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语言和方言的消亡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

语言和方言的消亡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
瞿霭堂
http://www.eastling.org/discuz/showtopic-3607.aspx

        人类为了生存，不能不组织起来，于是形成社会。人类的社会早于有声语言的发生，但有声语言的发生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有一个经典的表述：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生而发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随着社会的消亡而消亡。”这个经典观点，却值得推敲。首先，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生而发生的，社会的发生早于语言，这已经由人类思维的发生早于语言的结论所证明。或者说，人类不是有了语言才由猿变成人，而是先变成人后才有语言。准确地说，人类是由于思维的高度发展而从猿类分化出来的。这里的“随着”，与原来理解的“语言与人类共生论”没有关系。语言也不一定随着社会的消亡而消亡。这个社会的概念当然不是指人类的整体社会，这样的概念没有意义，因为这样的社会消亡连同人类同时消亡，没有了人类，没有了说话的人，当然也就没有了语言。一般所指的社会是具体的群体集合，一种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集合在一起的群体组成，由于各种原因这种社会解体，社会的成员融进其他的社会群体，但他们原来使用的语言不一定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并不一定随着社会的消亡而消亡。换句话说，原来使用于一种社会的语言，在这个社会消亡后语言并不一定消亡。可见，上述经典性的三句话，第一句要对“随着”重新理解和解释，第三句根本不准确，只有第二句，即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通过所谓生物学的检验，确定人类最早发生于非洲，这并不是定论，还有不同的观点。但我们先假定是事实。接着的问题是从非洲出来走遍世界各地的人，在非洲从猿变成人的时候，或者说走出非洲的时候有没有语言？如果那时没有语言，那么语言是多起源多分化的；如果那时已经有了语言，那么语言是单起源多分化的。人的本体可以通过生物学的检验确定单起源或多起源，人类语言的发生却已经无法通过一种方法来确定单起源或多起源。因为现存的语言品种多，差别大，类型复杂，只能像人类分黄种、白种、黑种那样做低层次的分类（比如语系的分类），无法使用语言的“基因”来做统一的起源性判断。
        无论语言是单起源还是多起源，并不影响语言是人类思维高度发展的产物。如果是多起源，是从非洲走出来的没有有声语言人，在各地分别创造的；如果是单起源，是带着语言从非洲走到世界各地的人进行了再创造。由于时代久远，这种再创造的语言，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它们实质性的同源关系。至少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像生物学验证那样可信度高的论证方法。语言的多起源或单起源，与语言的发生和发展相关，有创造和再创造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不影响我们来探讨语言与社会在发展中的相互关系。
        人类的社会是由小而大的。比如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等等，由血亲血缘关系扩大到非血缘血亲关系。人类的婚姻制度由乱婚、群婚、对婚等发展到一夫一妻制，大大推动了智慧和思维的发展。思维的发展改变了语言的面貌，人类语言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糙到精密。原始的小社会语言是语言发生或再创造的基地，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大，语言的接触范围扩大，语言的变化速度也加快。每一次社会的合并或分化，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给语言的合并和分化带来必要条件，虽然社会的合并和分化不一定造成语言的合并或分化。一般来说，社会的合并和分化，特别是相对稳定时间的加长，给语言的合并和分化创造了发生变化的充足条件，因此形成一种共识：社会的分化期，造成语言的分化，社会的合并期造成语言的合并。人类社会早期是分化期，即以分化为主的时期；后来逐渐进入合并期，即以合并为主的时期。“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社会发展的局部规律，从整体来说，人类社会进入合并期。合并期不等于没有分化，只是从整体来说的主次问题。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说，将来没有了阶级，没有了民族，也没有了国家，世界大同，高度和谐，社会肯定不会四分五裂。经典作家还说，到那时世界会有一种既不像英语，也不像德语、法语的四不像共同语言。大家既说自己的语言又说这种四不像的语言，最后都说这种四不像的语言。这种四不像的语言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想得出，一般人没有这种智慧，也无法预测。但是，到那时语言肯定也不会再四分五裂是可以得出的自然结论。从目前国际的形势来说，地区经济一体化到世界经济一体化，必定影响到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地区性和世界性共同语言的形成是一种趋势。由于世界的形势变化莫测，这种共同语的形成只能短期预测，无法终结认定。但形成的倾向性是肯定的，这说明了一种语言的集中和合并趋势。
