有人话饿煞欧，有人话是冻煞欧， 我看一半是老病，西北风野作兴有点欧。
这是吴语的一种分支；凡懂得吴语的，都可以领略这诗里的神气。这是真正白话，这是真正活的语言。
“中国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种方言已产生了不少的文学。第一是北京话，第二是苏州话（吴语），第三是广州话（粤语），京话产生的文学最多，传播也最远。……介于京语文学与粤语文学之间的，有吴语的文学，论地域则苏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吴语区域，论历史则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的少年心；向日思维南蛮鴃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故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
——1925年顾颉刚编《吴歌甲集》胡序，北京大学歌谣学会和民俗学会出版。

“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
——胡适：1925年《海上花列传》序，《胡适文集四》第40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我主张不要严格的限制。拿日本的经验来说，严格限制，很难做到。多少年来习用的方言，总是要流传的。”
“不许学校里面的学生——儿童说方言，是不好的，也做不到的。现在训练出来的师资不够，不够养成一个环境，让他说方言。这在文化上说，并不是没有益的。至于说是怎样使国语统一呢？由公家学校出来的儿童，可以用国语说话，听得懂国语，看得懂国语，并能用国语就行了。儿童回到家里，讲他的方言，台湾话，客家话、闽南话，没有法子禁止的，而且不应该禁止。再以国语来说，他的来源，就是方言。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的国语，都是方言。不过他流行最广，所以占优势。
“一种方言，不知不觉产生一种文章，有了文章，所以地位很高，流行很广。英法德意的国语，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不要太严格，不一定要说北京话。不一定要读 某一种音，才是标准的国语。发音，也不必要求太严格，例如，‘我读ㄨㄛ（阴平）可以，读ㄨㄛ（上声）也可以。’
“方言，我看是没有方法消灭的，听他自然的好。英国这个进步的国家，地方很小，人口也只有四千万，交通方便，教育发达，可是她还有几十种语言，方言更多，有二百多种。所以我认为不要禁止儿童说方言，只要他毕业以后，能够用国语就行了。”
——胡适：1953年1月6日在台湾《国语日报》欢迎会上答问

俞平伯：

“我有一信念，凡是真的文学，不但要使用活的话语来表现它，并应当采用真的活人的话语，所以我不但主张国语的文学，而且希望方言文学的产生。”
“在我的意中，方言文学不但已有，当有，而且应当努力提倡它。这自然和国语热的先生们有点背道而驰的样子，然而我常常作此想，我主张尽量采用方言入文。”
——俞平伯：2005年，顾颉刚编《吴歌甲集》俞序，北京大学歌谣学会和民俗学会出版。


刘半农：

“假如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但是南方人写白话文却习以为常了。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记述南方人的声口，可就连南方人也不见得说什么。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被习惯迷混了。我们以为习惯上可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做一切文章，所以做了之后，即使把地域的神味牺牲了，自己还并不觉得。”
——刘半农：1925年，读《海上花列传》，《半农杂文》第1册第245页，北平星云堂书店，1934年。
“此书中善用俚语土语，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在看的人却并不觉得它蠢俗讨厌，反觉得别有风趣。”
——刘半农：重印《何典》序。1926年3月2日，张南庄著《何典》

“大约语言在文艺上，永远带着些神秘作用。我们作文作诗，我们所摆脱不了，而且使能于运用到最高等最真挚的一步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下时所学的语言；同时能使我们受最深切的感动，觉得比一切别种语言分外的亲密有味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的母亲说过的语言。这种语言，因为传布的区域很小（可以严格地收缩在一个最小的地域以内），我们叫做方言，从这上面看，可见一种语言传布的区域的大小，和他感动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个反比例。这是文艺上无可奈何的故事。 ”
“方言是永远不能消灭的。”
——刘半农：《瓦釜集》

鲁迅：

“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
——鲁迅：题记，1926年5月25日。张南庄著《何典》

