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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9 00:50
[转]晚清时期传教士在福建的出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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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是我国著名的侨乡，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许多福建人就远走南洋，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谋生。1814年，当嘉庆帝颁布“禁止西人传教，查出论死，入教者发极边”的禁教令后，早期东来传教士失去了在中国本土传教的活动空间，福建侨民众多的南洋便成为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被定为通商口岸，在中国传教的禁令也已被废止，于是那些熟悉福建方言民情的传教士们便络绎而来。近代早期，最早来福建的传教士中，比较知名者有约翰生、柯林、麦利和、卢公明、雅裨理、文惠廉等，他们传教的主要手段是办教会学校和出版图书、报刊。其中，出版活动“是基督教传教历史上最常见的办法。传教士对于这一办法研究的结果，使他们相信，只要他们首先取得了当权人物的信任，一切就会容易发展。他们准备出刊杂志和书籍，在该项杂志和书籍内，不但传播基督福音，同时也传播一些现代科学和哲学”。[1]传教士们还认为，“别的办法可使千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百万的人改变头脑”。[2]此外，出版活动的另一优势传教士们也不会看不到：福建方言纷纭复杂，在下层民众普遍不懂官话的情况下，口头传教存在很大的语言障碍，而文字却是统一的，这给予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很大的生存空间。
事实的确如此，出版活动至少和教会学校一样，成为传教士们进行传教与传播西学的主要工具。本文着重就晚清时期传教士在福建的图书与报刊出版活动做一叙述。
传教士在福建的出版活动，按出版物的类型，分为图书与报刊；按其组织形式，以1860年为界，前后差异甚大。在1860年以前，福建没有出现专门的教会出版机构，传教士的图书出版活动一般是在开设教会学校的过程中完成的，即为了满足教会学校的教学需要而临时刊刻具有教科书性质的图书，其行为特点表现出明显的自发性与对教会教育的依附性。而在1860年后，随着福州美华印书局的成立，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开始在相对固定的出版机构中进行，是一种群体性的行为，从而表现出出版活动的自觉性，同时也说明了出版作为近代传教士的主要宣教工具，也开始从教会学校的教育活动中剥离出来而独立存在。
一、传教士在1860年以前的出版活动
1860年前，在福州从事出版活动的传教士中比较活跃的有卢公明、麦利和、弼来满等。卢公明(1824～1880年)，美以美会传教士， 1850年来华，1853年在福州创办男童寄宿学塾，翌年其妻又办女童寄宿学校。这两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为福州格致书院和文山女塾。卢公明在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福州从事传教活动，1878年返美，两年后去世。从1853年到1858年，卢公明在福州出版各种图书25种，是近代早期在福州的传教士中出版图书最多的一位。其出版的图书，大部分是宣传基督教教义、劝人人教的，如《神十诫注释》、《乡训》、《耶稣教小引》等；也有一些是讲天文、地理、民俗和劝人行善的书籍，如《天文问答》、《中外问答》、《辨孝论》、《华人贫苦之故》、《劝戒鸦片论》、《赌博明论》等。卢公明的出版活动对当时福州的西学传播有较大的贡献。麦利和(1824～1907年)，美以美会传教士，1848年来华，在福州创建天安堂并创办多所教会学校，1859年返美，1861年又来福州，在 1869年至1871年间担任福州美华印书局主理，1872年调往日本建立美以美教会，1881年又到福州。1883年他再往日本，1887年返回美国， 1907年病故。麦利和于1857年和1858年在福州出版4种图书，即《觉世文》、《祈祷文》、《受洗礼之约》和《美以美教会礼书》，均是宗教类图书。弼来满(1809～?年)，美部会传教士，1847年来华。他在福州出版图书4种，都是用福州方言写成的宗教读物，其中《新约全书》在福州的发行量很大。此外，在福州出版过图书的传教士还有摩怜、简明、温敦和万为等。
至1860年止，传教士在福州出版各种图书共42种，其中宗教读物26种，占61．9％；天文、地理、风俗之类16种，占38．1％。
在厦门，晚清早期从事出版活动的传教士主要是罗啻、宾威廉和施敦力兄弟等人。罗啻(1809～1864年)，美国传教士，原先在南洋活动， 1844年6月到达厦门从事传教活动，翌年因其妻去世而返回美国。1847年他又携新妻重返厦门，1864年于归国途中去世。他用厦门方言编写《约翰传福音书》、《乡训十三则》等宗教出版物。还在广州出版了《翻译英华厦腔语汇》一书，以便利传教士学习厦门方言。宾威廉(1815～1868年)，美国传教士，1847年赴厦门，1853年他在厦门出版《天路历程》、《神诗合选》等著作。施敦力·约翰(1810～1888年)，英国传教士，1844年抵厦门传教，出版中英文著作7种，全部是宗教类读物。其兄施敦力·亚历山大原先在南洋和香港活动，1850年抵厦门，出版《养心神诗新编》等宗教读物。