        由于语言和方言很难区别，世界上的语言和方言大约有几千种，据报导一天消亡一种。这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消亡的倾向性是肯定的。可见，语言和方言濒危和消亡的趋势不可阻挡。使用不可阻挡的趋势可以证明语言和方言的消亡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吗？当然不可以或不完全可以。这样的论证失之肤浅。
        语言是根据社会的需要产生的，社会的需要，也即交际的需要，是语言存在的唯一理由。语言在使用中存在，在存在中使用。使用是语言存在的唯一条件。我们说语言没有先进和落后，是一种基本的结构和功能观点，即语言都是一种思维高度发展的产物，每一种语言都能适合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和个人的交际和交流的需要。没有把社会的发展变化、合并融合、交际交流等复杂的因素考虑进去。只看到社会发展与语言发展的同一性，没有看到社会发展与语言发展的差异性和不一致性。如果把不同的语言进行比较，无论是结构和功能上的差异是明显的，无庸置疑的。只是无须使用先进和落后的概念来表述而已。一个国家有先进和落后，科学和技术有先进和落后，人类的精神作品同样也会有先进和落后。语言是人类的一种精神作品，怎么不能有差别呢？有没有差别和说不说差别是两个概念。人的长相有好看和难看，没有人会对别人说你长得难看。不说不等于客观不存在或不是事实。不能正确认识语言和方言在本体、使用和功能上的差异性，误解政治和科学的关系，是造成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上重大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语言不仅结构和功能有差异，使用人口的多寡，通行范围的大小，表述力的丰富和精确等方面也不相同。加上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社区、地区和国家中，语言的使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一个社区、地区和国家可以在政治和行政上规定语言使用的平等权，却无法强制保障使用上的平等。平等和自由一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中国是一个有全国通用语言的国家，通用语言和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在使用和功能上的差异不能简单地通过平等的概念来表述。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有自己的使用范围和功能限制。从表面上看，各司其职也是一种平等。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平等的道理。但是相对性平等的理性认识解决不了实质性平等的实际问题。方言和民族语言无论在本体、功能、使用人口、表达能力等方面与通用语言是无法比拟的。随着通用语言的普及，双语制的建立，方言与民族语言从功能到使用的萎缩，不可避免。这是笼统说的，或从总的发展趋势来说的，具体来说，不同的方言或民族语言的萎缩进程和速度并不相同。
        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语言和方言的功能和使用从来都不可能完全平等。简单来说，至少可以分五个层级：国际性的、全国性的、地区性的、社团性的、家庭性的。就可见的近期来说，国际通用语是英语。不少专家呼吁，英语在中国的重要性几乎快要超过汉语汉文。比如考研，汉语、汉文、专业差一点还可，英语与及格线差一分就落榜。这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真实情况有目共睹，不用细说；全国性的通用语在中国是法律规定的汉语。有些国家如瑞士，规定不止一种通用语，制订法律上的平等使用权，但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平等，同样与使用者的政治、经济和使用人口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只能各司其职。当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使用的功能和平等的程度也不完全相同；地区性的通用语，像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都在一定地区具有通用的性质，中国的藏语、蒙语、傣语等也具有这种性质。以方言来说，上海话、广东话、成都语等都在一定的地区具有通用性。地区性的地区有大小，也有层级，因为汉语方言土语复杂，有的通用于较大的地区，有的通用于较小的地区；社团性的通用语，比如有的学者调查的新疆的纺织厂和兵团中通用的方言，再比如一些国家唐人街华人使用的汉语方言等；家庭性的通用语是指只在家庭的范围内使用的语言或方言。十多年前我调查四川的一些所谓“走廊语言”的使用情况，大多为藏族所使用的非藏语。有的只通用于村子，勉强还可算社团性，但有的只使用于家庭，在村子里彼此交际就使用汉语或藏语。在家庭中使用可能只是为了适应老人或一定的语言情结。这些语言在当时已经属于濒危语言，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情况不明。以满语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使用人口（包括社团性和家庭性通用），还以“千”计，过了半个世纪，今天能完整地使用满语的只能以“个”计，遑论使用。再比如半个世纪前，四川汶川的藏族还社团性和家庭性地通用藏语或嘉戎语，今天却已不再使用而完全通用汉语了。藏语和嘉戎语在别的地方使用得好好的，但在这个地区却不用了，这种现象值得研究。