钱玄同：

“什么是国语？已经有答案交出来的约有两派：
“一派是所谓教育家也者。他们是最爱咬文嚼字，他们最爱凿四方眼儿。他们开口便要分别怎样是文，怎样是语；什么是官话，什么是方言；哪个字是文体绝对不用的，哪个字是语体绝对不用的；国语文法应该怎样规定，国语词类应该怎样限制；文雅了又不好，俚俗了又不好（如只许用‘的’，用了‘之’就说太文了；只许用 ‘头’，用了‘脑袋’又说太俗了）；欧化了又要反对，民众化了又要反对……。他们对于‘什么是国语？’这个问题并没有具体的说明，不过照上文所述说的看来，也略见一斑了。
“一派是国语文学的主张者。这派可以拿适之先生来做代表，他的说明也最简单明了。”
“前一派的见解煞是可笑。我不懂得他们何以要干这种违反自然、缚手缚脚的玩意儿。照他们的话去说国语，写国语，真是汪容甫所谓‘笑齿啼颜，尽成罪状；跬步才蹈，荆棘已生’了。这哪里是解放文体！简直是受罪！何苦来！
“适之先生的见解，比前派要高明过万倍。他因为普通话已很通行又产生文学，所以主张认它为国语，把它推行出去，这确是很有道理的见解。但是我们要知道，以普通话为国语的主干，则可；国语而限于普通话，则不可。还有，‘普通话’一词的界说，是很模糊很含混的，所以我们使用‘普通话’，只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倘使竟来凿四方眼儿，分别孰为普通，孰不普通，则尤其大大不可；——要是这样，便上了前一派人的当了。
“普通话一名官话。官话本出于元朝的北京话；它凭着文学跟政治的势力，渐渐推行到各地去；行到哪儿，便把那边的方言添加些进去，它原来的面目也免不了改变了些；添加复添加，改变复改变，结果便成了所谓官话。这种改变，自然都是应环境之需要而做成的，那么，可以说官话是比较各种方言都要来得适用些。所以适之先生主张认普通话为国语，从这一点上说，我是相对的赞同的。
“可是，官话又有一种很大的毛病。它虽是把元朝的北京话添加跟改变而成的，但这种添加跟改变的分子并不很多。实际乃是甲乙丙丁……各地方的人见面谈话，因为语言不通，只好互相用较通行的北京话作为彼此的通用语；但是，彼此说的北京话——除北京人——都是不纯粹的，都是杂有它自己的方言的，而且有些人杂的方言还是很多的。你杂你的方言，我杂我的方言，他杂他的方言，大家讲起话来还是不能完全相通，而且就是北京话也不是大家都能完全了解的，这便怎么办呢？于是想出两个办法来了。一是把那些辨别得很微细的词儿混淆起来，用意思相近涵义较广泛的——其实就是较不真切的——来代替：例如把北京的‘咱们’（‘你们’在内）跟‘我们’（‘你们’除外）一律称为‘我们’，‘别’跟‘不要’一律称为‘不要’；把苏州的‘掼’跟‘厾’一律改用‘丢’，‘该搭’（近称）、‘搿搭 ’（中称）、‘归搭’（远称）三种分别并作‘这里’‘那里’两种。（真正民众的语言，因为它跟实际生活最为切近，所以涵义非常真切，辨别务极微细，这是方言唯一的优点，夐非文言跟官话所及的。普通应酬文字，只要随便对付过去，固无需乎此；若文学作品，当然应有精密细微的描写，那就非仰仗真正民众的语言不可。）一适把嘴里的话语牺牲了，改用书上的死语（意义也很容易不真切）：例如北京人不说‘耗子’，苏州人不说‘老虫’，彼此都说‘鼠’；北京人不说 ‘guilibaozui’，苏州人不说‘一塔刮子’彼此都说‘总而言之’，这本来都是临时不得已的办法，可是久而久之，变为习惯，大家习非成是，以这样的说法为正当，倒反觉得辨别微细是无谓的，使用活语是鄙俚的了。其实，官话因为用了这两个办法，在用词跟造句上便发生了贫乏、肤乏、生硬种种毛病。
“所以，官话因为有‘已很通行又已产生文学’这个资格而被认为国语，固然是可以的；可是，它有这样的大毛病，却也不可不知道。”
“至于各地方言，我主张国语中尽量采用它，它在国语中站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虽然它根北京话有‘主’跟‘辅’的分别。它所以重要的缘故，就因为它也是活语。
“可是照这样办起来，一定有人要不高兴了。他们要说：北京话本是方言之一种，其中俚俗的词句是很多的，其他方言也是这样，国语以北京话为主干，又尽量采取各地方言，那不是要闹到‘言不雅驯’吗？这如何使得！我说：‘言不雅驯’，正式我们所希望的；俚俗的词句，正式我们所欢迎的。我们只知道是人就应该讲人话；人话都是活泼的，自由的，‘引车卖浆之徒’，凿井耕田之辈，村姑农妇，灶婢厨娘，佢们一样是人，一样会讲活泼自由的人话，而且佢们因为没有披带过礼教的枷锁——这倒是得了圣人君子们‘礼不下庶人’这句话的恩惠——所以最能讲真活泼真自由的人话，婢‘学士大夫’们讲的话强多了，现在若还有人要讲什么‘君子小人之分’、‘士农工商之别’那一套陈死人的胡话，那就请跟着‘老虎’佢做什么‘纯正’‘雅洁’的文章（？）好了；国语方面，勉劳照顾。若明白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大家都是平民，则请说活泼自由的平民话，别打装模作样的官绅腔。
“因为我的国语答案是这样，所以我承认方言是组成国语的分子，它是帮国语的忙的，不是拦国语的路的，用古文八股的笔调来说：‘且夫方言之与国语，乃不相反而相成者也’，者就是我对于平伯先生认为提倡方言文学跟提倡国语文学有点背道而驰这个见解不同意的缘故。
“我有‘国语热’；我认国语文学是国语的血液，所以我有‘国语文学热’；我相信国语文学应该用‘真的活人的话语’来做，所以我认北京话跟各地方言使国语文学的原料，也就是国语的原料，——因为我有以上的新年，所以我要这样说：‘在我的意中，方言文学不但已有，当有，而且应当努力提倡它；它不但不跟国语文学背道而驰，而且它是组成国语文学的重要原料。方言文学日见发达，国语文学便日见完美。
“以上的话，都是站在国语方面说的。至于方言的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方言文学的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文学：他们的价值，与国语跟国语文学同等。他们 决不会因为有了国语文学而灭亡，它们也决不是因为国语需要他们做原料而保存。它们自己发达，他们永远存在。
“所以我无论是站在建立国语方面或站在欣赏文学方面，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对于方言文学是极热烈的欢迎它的。”
——钱玄同：1925年顾颉刚编《吴歌甲集》钱序，北京大学歌谣学会和民俗学会出版。