在1860年之前，传教士在厦门出版图书凡13种，绝大多数是宗教类读物，对世俗社会的知识传播贡献不大。
二、福州美华印书局与传教士的图书出版活动
1860年以后，传教士在福建的出版活动有了专门的出版机构。1859年，由美国传教士怀德发起，美以美会在福州设立了罗扎里奥·马卡尔出版公司(Razario & Marcal Co．)，俗称福州美华印书局，这是近代早期福建地区最大的图书出版机构。该书局得到美国圣经出版协会5000元的首期资助，用以建立印刷厂房的资金、帮助购置铅字和印刷机，但其中3000元被指定用于出版圣经。在传教士保灵和万为筹划下，福州美华印书局开始组建。
福州美华印书局设址于福州天安山麓。初期的办公楼房是一座四层洋楼，顶楼是总经理和正副编辑的办公楼，二、三层楼是主要的工厂，内设印刷工厂、装订室、铅版印刷工厂、手工工作室，以及泰西各国色纸洋簿文具等贮存室。底楼是职工家属宿舍。
1861年，万为亲自去香港和广州采购机器，买回一架美国印刷机和一个中国自制的13点活字雕刻石盘。他自己先在香港印书局学习石印技术，并雇请一个广东印刷工人，为福州带来了近代印刷技术。1861年11月，美以美会又以700美元买下一幢楼房作为书局建筑。。1862年1月，福州美华印书局首次在福建使用活字印书，开创了福建印刷史上的新纪元。
此后，随着出版业务的不断扩大，福州美华印书局又陆续购进新式印刷设备，采用铅印技术印刷图书。1884年，书局购买大小滚筒印刷机、模坯、华英活字模、铸造图版、铜铅花边书边、印刷机装置等。1895年，又购置了日本铅字、压画行机器、穿孔机器、英文铅字和零星杂物等。1896年购买各书架洋板，即书的金属板。1898年，书局购买大型脚转机书架、乐谱铅字、英文花字、西国文具等，并买了一块空地，价值2000元。1899年购买中文铅字、罗马字铅字、文具、洋纸、洋簿、多国色纸等。1901年购买大型滚筒印刷机一架。
作为书局筹建负责人的万为在福州美华印书局开工后不久，即1862年12月因故返美，由保灵继任主理之职。1866年，保灵因传教事务繁重而辞去主理职务，并由斐莱尔继任。之后，麦利和、李承恩和力为廉先后任主理，直至1903年6月书局被并人上海华美书局止。其主副编辑之职多由华人担任，包括黄乃裳、黄治基、陈元龙、郭占基、方道泰、谢锡恩等人。他们在为传教士工作之时，也率先学到近代印刷技术和先进的出版理念，成为此后福建近代国人自办出版业的先行者和中坚力量。
福州美华印书局主要出版宗教类书刊，如图书《新约全书介绍》、《圣经手册》、《新约全书口语本》和杂志《卫理会月刊》、《传教士录》、《教务杂志》等。同时，书局也出版一些西学图书和语言类、日常生活类图书，如《中国语言英文字母顺序字典》、《福建方言手册》、《地球图》、《福州地图》、《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在中国人中间》、《福建平潭岛旅行记》和《日常食品》等。此外，福州美华印书局还为教会代印宗教读物；为各学校代印课本、字典、学校规条、章程、地图、执照和各种参考书籍等；为商界代印仿单、股票、招贴、商业广告等；代售宗教读物、泰西各种色纸、名签、洋簿、文具和上海广学会出版的图书等。[5]
近代早期，福州美华印书局在当时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地域的限制，除了为本地教会提供服务外，还远向厦门、汕头、台湾、香港、曼谷、九江、北京、上海等地的教会机构提供出版物和代印书刊。仅在1890年至1895年间，就为外地机构代印书籍9000多万页，值银1200元。
1903～1904年间，书局主体部分迁往上海，成立华美书局。福州美华印书局仍被保留下来，成为华美书局的分局，其出版活动持续至1915年盘给一家中国基督徒办的公司为止。
成立于1892年的福建兴化美华书局是福州美华印书局的分所，由美国卫理公会创办，后交与美以美会经营，主要是用罗马拼音文字和兴化等地方言出版教会书籍。
晚清时期，除了福州美华印书局外，福建还出现红衣教团出版社、闽北圣教书会和闽南圣教书会三家传教士创办的图书出版机构。
1889年，红衣主教团出版社(Foochow College Press)在福州成立，这是由福建红衣主教团的实业部门扩充而成，属海外传教委员会领导，其主要出版物是宗教类图书，如口语化的《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和一些赞美诗等，此外，也为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出版一部分工业技术类图书。红衣主教团出版社自负盈亏，同时曾得到美国教徒的资助，使得印刷设备得以更新，出书数量渐增。在成立后的几年内，平均每年出书75．6万页，十年后出书数量翻了一番，平均年出书数量达到150万页。
1909年前后，伦敦圣教书会先后在福州和厦门创办了闽北圣教书会和闽南圣教书会，二者均为宗教书籍出版机构，出版《圣经》、《福音书》等宣教图书，或无偿赠送，或售卖，直接服务于当地的传教事业。闽南圣教书会还主持出版《厦门教会报》，双周刊，发行量在1000份左右。
三、传教士的报刊出版活动
