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从利玛窦寻找“官话化石”

http://news.sohu.com/20071107/n253112856.shtml

   1577年，担任东印度区耶稣会监会的范礼安神父到澳门视察，居留了几个月，研究中国的文化和习俗，是他派了利玛窦和罗明坚到中国来传教。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就要和中国人交际，学习中国的语言。他很快发现，中国各省老百姓说的话各不相同，口语的差别很大，但是还有一种整个帝国官场里通用的语言，称为“官话”。官话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很流行。利玛窦在1592年11月从韶州给住在罗马的法比神父写信说：“中国十五省都使用同样的文字，但是各省的语言不同。还有一种通用的语言，我们可以称它为宫廷和法庭的语言，因为它通用于各省法庭和官场。我们目前学习的，正是这种语言。”他认为，懂得这种通用的语言，耶稣会的会友就没有必要在他们所到的各地去学方言了。他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中是不说的。学会了官话，可以在各省使用，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他还发现，明朝人的书面语言与日常谈话中所用的语言差异很大，没有一本书是用口语写成的，而且这种用文言写的文章全国受过教育的人都看得懂，不受方言的影响。
     1600年利玛窦再次由南京去北京时，新到的中国神父庞迪我是他的助手。他们乘坐由刘步惜太监率领的马船船队，沿运河北上，到了山东省西北的临清，太监因故先行。临别时，为报答神父们的善待，把他在南京买的一个书童，当作礼物，留给了神父们。他说他送给他们这个男童，是因为他口齿清楚，可以教庞迪我神父讲地道的中国话。后来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改订出版《利玛窦中国传教史》时，将这句话中“地道的中国话”改成了“纯粹的南京话”。
       当今许多学者编写的《现代汉语》教材，想当然地认为，自元朝定都“大都”（即今北京）以后，汉语的通用语一直是北京话。然而，为什么在外国的传教士写的书里，“地道的中国话”却是“纯粹的南京话”呢？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鲁国尧据此在1985年撰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 读<利玛窦中国札记>》，认为明代的官话其基础方言不是北京话而是南京话。
     1934年，天主教耶稣会史学家德礼贤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发现了一组手稿，题为《宾主问答辞义》，书中“宾”指的是来访的中国文人或官员，“主” 代表传教士。这部手稿的第32－165页是一部葡萄牙和汉语对照的《葡汉辞典》，这是第一部外国语vs汉语的翻译词典，编纂年代当是1584－1588年间，全文用罗马字（即拉丁字母）拼写。这部手稿是利玛窦和罗明坚两人共同的作品。手稿中编写的汉语，是利玛窦按照明代官话的语音用他设计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记录下来的。利玛窦的拼音方案，共有26个声母，44个韵母，5个声调。除此之外，留在世上的还有利玛窦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在北京出版的《西字奇迹》一卷，这是四篇他用罗马字注音的宗教文章和几幅木刻宗教画。
       过去，中国的学者只能用“反切”的方法分析和记录汉语的字音，“反切”的记音法是用两个汉字来拼一个字的音，用读前字的声母和后字的韵母、声调读音“切” 出新的字的音来。由于不是用单纯的元音、辅音来拼音，而是用汉字注音，汉字本来的读音历时会变，汉字在各地读出的音又不同，所以“切”出来的字音也就很模糊了。利玛窦开创了用字母拼写汉语的历史，成功地创制了汉语第一个全国通用语的拼音方案，这在汉语语言学研究上是一大进步，另一个更重要的贡献是这个拼音方案在汉语语音史上为400年前的明末官话真实发音留下了明确的记载。
      美国乔治城大学著名的语言学教授杨福绵（20世纪初曾在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上学）在1989年亲赴罗马，查阅了这部手稿，将利玛窦最早的汉语拼音字母转译成国际音标，并将手稿中汉语句子的语法、词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证实了辞典反映的明代官话面貌是以南京话为基础的，写了一篇长文《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词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发表在1995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语言学报》第五期上。
      《辞典》中的词语如：“后生家、人客、所在、田鸡、水鸡、八脚、四脚蛇、柱头、不曾、如今、这等、欢喜、起房子、不得闲”等词，“做强过他”、“把他进来”、“把他食”、“背得”、“好得紧”、“如今你晓得我们这边官话不晓得？”的语法，都是当时的南京话。
      我把杨福绵教授的译出的音系与1902年K. Hemeling出版的《南京官话》相比较，基本上相同。尤其是有许多的入声韵母，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5个声调，完全是北方话在江淮和南京地区的南音特征。
      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修《洪武正韵》以南京音为标准，到朱棣永乐十九年（长达53年）迁都北京，徐达攻大都，朱棣坐镇北京，都带了大批南京人和江淮方言区的人士到北京。明末利玛窦在北京10年，如果他在北京的交际中用的官话都是入声消失的只有4个声调的北京话的话，他在北京写的四篇罗马字拼音文章的拼音系统就不会与他和罗明坚还在早年南方写的《葡汉辞典》的音系相同了，何况他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还专门写到了官话用5个声调呢。
       清朝前期，仍承袭明代朝廷的标准音，直到雍正四年（1724年）完成的官修韵书《音韵阐微》还是用的保留古音较多的南音系统。虽然满清旗人口中说的都是他们从生活在幽燕和辽东地区学得的北方话，但在宫廷中还是使用明代官话，直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经优化的辽东、幽燕官话语音才正式取代了南京话基础的明代官话在朝廷朝会中取得了清代宫廷语音的正音地位，这就是普通话的前身。
      利玛窦、罗明坚开辟的中国拼音历史在利玛窦1610年去世后，为另一位法国传教士金尼阁继承，他在1626年也写成一本《西儒耳目录》在杭州出版，后来因为清廷200年的闭关致使中断。但是从1842年海禁开放以后，传教士重新来到中国，英、法、美等传教士为了传教和商业文化交往，又在中国完成了大量汉语的拼音方案，包括许多方言的拼音方案，官话和方言的各种课本、语法、词典和圣经，大都用各自设计罗马字母拼音方案注音。1847年西方人威妥玛在中国老师应龙田的帮助下，为北京话语音编写了第一个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在1853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口语语法书《上海方言口语语法》，这类著作在各地出版了几百本，为中国人自己制定的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出台打了前阵。日本政府在明治九年（1876年）确定把以往教学对象南京官话改为北京官话。经过争辩1923年中国官方正式确认北京语音为国语标准音。
      今年7月，我在巴黎，一位热心保护上海方言的年轻网友特地从法国南方赶到我的旅馆，赠送我一套他用240多欧元从里昂图书馆做到的PDF文件，一部 1950年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出版的法国传教士布尔其瓦编著的《法华上海话词典》，那是1869年第一本上海话词典问世80年来最完整的一部上海话词典，也为传教士编写中国语言的著作的历史画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
刊于《新民周刊》2007年11月9日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