沈兼士：

“原来歌谣是一种方言的文学，换言之，就是歌谣里面所用的语词，多少都是带有地域性的，倘是研究方言（疑‘歌谣’之误——笔者）而忽却方言，歌谣中的意思、情趣、音调至少会有一部分的损失，所以研究方言，可以说是研究歌谣的第一步基础工夫。”
——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歌谣增刊》1923年12月17日，第16页。

黎锦熙：
“我们现在底工作，……只求土语乡音能尽量而且尽致地表现，并不一定要近于‘雅言’；地面越大越好，更不限于中原底民族。”“我曾和几个朋友们把湘潭底歌谣写出来许多，不但其中有些词儿没有汉字会写，就是那些写得出来的词句，离了方音，就觉得精神全失。”
——黎锦熙：歌谣调查的根本谈，《歌谣增刊》1923年12月17日，第16页。

夏丏尊：

“要改进白话文，要使白话文与大众发生交涉，第一步先要使它成话。
“现在的白话文，简直大不成话了。用词应尽量采取大众所使用的活语，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尽管吸收方言。凡是大众使用的活语，不仅是方言或是新造语，都自有它的特别情味，往往不能用别的近似语来代替。例如：‘揩油’在上海一带已成为大众使用的活话，自有它的特别的情味，我们如果嫌它土俗，用‘作弊’‘舞弊’等话来张冠李戴，就隔膜了。方言只要有人使用，地方性就会减少。如‘像煞有介事’一语，因使用的人，已有普遍性了。此后的辞典里，应一方面删除古来的死语，一方面多搜列方言。
“放弃现成的大众使用着的活语不用，故意要用近似的语言来翻译一次，再写入文中去，这就是从来文言文的毛病。白话文对于这点虽经痛改，可惜还没有改革得彻底，结果所表达的情意还不十分亲切有味。我有一个朋友，未曾讨老婆，别人给它做媒的时候，他总要问‘那女子是否同乡人？’他不愿和外省的女结婚，理由是：如果老婆不是同乡人，家庭情话彼此都须用蓝青官话来对付，越味（疑‘趣味’之误——笔者）是很少的。这话很妙。现在的白话文，作者与读者间，等于一对方言不通的情侣，彼此用了蓝青官话来做的喁喁情话，多隔膜，多离耐啊！”
——夏丏尊：先使白话文成话，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第73－75页，益智书局1935年1月。