近代报刊的出现，是出版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福建报刊出版业的创始之功，同样应归于西学东渐。较之图书的出版，传教士在福建的报刊出版活动对世俗社会的影响要大得多，这与报刊成本低廉、易于传播和时效性强的特点是有关系的。作为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报刊在其他新型媒介出现之前的社会影响尤其显著。传教士在福建创办最早的报刊是英文报《福州府差报》(The Foochow Courier)，创刊于1858年10月12日。此后，传教士又陆续创办了一批英文报刊，如《福州捷报》(The Foochow Herald)、《福州每日回声报》(The Foochow Daily Echo)、《福州广告报》(The Foochow Advertiser)、《厦门钞报》(The Amoy Gazette)等。这些报刊既报道省内外消息，也介绍本地的风土人情，主要是供外国人看的，对增进外人对福建的了解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传教士在福建地区所办最早的中文报刊是《郇山使者报》，1874年由美以美会传教士李承恩创办于福州，中国教徒黄乃裳任主笔。[6]“郇山使者”为基督教徒之意。该报已佚，其内容不可考，但据今人推测，《郇山使者报》“约是本16开、20页的小册子，其内容除了宣教之外，尚有‘上谕奏稿’，中外时闻等”。[7]黄乃裳曾在报上著文劝人种牛痘预防天花，还与保夫人合著革除缠足论5篇，除登报外还排印单张3万余散发。[8]据此可以看出，该报当是一份面向世俗大众传播新知的报刊，且其中文报刊首创之功实不可没。
1876年，《郇山使者报》更名为《闽省会报》，施美德任主理，中国教徒谢锡恩任副理，每月初一出版，内容包括上谕、奏稿、中外时闻和教会情况等。该报的办报宗旨是倾向进步思想的，反映了当时要求变法图强的社会潮流。如1887年该报刊载署名“忧肘子”的《局外闲谈》一文，借一西人之口说： “中国之病，病在骄字”，批评中国骄妄自大，视外国为夷狄，不肯向西方学习的谬误。又刊载《杞人说病》一文，批评顽固派所谓中国“病一无财，病二无兵”的原因是“海禁开则中国之财源竭”，“海军创而中国之兵费穷”的谬论，指出中国积弱积贫的原因正是在于闭关锁国，而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富强的道理。
1898年，由于《闽省会报》的成功发行，在华美以美会遂将其作为全国美以美会公报，并改名为《华美报》，勒锡任主理，主理托事由美以美会福州教区所属的福州、兴化、南京、北京、四川各一人担任。《华美报》除刊登有关宗教的文字外，同样刊载时闻和格致文章，文章主旨倾向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观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华美报》开始刊登商业广告并开列详细的广告收费标准。这应该可以作为当时教会报刊世俗影响的一个佐证。1904年3月，《华美报》与上海《华美教保》合并，改名《华美教保》，移往上海出版。
传教士在厦门的办报历史则稍晚。第一份英文报刊是《厦门航运报道》，1872年创办，1878年进行改组，并改名为《厦门公报和航运报道》，由阿·阿·马卡尔和吉·弗·马卡尔兄弟先后任主编。[9]约1884年，英国牧师傅氏创办《厦门报》，双日刊，但“阅者寥寥，未久而废”。[10]1886年6月，英国传教士布德创《厦门新报》，内容包括时闻与宗教，出3期即告停刊。
《鹭江报》是近代传教士在厦门创办的出版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报刊，于1902年4月28日发刊，英国牧师迪迩·山雅各任总经理兼总主笔，编辑均为中国人，多为当地知名人士或基督教人士，旬刊，用杭连纸直排铅字印刷，每期1册25页，约3万多字，以后增至4万多字，内容有社论、国内外消息及福建地方消息、文艺副刊和广告等。其出刊宗旨倾向于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如第25册刊出主笔山雅各撰《论报馆访事之关系》一文，宣传报刊出版工作的重要性。又刊出林砥中撰《论力》一文说：“闭关时代，幼稚之时代也”，“今各国无理要挟之事，何以不施于匹敌之国而独屡试我东亚，毋亦以孱弱无力之帝国易于欺侮乎!”[11]言辞激烈，对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福州与厦门之外，莆田是传教士又一报刊出版活动中心。1890年，美国传教士蒲鲁士到莆田传教，并协同当地牧师宋学连用罗马字母拼写兴化平话的办法翻译出版圣经等教会书籍。1898年，蒲鲁士创办了罗马字母拼写的兴化平话报刊《奋兴报》。这是传教士首次在莆田创办的报刊，也是莆仙地区创刊最早、发行时间最长的一份报刊。该报发行人为蒲鲁士本人，主编为其妻蒲星氏，牧师宋学连、林鸿迈等为编辑；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内容有论说、时事、主日学课讲义、务德会经题要旨等。1908年5月1日，在宋学连、张福基两人的建议下，《奋兴报》同时又出中文版，此后一直出版至1949年止。作为教会报刊，《奋兴报》主要宣传宗教思想，但也不偏废世俗要闻的报道，在政治立场上标榜“独立性”。要而言之，该报既反对暴力革命，包括在民国时期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也揭露当局的黑暗与腐败，倡言言论自由，并刊登禁烟、禁赌、禁缠足等有利于改良世俗的文章。
此外，近代早期传教士在福建创办的报刊尚有《小孩月报》(福州，1874年，普洛姆夫人和胡巴尔夫人创办)、《福州福音新报》(1876 年，吴尔斯登创办)、《漳泉公会报》(厦门，1888年，打马字创办)等。其中《小孩月报》为我国最早的儿童报刊，享有近代“启蒙第一报”的美誉。[12]
四、传教士出版活动的社会影响
近代早期传教士在福建的出版活动，其目的自始至终都是为传教事业服务的，这是事实。但这种主观上的意图本身并不偏离社会进步的轨道，更非逆潮流而动，客观上不足以否定其总体上对福建世俗社会所产生的正面影响。
