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庄归一”的证明（周祖庠）

“精庄归一”的证明(上)

                           ——《〈篆隶万象名义〉音论》之四

周  祖  庠

        提  要：《名义》音证实了黄侃“精庄归一”论断的正确。对以西方历史
               语言学原则“相同条件下音变必相同”否定黄侃这一论断的作法
               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证实；“精庄归一”；历史语言学；原则；讨论



《韵镜》、《七音略》之类的早期韵图，将宋人三十六字母照、穿、床、审、禅五母的小韵排在齿音二等和三等的地位，分别叫做照二和照三。在陈澧以前，人们没有注意到照二和照三是不相同的（虽有邹汉勋《五均论·廿声论》分照二为甾初床所、照三为照穿神审，但因仅是个纲目，且指的是上古音，故流传不广）。陈澧《切韵考》问世之后，才知道照二和照三是不能系联的，应当分为两类（其实，《广韵》同一韵类中，照二、照三分别列为不同的小韵，就说明它们是不相同的。《守温韵学残卷·两字同一韵凭切定端的例》也说明了这一点。只不过古人满足于三十六字母而没有重视对声类的深入考证而已；而陈澧又对韵图持轻视态度，其原因大概在于当时反映《广韵》音系的《韵镜》之类的韵图在我国已经失传，他看到的仅是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之类）。因此后人又用庄初崇生（后来李荣先生发现《切韵》还有一个俟母）命名照二，用章昌船书常称呼照三。
黄侃先生在考订上古音时，提出了著名的“古音十九纽”的理论：“前者钱竹汀知古无轻唇、古无舌上；吾师章太炎知古音娘日二纽归泥。侃得陈氏之书（庠按：陈澧《切韵考》），始先明今字母照、穿数纽之有误；既已分析，因而进求古声，本之音理，稽之故籍之通假，无丝毫不合，遂定为十九。吾师初不谓然，后乃见信；其所著《汉微言》，论古声类，亦改从侃说矣。”[1]古音十九纽中，庄组归入了精系[2]，这就是“精庄归一”论。
黄氏进而认为，《广韵》四十一声纽中的“十九纽”是上古即已有之，故称为“古本声”；而仅有十九纽之韵部，又与前人考证出来的上古韵部吻合，应该也是古本韵。于是提出了“古本声配古本韵”、“古本韵配古本声”的“古本声”“古本韵”理论[3]。
“古本声”“古本韵”理论，三十年代即受到王力、[4]、张世禄[5]先生的批判，认为是犯了“循环乞贷论证（Begging the question）”的毛病。由于王、张二先生均是从西方留学归国的学者，因此，“古音十九纽”的理论受到了冲击，“精庄归一”也再少有人提起。
五十年代后，王力先生又几次著文，一面说：“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他（庠按：指黄侃）把照系三等归到古端系，照系二等归到古精系。”“黄氏进一步从实际材料中证明照系三等和古端系为一类；二等和精系为一类，这是合乎科学方法的”。另一方面又说：“但是庄初床疏在上古也不能读ts、tsh、dz、s（庠按：即精清从心），因为某些古韵部中，庄系与精系同时在i、iw前面出现（如之部的“事”字，鱼部的“沮”“初”）。”[6]直到晚年，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语音史》中依然坚持这个观点：“黄侃懂得这个区别，同时他把庄初床山并入上古的精清从心。他合并得颇有理由。”“我之所以未肯把庄系并入精系，只是一些假二等字和三等字发生矛盾，如‘私’与‘师’，‘史’与‘始’等。留待详考。”[7]由于王力先生的地位和影响，再加上极“左”思想对黄侃先生不公正的评价，所以“精庄归一”的论点，至今在学界仍未受到应有重视，虽然曾运乾、陆志韦、黄典诚、史存直等著名大家均持黄侃这一观点。
