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唐希：清末，约翰·汤姆森与福州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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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山凌霄台祭坛


带篱笆的北峰农舍


三坊七巷官家私宅前的面担


1899年英文版原著扉页


　 1839年，对应的是中国的清道光十九年,法国巴黎的舞台美术师路易·达盖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法国政府申报了他的摄影发明，得到官方认可。于是世界摄影史有了公认的说法：摄影术诞生于1839年。摄影之父：路易·达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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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9年离鸦片战争爆发的1842年约三年的时间，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那中国谁是摄影第一人？答案是：福建厦门人林箴。精通外语的林箴，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应邀到美国讲学。当时，美国正流行“银版摄影术”。全新的神奇技艺吸引着欧美追求时尚的人们。到光学商店买镜头，在西药铺买冲洗药品，成为风潮。林箴也被卷入了这好奇的队伍，他购买了银版摄影器具并学会了使用，他称摄影机为“神镜”。

　　当年，在纽约发生的一件突发事件让林箴名垂青史。英国商人在广东购得一条中国船，招募潮州澄海的26人去爪哇经商。不料在海上遇风漂泊到纽约。于是英国商人在街头进行“华人展览”，其间必有人格污辱之事发生。在林箴和正义华人的奔走营救下，26名潮州人终回到原籍。为此，林箴撰文《救回被诱潮人记》，原是揭发英国商人罪行并警醒国人之文章，却因记载了在美国购买照相机、学习摄影术的往事，让他成为中国有史记载的摄影第一人。

　　在摄影术传入中国前，国人是靠画像来描绘容貌的。画师利用绘画暗箱做工具，用画笔描绘人像，称“影像铺”。中国最早的照相馆的从业人员是从影像铺的画师改行的。19世纪50年代，香港画师周森峰、张志秋、谢芬合伙向驻港外国兵营中的摄影师学会了摄影术，并购置器材在香港开业。几年后，张志秋去了广州，谢芬来到福州，各自开起照相馆。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福州最早风光照片，大约是摄于1860－1880年间，由埃奇洋行从事茶叶经营的琼斯带到美国，百年后又由他的孙子送回中国的48幅照片，现已广泛使用各种媒体，那张南门景观几乎成了历史福州的“标准照片”，可是这些照片至今无法查明摄影者是谁。

　　1851年，人类发明了湿版火棉胶法摄影术，因它感光度提高，曝光速度快而进入实用状态。众多欧美的摄影家介入中国摄影，在京津一带记录英法联军战争的随军摄影家有费利斯·比特、詹姆士·罗伯逊等人。他们为战争、为大清宫廷、为坊间百姓留下大量照片，也自觉不自觉地带上入侵者的视觉。在中国南方，将摄影镜头对准了中国山水、普通百姓的欧美摄影者中，最早也最具好名声的应是约翰·汤姆森。

　　这位爱丁堡大学的化学专业毕业生迷上了摄影术。他 25岁开始了他的亚洲之行。怀着对东方文化的好奇，他在十年时间涉足了马六甲海峡、印度支那和中国。1866到1869年间，他返回英国，举办了他关于泰国和柬埔寨的影展和讲座，出版了《古老的柬埔寨》一书。在东方探险和旅行中的摄影活动给爱丁堡及欧洲带来的震撼，使他名声大振，被当选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这是极高的荣誉。

　　1869年，爱丁堡再次来到东方，在香港开摄影工作室，他的摄影活动成了香港《每日新闻》记者追逐的目标。这一年11月，32岁的他与皮特里船长的女儿伊莎贝尔走过香港的红地毯。之后便开始了他长达两年的中国之旅。他先从香港抵达广州，从广州经澳门、汕头、潮州到厦门，再从厦门东渡海峡到台湾。游览了宝岛迷人风光后，他再次横穿台湾海峡，从闽江口进入福州马尾港，再经福州城从闽江水路抵达南平，又返回福州，从海路乘私人航运公司的豪华汽轮前往上海。然后是宁波、九江、汉口，再到山东、天津、北京。1872 年，他返回英国伦敦，出版了《福州和闽江》以及《中国和中国人》画册等书，对中国社会的好奇，对东方人类的关注，图文并茂的书在当年相当时尚。后来，他撰写了《摄影贯穿中国》，我看到的是一本1899年原版，有着米黄色精装封面的32开图文书。2001年，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书名为《镜头前的旧中国：约翰·汤姆逊游记》。译者：杨博仁、陈宪平。用柯罗版印刷的《福州和闽江》一书，应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关于闽江、社会与文化的专著，至今未见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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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70年代初，福州是啥模样？我们常见到的 “1880年前福州南门附近景观”照片上的白塔、乌塔和一片海浪似的风火墙构成的南门兜，约翰·汤姆森见到的福州就这样。他到福州的第一站是马尾，称它为 “宝塔锚地”，“因那有着一个古塔的小岛而得名，宝塔是这一景观的标志”。那便是罗星塔。他说如果没有这座纯中国式的宝塔，那么闽江的风光会让人联想到克莱德河。在马尾，汤姆森参访了马尾船政局，称它为中国的兵工厂。在船政学堂里，法国的教师均认可了在这里学习的中国学生的聪明智慧，在工厂的车间里他看到了几个月前还是农民的中国工人正熟练地操纵着各种机械。