阿英（钱杏邨）：

在《晚清文学史》中引用了李伯元长篇吴语小说《海天鸿雪记》一段文字后写道：“方言的应用，更足以增加人物的生动性，而性格，由于语言的关系也更突出，几个人的性格，虽仅用了二百七十四言，已具有极清晰的印象。这是方言的力量。”
在写到李伯元用吴语描写女性后写道：“好几个女性，在他笔下，都是极生动、最成功的。……更是在行动之中，表现出极强的性格来。轻描淡写，神韵极佳。”
——阿英：《晚清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黄药眠：

“第一个问题是普通话和方言的矛盾的问题。李大钊先生曾经提到，我们如果要真正做到大众化和中国化，我们必须更多的应用地方土语，这是完全对的。可是在这里有人说，如果作家们都用他们家乡的土语，那末结果他们的作品只有他们的同乡能懂得完全，而别的地方的人家很难懂，这样一来，岂不是反而不大众化吗？我想在这里的确存在有一个矛盾，而这个矛盾的解决办法，就是以目前所流行的普通话为骨干，而不断的补充以各地的方言，使它一天天的丰富起来。虽在最初的时候，看起来未免有点生硬，或甚至还要加以注释，但习惯用久了，它也就自然的构成为语言的构成部分。此外，我们也不妨以纯粹的土语来写成文学，专供本地的人阅读，这些本地文学的提倡，一定可以发现许多土生的天才。这些作品，我想在将来的文艺运动上，是必然的要起决定的作用的。”
——黄药眠：中国化和大众化，香港《大公报》1939年12月10日。

倪海曙：

“为了使文艺接近更多的人，为了使中国的文学语言更有表现力，方言文学的提倡是十分必要的。”

“方言文学是一种可以直接给人‘听’的文艺，不但使人听得懂，而且使人听得亲切，有味。”
“人民的方言是活语言的源泉”。
——倪海曙《杂格咙咚》集，1950年。

张爱玲：

“把书中吴语翻译出来，像译成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失去语气的神韵。”
——张爱玲：1983年《国语海上花列传•译后记》，台北《联合报•联合副刊》，10月1－2日。

陆谷孙：

“英语还有个优势呢，就是它本身的祖宗比较杂，你知道，所以它是比较丰富的。它可用的词汇据估计有四十万左右，一般法语或者德语的词汇在二十万左右了不起了，所以它可表达的，用来表达的这个材料特别的多，特别的丰富。为什么呢？因为它过去既有北方的日耳曼民族的海盗侵入了英伦三岛，带来了日耳曼语系的语言，又有从南边，甚至从罗马带去的拉丁文，从Roman Conquest带去的法语，你看它是这么一个大杂烩，它的祖宗比较杂，所以生出来混血儿大概比较健康一点。所以它有那么多的词汇。林语堂做了个统计说，英语里头会有125种骂人撒谎的话。”
——陆谷孙：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语言学”网BBS，2005年12月31日


章培恒：

在引用吴语写的《海上花列传》中一段后说：“如果是吴语区域的人，读了这一段就会觉得好像听到了她的倾诉，不仅充分感受到了她的语气及其中所包含的感情，而且其说话时的神态也恍在目前，如此真切、生动。这一切是无法用普通话来表现的。虽然才气如张爱玲也办不到”。张爱玲的翻译“意思不错，但神理全失。…… 这不是张爱玲翻译得不好，而是根本无法译。”
——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编》，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年版。

余秋雨：

“上海方言，有很大一部分不容易见诸文字，尤其是其中一些成语和片语，一旦翻译成普通话便色彩全无。但是，这些看起来很不符合“标准国家规范”的语言方式，却是这座城市百余年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黏合剂。而且，几乎所有上了一点年纪的上海人都明白，那种语言方式在表情达意方面实在有一种无法替代的风味。天下语言，在履行大范围的交流使命之外，还必须保存一种小范围的异态风味，因为那里沉淀着文化和文学的最隐秘结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得不经常要与那些一手捧着字典、一手举着放大镜的‘语言酷吏’吵架，一次次告诉他们，人类语言的汪洋大海不可能全部变成他们试管里的蒸馏水。上海方言的最佳保存处是滑稽戏，而周立波又把这种保存范围扩大了，用心拓展那些离普通话更远的部位，并且特别喜欢在那些部位逗留玩耍。我发现，在剧场中，观众反应最为热烈的，大多也在那些部位。”
——《周立波诙词典》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钱乃荣2009年12月27日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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