八十年代，笔者在整理原本《玉篇》零卷反切时，发现了一些精庄混切的例字。但因残卷字少，未敢贸然将它们合并。即使是这样，笔者还是就此提出了与王力先生不同的看法。[8]
现在，我们整理《篆隶万象名义》，终于发现了不少精庄混切的例子：
一、精母
（括号内为《切韵》切语，有*者为《广韵》，**为《集韵》）
觉二：、子角（侧角）              麻二：揸子加（侧加）
祃二：溠作驾（锄驾）                  真三：搸子人（侧诜）
先四：轃子田（侧诜*）、碊子田似田（士限士免士晏）
笑三：将耀（侧教）   　　           阳三：装姐良（侧羊）
昔三：傻子（所化）    　　          尤三：齱则（侧鸠）
琰三：子冉（初减）
二、清母
江二：措江（楚江）  　　　          觉二：娖七角（测角）
覃一：且含（山幽所鸠）  　　　      洽二：七洽（士洽）
震三：千吝、且进（初遴七刃）      径四：且定（楚敬）
严三：儳七严仕鉴仕缄（士咸楚鉴士陷）
三、从母
江二：昨江（士江）    　　　　 　   潸二：才版（初板*）
山二：才山（才山）（才山士山*）      麻二：祚加（锄加）
马二：疾雅（侧下）     　 　　　    敢一：在敢（山槛）
支三：才知（才知叉宜仕知**）   　   之三：鶅厘（侧持）
真三：蓁殂陈（侧诜*）
盐三：涔字廉（鉏金锄监）
四、心母
旱一：槮思缓（所今） 　　　           效二：素教（所教）
歌一：衰素何（楚危所追）              谈一：掺素（所咸）
屋三：思陆（所六）   　　　　                                                        支三：思危（山垂）
萧四：思聊（所教所角）   　　                                                       添四：彡先（所衔息廉）
五、邪母
厚一：鲰徐垢（士垢）                  之三：茬叙之（士之）
虞三：雏似诹（仕于*）       　　　　                   　麌三：郰似矩（侧鸠）
先四：碊似田子田（士限士免士晏）       阳三：蔷似浆（所力）
尤三：醔似流（楚鸠*）
六、庄母
皆二：俎阶（徂嵇）齐四         　    混一：俎兖（徂本）
豪一：螬庄高（昨高）     　　　　                                                陌二：侧格（千过*）
咸二：壮咸（士咸）（徂感*）           支三：规虚规（虽遂**）
至三：茈责贰（兹尔）   　　　　　                                               虞三：壮于（子于*）
薛三：壮列（姊列）   　　　　                                                  漾韵：奘俎尚（在朗徂浪）
七、初母
觉二：簇楚角（千木*）、镞楚角（作木）   脂三：薋钗咨、茨钗资（疾脂）
荠四：楚礼（七计）      　　　　    　侵三：篸楚林（作绀）
八、崇母
冬一：淙仕宗（在宗）                   没一：仕兀（昨没）
黠二：仕滑（昨没）
烛三：士足（松玉**）、士足（似足神蜀*）
先四：雏玄（似宣）
线三：仕卷（昨闲*）
萧四：乍聊（昨焦）
九、生母
屋一：殐山裕（桑谷*）                  寒一：所安（苏干）
歌一：唆山戈（苏禾）                   候一：山逅（苏豆）
咸二：嘇山咸（七绀）                   狎二：唼所甲（作荅**）
语三：使旅（私吕）                   质三：蟋所栗（山栉）（又息七*）
阳三：山羊（息郎）、缃所梁（息良）    盐三：襳所炎（息廉）