        这种语言或方言在使用和功能上的不平等，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多语言、多方言的国家，从性质和功能来说，语言或方言至少可以分为四个层级：权威的、强势的、一般的、弱势的。中央政府所在地的语言或方言常常是通用的和强势的。比如汉语发源地应该在今鲁西豫东一带。商朝的政治中心在豫鲁地区，通用的权威方言应该是山东地方的方言；周朝西迁豫西，通用的权威方言改为河南地方的方言；秦、汉建都陕西，通用的权威方言就成为陕西地方的方言；东汉、魏、西晋直到隋（东都）的都城在洛阳，通用的权威方言又转为河南地方的方言；唐朝建都长安，宋朝又返回洛阳。这一段时期，通用的权威方言一直在陕西和河南地方的方言之间转换。元、明、清的政治中心都在北京，通用的权威方言变成了北京话。历史上通用的权威方言都在北方方言中转换，于是形成了后来所谓的官话方言。今天通用的普通话就是在这种官话基础上形成的。可见，权威的、强势的通用语言或方言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然，在形成过程中，可能会采取一定的强制手段，但一般来说具有更多的自然性质。语言或方言的权威性和强势性不一定是统一的。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蒙古语理应是权威语言，却不是强势语言，没有能替换汉语，只是对当时的大都汉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可由当时的文献为证。但经过明、清两代，这种影响已经荡然无存（不是说一点影响都没有保留，只是与当时影响的深度相比而言，荡然无存的是那些深入的影响，比如语法的影响）。满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满语理应为权威语言，但也不是强势语言，结果反而为汉语所替代。语言的权威性和强势性有时成正比，有时成反比，足见语言与政治、文化、经济、使用人口之间的复杂关系。
        语言或方言退出使用的领域有三种情况：强制退出、自然退出、强制结合自然退出。在历史上，语言或方言退出使用领域，大多是强制的（当然不是唯一的，必定的），主要是由于部落、部族等社会的强制性合并，战争兼并，民族同化等。近代则大多发生在殖民地，或者战争等情况，如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东北和朝鲜等国的语言强制同化；自然退出的情况一般是由于部落、部族、民族等的自然或和平的合并和融合。从根本上说，是消亡的语言或方言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承担作为交际工具的社会需要。一种使用于小社会的语言，一旦这个小社会并入大社会，由于小社会与大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小社会的语言或方言无法适应大社会的需要。小社会的群体不能不学习大社会的通用语言或方言，本身的功能和使用范围逐渐缩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从语言本体来说，小社会的语言或方言原来是完全适应小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精神需要等社会发展状态的，如果小社会是长期的、逐渐的、缓慢的并入或融入大社会，小社会的语言会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慢慢适应大社会交际的需要。但从现代社会来看，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地区或民族之间、一个地区的不同群体之间，相互合并和融合的速度是极快的，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下进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取决于当今世界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游离于国际、国内和地区之外，会极大地影响生存的质量，特别是一个国家之内，小的社会根本无法独立地生存和发展。必须相互团结，相互帮助，共同发展，才能使小社会和大社会真正的融合，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达到实际的平等。今天如此，历史上也是如此。上述满族的语言应该是属于自然退出，西夏语就是战争兼并的结果，不属于自然融合。中国历史上很多小国被大国兼并，小民族被在大民族同化，语言从此逐渐退出使用领域，屡见不鲜。当然，国家或民族的兼并，并不一定造成语言的兼并。比如藏族使用十多种语言，这是由于历史上吐蕃王朝强盛，兼并了不少小国和小的民族，但由于地区辽阔，交通不便，藏语只是权威语言却不是强势语言，通过官员和屯兵对当地语言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却没有能把当地语言同化。