首先，基督教教义本身所蕴含的人文关怀色彩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积极意义，这往往容易被许多学者所忽视或有意回避。传教士从事出版活动，利用易于传播的出版物进行宣教，克服了教会学校影响面小的局限性，在使得传教事业波及边远地区和穷乡僻壤的同时，也对普通民众阶层社会关系的调整和识字率的提高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其次，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对福建对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3]书报刊中所刊载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与人文思想，开风气之先，使福建民众得到西学启蒙并唤起人本意识的觉醒，从而推动了福建地区的近代化进程。近代早期，福建作为主要的传教区之一，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尤其是福州美华印书局的出版物影响到上海、北京、四川等其他地区，在西学东渐中曾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传教士出版的一些介绍中国或福建的英文图书，如麦利和所著的《生活在中国人中间》、斐莱尔所著的《外国人在中国》、卢公明所著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等，也有助于增进西方国家对福建乃至中国的了解，纠正某些偏见。[14]
最后，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开启了福建出版近代化的进程，并推动了福建近代本土出版业的发展。传教士创办近代报刊，出版西学图书，并将石印、铅印等近代印刷技术与印刷设备引入福建，培养出福建第一代掌握近代印刷技术的工人，为福建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出版了大量的西学图书，这与传教士的努力大有关系；黄乃裳之所以能在1896年创办福建第一份国人自办报刊——《福报》，与他在教会出版机构的工作经历也是分不开的。概言之，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对福建近代本土出版业的兴起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而正是由于福建本土出版业的发展壮大，才使得教会出版业在 20世纪初逐渐淡出中国近代出版史的舞台。
注释：
[1]布朗宜．没有更迅速的道路[A]，转引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2]李提摩太致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A]，转引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3][4]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13]林金水．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
[6]一说由武林吉牧师创办，见史和．中国近代报刊名录[Z]．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又见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7]詹冠群．黄乃裳传[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8]王植伦．福州新闻志·报业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9]胡立新，杨思溥．厦门报业[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
[10]福建报界沿革表[N]．警钟日报．1904-12-30
[11]转引自黄政．福建近代报业史话[J]．福建史志，1988(4)
[12]邓绍根．近代“启蒙第一报”[J]．出版广场，2001(6)
[14]朱峰．清季福州美以美会新闻出版业与文化交流[A]．载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闽文化源流与近代福建文化变迁[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
（据《出版史料》2005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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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C's define me: Chinese by birth; Canadian by choice; Christian by gr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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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9 1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