怗四：蜨山颊（苏内）
这些例字，说明了在《名义》中，精庄两组声母是相同的。
在其它六朝字书、音义书中，也有不少精庄混切的例子。
既然《名义》证明，早在齐梁时期，精庄两组声母就是相同的；那么，在先秦时期，它们的同一则是无庸置疑的了——即使是按照王力先生所强调的原则去判断也是如此。
在《名义》事实面前，再为“精庄归一”这一论点作任何辩护，都已显得多余；在《名义》事实面前，任何否定“精庄归一”存在的理论都已黯然失色。
事实最终证实了黄侃先生的论点。
然而我们感到，这一天的到来似乎太晚了。
在此，我们再次回顾“精庄归一”问世七十多年来的际遇，联系到与它情况相同的“照三归端”、“娘日归泥”、“喻四归定”的命运，不由感慨系之：
一方面是大量的事实，几位已经去逝多年的著名传统音韵学家所发现的事实；另一方面是一条原则，一批深孚众望的现代音韵学家手中所引进的西方历史语言学原则。结果，现实就是这样、令人难以心悦诚服的现实就是这样发生了：后者否定了前者，理论取代了事实。一个个刚被发现还需要人们深入研究的事实就被掩盖了。
如今，虽然这一切都真相大白了，一切都成为过去或即将成为过去。但是，如果对这件事不深入进行反思，我们就可能继续犯前人所犯的错误，我们将愧对前人也愧对来者，即使这件事情会涉及到像王力先生这样在音韵学界享有崇高威望、也是笔者所尊重的学者。
此前，自清代李元开始，前人已以大量的谐声、异文、双声、古训以及异切资料证明“精庄归一”的存在，本文不再重复。在此，要强调的是，等韵家所谓的“类隔切”，不仅指唇音、舌音，还包括了齿音：
《敦煌守温韵学残卷·精照重轻例》实际上就说明了精庄互切的存在。
《四声等子》曰：
“凡类隔切字取唇重、唇轻，舌头、舌上，齿头、正齿三音中清浊者谓之类隔”。
清人汪曰桢《四声切韵表补正》曰：
“隔类亦称类隔齿音。或以正齿切齿头，齿头切正齿，亦间有之。盖古音有舌头无舌上，有重唇无轻唇，有正齿无齿头，而齿音多近舌音。”
有的，则把它叫做“精照互用”：
《卢宗迈切韵法》：
“此外有类隔、互用、往还等切。如端字母下字为切，却切知字母下字，为类隔；又如精母下字为切，却切照字母下字，为互用；又如匣字母下字为切，却切喻母下字，为往还切。”
《门法玉钥匙》曰：
“精照互用者，谓但是精等字为切，韵逢诸母第二，只切照一（庠按：即照二）字。照等第一为切，韵逢诸母，即切精一字，故曰精照互用（元·刘鉴《经史正音切韵指南》）。
“齿头正齿类隔”、“精照互用”就是“精庄类隔”。钱大昕证明了唇音、舌音类隔不可信，黄侃的“精庄归一”实际上就是“齿音类隔不可信”。
类隔切，就是“异类”相切。后代看来是“异类”的，前代实为同类。因为只有同类才能相切。同类变成了异类，这是语音发展变化的结果。
王力先生承认了钱氏的两个论点，唯于黄氏的观点不予认可。原因就是前面所说的：“精系庄系同时在i、iw（庠按：即三等韵）前面出现。”为什么精系、庄系同时在中古三等韵前面出现，上古的“精庄归一”就不能成立呢？原来，王力先生认为，它违背了一条西方历史语言学原则：
“历史语言学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是，在相同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不同的变化。因此凡发音部位相同的语音总是朝着同一方向演变，凡同音的字到了后代一般也是同音”。[9]
“语音的一切变化都是制约性的变化。这就是说，必须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才能有同样的发展。反过来说，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不同的发展，也就是不可能有分化”。“这是历史比较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我们不应该违背这一原则。”[10]