从现代来看，大多是强制结合自然退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必定会影响到政治、文化和语言。“一体化”实际上是“大社会化”，小社会嵌套和融入大社会，小社会的语言与大社会的语言发生接触，语言功能关系发生变化，是必然的趋势。社会是语言存在的唯一理由，语言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四分五裂和各自为政的语言状态，对统一的社会起破坏作用，通用语言的建立是先进和发达社会奠定稳固基础和快速发展的充足条件和必然措施。对于世界性的通用语，中国以教育制度的形式规定，国家性的通用语则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都是强制性的。有些专家担忧，英文在中国的重要性快要超过汉语文了，因为大学生英文写得字通句顺，汉文反而写得别别扭扭。这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与半个世纪前比较一下，英文与汉文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也是无庸置疑的。国家通用语言的确立，对方言和民族语言使用范围和功能的限制，甚至造成方言和语言的消亡，是不能回避的。但这种消亡建立在方言和语言平等的基础上，并不因为建立通用语言而进一步确立消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法制或法规，相反，充分尊重民族语言和方言的使用和发展。因此，一些民族语言和方言的消亡又是自然发生的。我们所以把它们归入“强制结合自然”这一类，是因为通用语言的确立和推广对一些民族语言和方言的消亡速度有一定的影响，这也是客观事实。通用语言的确立与语言或方言的消亡有没有关系，与不同国家、地区所实行的语言政策和规划有关。中国实现语言和方言平等的政策，语言和方言的消亡属于自然现象，通用语的确立只是产生一定的影响。
        语言或方言的消亡就是这种语言或方言不再使用；语言或方言的濒危就是指这种语言或方言使用的人口减少、使用的功能变弱和使用的范围缩小。强制消亡采取简单粗暴的手段，不用解释。需要研究的是自然消亡。上文所说的强制加自然的消亡中的“强制”与简单粗暴和野蛮同化不是一个概念。这种“强制”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在对其他语言或方言采取平等的态度的基础上实现的。就像法律法规具有强制性，但是必要的，与自由平等并不矛盾。一个多语言和方言的世界和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可以相互交际的统一语言和方言，社会就不会稳定，上情不能下达，相互不能沟通，不能建立政通人和的和谐社会。世界要做到这一点还很难，一个国家或地区则不但能做到，而且必须要做到，否则就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和谐。世界上发达的国家或地区都有自己的标准语、通用语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多民族和多语言的国家或地区越进步，越发展，越和谐，标准或通用的语言建立越早，推广和传播得越好。一个社会越开放、越进步、越和谐，语言或方言消亡的速度越快。
        语言或方言的自然消亡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即社会的融合和语言的接触。通过语言的接触发生语言的换用。从世界来看，一个分裂的、民族主义、宗教主义的国家或地区，阻碍语言或方言的接触，没有实现语言或方言自然消亡的条件，即使消亡也只能通过野蛮的强制同化手段。语言或方言的自然消亡只能出现在统一、团结、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从语言本体来说，任何一种语言或方言因为都是思维高度发展的产物，都可以逐渐修订和再创造以适应社会发展和交际的需要，但由于语言修订、再创造和发展的社会性，换句话说，语言的任何一点修订和再创造最后要通过全社会成员的选择、约定、认可和学习来完成的，这就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当前世界的迅速发展，社会的合并和融合根本不允许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小社会语言有这样的时间。特别是一个国家的内部，放弃或减弱对适应社会发展的大社会通用语言的学习和使用，除了影响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外，对原来小社会语言的修订和再创造于事无补。这种语言的功利观是语言和方言自然消亡的思想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国家分裂，民族对立，地区各自为政，加上交通阻隔，交往不便，语言接触没有条件，更遑论深度、广度和密度。语言接触甚至受到抵制，以确保民族和地区的认同。当年在讨论和选择国语和后来确定普通话的基础方言时，不少地区不同意使用北方方言，可见情绪之一斑。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和经济逐渐统一，地区和民族的小社会融入大社会，国家实行语言和方言平等政策，推广全国通用语言和方言。加上交通发达，交往频繁，民族语言和方言的功能和使用范围逐渐缩小。一些语言和方言逐渐退出使用领域而自然消亡。消亡的主要条件是：