　　约翰·汤姆森必定是在马尾架起了他的摄影机，是否有作品留存于世？这是他作为游行摄影家的使命，然而，在他的著作中我没找到证据。2006年12月，在马尾的船政文化研讨会上，法国友人魏延年向马尾造船厂赠送了25幅船政老照片。这些照片大多是他从船政法籍监督日意格的后人和友人手上购买的，据称大部分是日意格自己所拍。在25幅照片中，有两三幅照片从构图、摄影用光上讲尤其专业，明显地区别于日意格的工作照。一幅是从马限山上以天后宫屋面为前景的船政全景图，拍摄了马尾船厂的厂区、码头和船政衙门等。另一幅是用大仰角摄拍码头上正在舾装的大型三桅船，桅杆上站着几十名工人，如同燕子一群，正在作船体桅杆后期安装。经船政研究者林樱尧考证，这木壳三桅船是 “扬武号”，开工于1871年7月，下水于1872年4月。1871年秋冬，正是约翰·汤姆森在福州的时间，也是“扬武号”安装桅帆的时间。因此推断，这极有可能是约翰·汤姆森的作品。

　　仓山的外国人聚居地是约翰·汤姆森必须到访的地方。外国人的建房与中国人墓地之间矛盾靠金钱调节，让外国的居住者与安息地下的人建立“租赁关系”是他眼前的事实，但他对此不感兴趣，拍了几张照片他没说。他拍摄了中国人的墓地，拍了万寿桥，并对它作了很细的观察，写了桥的历史和桥上的石栏杆和狮子，而且对建桥时，将石梁在涨潮时抬起又放在下的方法也作了描述。他最感兴趣的是福州的“丐帮”，拜访过乞丐王和小头目，了解丐帮社会的内部结构和官府的关系。对福州的停放棺材的“停厝”也有所涉及，因为它成了乞丐居住的地方。他了解小偷和“马快”——福州人称“侦探”之间的关系，说“马快”是像马一样迅速而得名。他还在马胡德神父陪同下，冒着细雨走访了位于福州东门的麻风村，并为麻风病人拍照，了解麻风收容院是怎样成为官吏向有钱的病人家属勒索钱财的事。

　　他还乘坐小轿椅，去鼓山、方广和北岭，为僧侣和寺院拍照，听灵峤圣人在鼓山伏龙的传说，还在北岭的茶农住处拍照，并了解福州茶叶鼎盛时期茶农的生产与销售状况。

　　福州南门是他摄影活动的重点。虽然我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两张老福州南门标准照出自他的镜头，但可能性极大。乌石山顶的凌霄台肯定是他的作品，他在收入这幅大作品时注明是“敞开式的祭坛”，并在文章中作了描述：“乌山顶有一座敞开的祭坛，只立着一块粗糙的石头。到这里来要先登上岩石凿出的十八级石阶，再走过最后的三级台阶。……在这个花岗岩制成的石台上，摆放着简单的方形容器，容器内盛满了香灰……”他认为这里是总督代表皇帝来祭祀的地方，进行着最古老的中国式祭祀。祭台如今已消失，成为福建气象台的一部分。

　　可以说，他的镜头主要对准福州特色的宗教文化和社会低层人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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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福州启程沿闽江干流北上南平，约翰·汤姆森乘船走了大约一星期。他是与美国传教士卢公明同行的。卢公明又名杜列图，于1850年由基督教美部会派来福州传教。他在福州大量编撰中文传教小册子，创办“榕城格致书院”（今格致中学前身）和女子寄宿学校——文山女中（今福州八中前身），于1865年撰写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以社会学的眼光纪录了福州人清末的社会生活。这位年长他13岁、在福州生活约二十年、会讲福州方言的传教士此时因患失音症辞去传教士职务，在福州当年最具实力的“琼记洋行”担任翻译，从事茶叶贸易方面的商务活动。卢公明对福州社会的了解和对茶叶方面的知识，无形中影响了约翰·汤姆森的拍摄活动。