王力先生所强调的这一原则实际上是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内部拟测法的一条原则。所谓内部拟测法就是根据一种语言的内部结构去拟测它的早期形态和发展变化。王力先生使用这种方法时，仅着眼于《切韵》音系的内部结构，把它作为拟测先秦古音的依据。我们认为，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王力先生的作法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是王力先生把《切韵》当成了同一空间、同一时间的音系，即当成了实际存在着的单一音系，把它作为拟测古音的依据。
尽管王力先生在三十年代就认为“《切韵》未必根据一时一地之音”。“所以我们如果把《切韵》当作隋朝的语音实录去研究，不免有几分危险。”[11]然而在对《切韵》所由构成的不同层面未作任何探索的情况下，王力先生构建历时音系，却把《切韵》看成是所谓的“一种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实际上就是单一语音系统，把它作为中古音的代表：
“《切韵》的系统并不能代表当时（隋代）的首都（长安）的实际语音，它只能代表一种被认为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既然这个语音系统只适用于书面语言，是不是主观规定的呢？那又不是的。这个系统是参照了古音和方音来规定的。大致是这样：依古音应该分别的音，就给它们分别开来；哪一种方言能照古音系统读出一个分别来，它就算是合于规范。这个规范虽然是人为的，却不是没有根据的。曾经有些学者希望人们依照这个规范来发音，这个空想没有能实现，但是这个语音系统被公认为文学语言的语音规范，则是没有疑问的。”[12]
这段话内在逻辑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直到晚年，王力先生才意识到把《切韵》当成中古音代表的失误，因而在《汉语语音史》中，他又匆匆建立了个中古音体系，但也经不起推敲。而在该书中，他却矛盾地又再一次把《切韵》音系当成标准去否定黄侃先生的这一论断。[13]因此，我们说，王力先生赖以否定“精庄归一”的所谓“相同条件”这一依据，本身就是难以成立的。现在，《名义》证实了这一点。
其次，王力先生把先秦到《切韵》这一阶段当作精庄声纽的唯一“音变阶段”，用西方语言学原则去衡量：它们时间相同：（先秦——）隋；环境相同：三等韵——因而在相同条件下不可能有不同分化。既然有了不同分化，那就说明它们在先秦时期一定不同。然而，如今《名义》已证实了，在先秦到《切韵》时期，至少还存在着另一个不相同的阶段，即无庄组而有精系的阶段，也就是“精庄归一”的阶段。王力先生没有考虑到这可能存在的不同音变阶段，仅仅以后一阶段的音变现象（姑且这么说，实际上它只是不同时间、不同空间语音的一个投影面，连沉积层都说不上，我们前面已证明它是靠不住的）作为依据，把它看成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条件下的语音事实，以此上推古音，当然难免得出谬误——对音变的具体过程和时间完全置于不顾，这是内部拟测法的一大缺陷。
对于王力先生这样一位曾在西方留学过的著名学者，我们不可能想象他不了解这一西方历史语言学方法的缺陷。而只能认为他确实以为精庄只有先秦到隋代这一音变阶段。
第三，在“相同条件”下，一部分精系字变成了庄组字，而另一部分没有改变（我们暂且承认有这种现象），应该怎样看待它们的先秦形态呢？
对于这个问题，王力先生唯一使用的推理模式是：“在相同条件下，有了不同的分化，那就证明它们先秦一定不同。”而我们认为，这个问题至少还可以从另外一种思路上去考虑：
既然“精庄归一”“有实际材料”、“合乎科学方法”、“合并得颇有道理”，但它们又在“同一条件”下处于对立状况，对于这种矛盾现象，我们何不换一个角度去推测，即：这“同一条件”是否可靠？
就是说，上古如果“精庄同一”，而中古分化成了两类，则可能是遇到了“不同条件”，那就应该去探求这不同的条件是否存在，不应该仅仅因为它们同在《切韵》三等韵中，就断定它们条件一定相同。事实也证明了这“同一条件”是靠不住的。
王力先生这一失误，也与内部拟测法的另一缺陷有关：仅仅重视语言本身的现有结构，对语言的外部条件诸如其它语言的影响等等一概不予考虑。我们认为：王力先生也不可能不知道内部拟测法这一缺陷，而推测是可能他过于相信《切韵》，过于依赖这纸面上的东西；或者是认为《切韵》及其外部条件一时难以弄清，在弄清楚之前，只好先依据《切韵》。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初步对王力先生所强调的这一原则进行了探讨。可以看出，王力先生运用这一原则时，具有很大的片面性。而产生片面性的原因是：
一．对《切韵》缺乏深入的认识和正确的对待，对《切韵》到先秦这一阶段的语音状况缺乏必要的了解。这样，就只能以《切韵》为依据，去上推先秦古音。由于小前提的难以成立，“相同条件下音变必定相同”这一大前提，就成了孤立的教条，推论出来的东西就难免谬误。
近百年的现代音韵学，在上古音研究上，可以说内部拟测法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使用这种方法，只看到它的优点：能够对远古的语音进行重建；但对它的固有缺陷却视而不见，将近一个世纪没有人提出过异议，这种情况不由得不令人惊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除了王力先生外，继高本汉之后，李方桂、董同、周法高、李新魁等等一大批音韵学家，都在使用这种方法构拟古音，至今使用者仍层出不穷，大有迷漫整个古音研究之势。
根据这个原则，今天的方言有差别的，《切韵》音系的差别一定存在，《切韵》有差别的，上古也一定存在差别。