1.只在社区、小地区、小范围或家庭中使用的语言和方言。

2.语言或方言杂居区中的非权威或强势的语言或方言。

3.与权威或强势语言或方言接邻地区的语言或方言。

4.已经形成双语或双言制地区的非权威和弱势语言和方言。

5.没有文字和文献的语言。包括虽然有新创文字，但文献极少，使用人口较少、范围较小的语言。

6.与其他语言或方言差别较小的语言或方言。
        上述条件只是必要条件，还不是充足条件，因此具备这些条件并不必然会消亡，因为还有其他条件的制约：

1.民族、宗教、历史、文化、地区等的认同感。

2.具有悠久的文字历史和丰富文献的语言。

3.跨国或跨地区的语言或方言。

4.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由上可见，语言和方言的消亡是大趋势，但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预测语言或方言的消亡，消亡的速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是驱使消亡和制约消亡两种力量平衡和打破平衡的复杂过程。因此，对有些语言或方言的消亡可以做科学的预测，有些就不行。语言和方言的消亡是一种总的趋势，不等于新语言和方言就不再产生，在一些语言和方言消亡的同时，一些新的语言和方言也正在产生，比如中国的普通话就是五四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不同于北京话的北方方言的新形式。此外，国家的长期分裂或合并，都有可能产生新的语言或方言。
        当今的世界都在提倡保护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这是因为人类具备了保留这些遗产的手段，免得像过去一样发生历史的遗憾。但对“保护”和“保留”的理解并不相同。是实物保留还是形象保留？这恐怕不同的对象要区别对待。即使是物质文化的保留也必须是选择性和代表性的保留，否则若干年后人类在地球上就不会再有存身之地。拿语言来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实物保留就是延长它的使用期，形象保留则是使用高科技手段把它全方位地记录下来。一般来说，恐怕只有使用第二种办法。强制地结束或延长这种自然过程，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结束或延长这个过程，是使用这种语言或方言的人说了算，是他们自由选择和平衡利害得失的结果，任何外加的主观力量都可能具有强制性。弄得事与愿违，好心办坏事。如果符合他们的心愿起正面的效果，如果不符合他们的心愿则起负面的效果，即使延长了一定的时间，也毫无意义和价值。换句话说，挽救所谓濒危语言或方言的使用期，是没有意义的，一定要说意义或许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如果错误地认识语言和方言消亡的本质，甚至进一步错误地处理通用语与民族语言和方言的关系，也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对这些语言和方言的使用者不会带来实际的利益，徒然浪费国家本来不多的教育和语言资源，加重这些语言和方言使用者的负担。我们所以会有所担心，是因为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留采取了强制的手段，甚至强加到小学生的头上，贻笑大方。但愿语言或方言的“保护”不会出现这样一拍脑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