　　闽江游的第一天，即1871年12月2日周末的中午，他们借用英国商人的游船，从福州驶向水口。星期天，他们先停泊在“竹岩”，我猜那是竹岐方言的误译，因为从福州方言到英文，再从英文译成中文普通话的缘故。这里有可供漫步的河滩、有长满青苔的河堤，他们穿过了橄榄树和橘子林与一个看园人相遇。他住在一座稻草搭建的小屋，屋内有竹桌、一把茶壶、两把椅子和一只可爱的小猪。然后在他的引导下穿过甘蔗林，进入建有砖房的村庄。

　　第二天，他们来到水口镇。由于水口以上的江滩十分险恶，所以船只都在水口过夜，加上古田溪在这里汇入闽江，千年打造出一个繁华的江岸古镇。在闽江东岸依山而筑的水口鳞次栉比的木构造型新颖独特，居民们用一根根竹管和竹槽连接起了供水系统，将一英里之外的泉水引过居住区供人饮用。

　　在水口，他们向一个叫陈寿（音）的人租用了一艘“快艇”去南平府。木船只长四十英尺、宽十英尺、高四英尺，轻巧而结实。船上有竹篷像是拱形马车，晚上他与他的朋友、仆人阿洪、厨师以及14个（原文如此）船工就住在篷中，船主夫妇住在船的尾部，一个用帘子捂起来的小空间。他观察了陈寿夫妇的行船生活，看到船过激流险滩时，船长太太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用长竿把握船头，还要烧饭、清扫、取悦丈夫，给丈夫下指令等等，认定这船实际上是夫人当船长。这天夜晚，他们泊船在“军事驻地”附近，兵营里只有三间棚屋、六七个带火绳枪的士兵。

　　第三天是个大雾的早晨。因停泊在漳湖板村，他便与卢公明上岸参观蛇王庙，庙的祭坛上并没有佛像，只有一块蛇王匾供人膜拜。他纪录说，这里的蛇养了七个月便成为人们的崇拜之物，不知他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至今，漳湖板的蛇王庙和一年一度的游蛇活动，还是被社会学者作为闽人有蛇崇拜习俗的活证据。

　　第四天，他们的船只经过险滩，看到小船撞上暗礁沉没的情景。当他们上岸时一群小脚女人正在河边洗衣服，一见“老外”过来，她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捷四散开来，攀上岩石壁，在只有山羊才能立足的地方寻找落脚点。

　　抵达南平时又是一个星期天。在这座可以呼吸山野新鲜空气的城市郊区，他拍摄了闽江上游的照片。一次在山头取景时不小心从岩石上滑落，幸亏他抓住了身边的茅草，草叶边缘锯子般撕裂他的手掌，却救了他的命。因为二百英尺的下方是闽江深水潭。

　　在这里，他看到了闽北人藏在衣服中的“便携式暖炉”，即火笼。看到了一个官员遗孀在河堤上烧纸钱纸房子和锡箔纸包的祭品，以及收购纸灰的全过程。他拍摄了鸬鹚捕鱼的镜头。在闽江航行中，他看到了船工是怎样穿越激流，每一次航行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他感叹：“我开始对中华民族所蕴涵的男子汉风度和勤劳勇敢的品质有了更真实的了解。”我想这应是他闽江行最大的收获了。

　　应该感谢约翰·汤姆森在摄影术发明使用的早期阶段，带着要十几个人挑肩扛的笨重器材来到中国，为中国社会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影像。那时候中国人对摄影术的神秘和偏见，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抵制都给这位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带来不少困难。汤姆森却以人类学、社会学的眼光，以摄影艺术家的敏锐，在福州、在闽江拍摄着，以一种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对不同人种文化的偏好记录着，让我们在时隔一个多世纪后，看到那个时代已消失的影像，尤其是那时代底层人的生活景象，表达了他对落后中国的同情。作为西方文化培育的约翰·汤姆森不可能具备东方人的视觉，我们更不可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要求。他以摄影游历为目的，商业性地出售摄影作品并为自己的著作配图片，他一生出版的10部著作，其中6部是描绘中国的。书中较少偏见，这已经足够了。今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情使用并欣赏着他的艺术创作成果。

　　晚年的约翰·汤姆森定居伦敦，被皇家地理学会聘为摄影顾问，并被任命为维多利亚女王的摄影师。1921年他安息时，是否在幻觉中回到中国，漂泊在闽江的波涛上，那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他曾经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地从当年“那毫无生气的现状中觉醒”，时过一个多世纪，他善良的愿望在这里终成现实。

《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这本书在GOOGLE上可以有限预览：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AxSjRDRJ15cC&hl=z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