如上古音韵部，虽然是古人根据《诗经》韵脚及谐声的类别等归纳出来的。但何以上古一个韵部，中古会变成几个不同的韵和等？则肯定其内部也有差别，于是又把中古的开合口、四等原封不动地搬到上古音中去。再如中古声纽，唇音有一二四等、三等之分，有开、合之别，于是认为上古唇音也有“P类、Pw类、Pi类”之分。“凡同音的字到了后代一般也是同音”，后代不同音的字前代一般也不同音。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置几千年的语言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史实于不顾，把语音看成了固定不变的东西。而且这种从分不从合的结果：把上古音构拟成了一个庞大得也像《切韵》一样的音标阵图，既不考虑语音系统的有限性，也不考虑音位的区别性，不顾语音存在的可能性、实用性。事物发展变化要看全过程、要考虑内因外因这样一个普遍规律，似乎在“内部拟测法”中不存在了。难怪有人说现代音韵学是在玩国际音标七巧板游戏。
很多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去推，都是推不出的：
如上古之部含有中古之韵和尤韵，读音相同。而在中古分为两韵，都是三等韵，则上古它们不应该相同。
如中古的庄组字，现在北京话中读舌尖前音、舌尖后音的都有。按此推理，它们中古也不相同。中古的清入声字，普通话里读四种声调的都有，按此推理，它们中古也不应相同。
这类事例只能说明，既然产生了分化，那肯定是遇到了不同条件。这不同的条件，不应该仅仅从音系内部去找，还要从外部去找。有的甚至是相当复杂的。但不能因为复杂就中止了对它的探求，更不能因为一时难以弄清便采取回避甚至否定事实的作法去图解理论。
可见，如果没有掌握必要的事实，没有占有充分的资料，就用理论去轻率地作出判断，那怕理论再正确，也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任何好的理论，如果不与实际结合，将是没有用甚至是有害的。
二．唯物论告诉我们：事实是第一性的，理论是第二性的。如果发生了理论与事实不符的现象，我们首先应该是调查并认准事实，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我们的理论是否有问题，或者是我们对理论的理解是否有问题。这对理论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语言工作者也不例外。语言研究最终是以事实说话，而不是什么理论。任何高明的理论，在活生生的语言事实面前，都是片面的。
王力先生在“精庄归一”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矛盾态度，固然可以看出他坚持原则的严谨学风：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理论。但也反映出了他在认识论上的局限：在事实与理论相悖的情况下，王力先生最终维护的是后者。
对《切韵》及《切韵》至先秦这一阶段的语音状况缺乏必要的了解，这种不足之处即使是发生在王力先生这样的大师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至今音韵学界也是这种局面；但是，在理论与事实相牴牾的情况下，却轻易地否定了事实，这对于一个接受了唯物论的语言工作者特别是像王力先生这样的著名专家，则是不该发生的了。由于王力先生最终选择了理论，导致他不仅否定了黄侃先生的“精庄归一”，而且还以同样的理由否定了黄侃先生的“照三归端”（即钱大昕的“舌音类隔不可信”，“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也”）、章太炎先生的“娘日归泥”、曾运乾先生的“喻四归定”。这一否定，不仅直接影响到章黄等先生，也使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难以深入下去、以至影响到整个音韵学的进程。同时，也使王力先生自己在音韵学上的成就相应失色，教训是深刻的。
这种错误，是否与一定的时代背景有关，可以探讨。但不管怎样，作为像王力先生这样一位讲究方法论的大家，恰恰在方法上犯了错误，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假若他注意到这一原则：“有因事而求理，无立一理以限事”（王夫之语），而采取一种较为客观的态度，后果就不致如此。思之，我们不能不为之惋惜。
以上，作为音韵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因此，笔者不揣谫陋，冒昧作此讨论，意在求得真知与借鉴。当否，尚祈读者不吝指教。


                             一九九九年四月七日

注：
[1]《黄侃论学杂著·音略》P．69   上海古籍 1980
[2] 同[1] p．74-75
[3] 同[1] P．62暨钱玄同《文字学音篇》P．30
[4]《汉语音韵学》P．401-403  中华书局1956
[5]《中国音韵学史·下》 P．279-294、313-320  商务1938版
[6]《黄侃古音学述评》（《王力文集》 第17卷P．408山东教育 1989版）
[7]《汉语语音史》 P．21中国社会科学1985 版
[8]《原本〈玉篇〉零卷音韵》 P．160-164 贵州教育1995版
[9] 同[6] P．407
[10]《汉语史稿》（修定本·上册）P．69 中华书局1980
[11] 同[4] P．177-178
[12] 同[10] P．49
[13] 同[7] P．



    （本文原刊《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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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後由 菊在言 於 2010-5-24 14:18 編輯 ]

周祖庠已經走上邪路了。

何解？

我看过他的上古音和中古音
上古音，他认为只有19个声母
中古音，他不用《广韵》这些，用《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