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试论历史上潮汕与闽南在文化区域上的同一性

试论历史上潮汕与闽南在文化区域上的同一性
　　——以方言、妇女服饰、戏剧、民间歌谣及故事为例

作者：韩山师范学院 吴榕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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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分区是为了便于开展研究，于是就有许多文化区域的划分。美国学者柯达尔H. M. Kendall认为“文化区是一组相类似的、内部有相互联系的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区域，这些文化通常具有许多共同因素，特别是语言与宗教”①。谭其骧立足于中国实际情况，认为“文化区域的形成因素则主要是语言、信仰、生活习惯、社会风气的异同”②，这对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的划分与界定是相当合适的。周振鹤也认同语言、宗教与风俗是划分文化区的重要依据，这是对世界范围而言的，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中国宗教的地域性不如风俗包括民间信仰　的地域性明显③。以上都很值得我们参考。

　　关于潮汕地区与福建闽南地区在文化面貌的协同，前人已有很精辟的见解。蔡鸿生敏锐地强调潮州“亲闽疏粤”的文化特征④。如黄挺从方言、风俗、民间信仰三方面，论证了“宋代闽人移居潮州，促使闽文化，特别是民俗文化向潮州迅速传播。”⑤谢重光从学术思想、礼乐与风俗、科技与工程、民间信仰等四方面，论述了宋代潮州吸收福建文化，或通过福建吸收中原先进文化⑥。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指出，闽南与潮汕地势相连，属于同一个大的自然地理区域和人文地理区域，当宋代闽南人多地少矛盾加剧时，潮汕很自然成为闽南对外移民的首选之地，加之大量闽南士人宦游潮汕，闽南的方言、风俗、学术、文化也随之在潮汕地区得到广泛而深入的移殖和传播⑦。

　　蔡鸿生指出“在源远流长的闽潮文化因缘中，是还存在着待发之覆的。”⑧笔者就此作一点笨拙的补证工作，不过，笔者想换另一种着眼点。

　　各门学科及许多场合下都会用到“文化”这个词，其涵义太过庞杂模糊，且存在不确定性，讨论冠之以“某某文化”专名的地域文化，往往容易产生观点的分歧。以 “闽南文化”或“潮汕文化”为例，其专名的界定，该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也难以取得共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一区域都有不同的文化特征的呈现。“闽南文化”或“潮汕文化”形成的标志是什么，有何相对明确的划定依据，这是需要先解决的；各个时期的区域文化是否都存在直接、明显的继承关系，如果不是，那如何界定。如闽南－潮汕史前考古文化与秦汉以后的地域文化应有性质上的差异与类型的不同。我们所讨论“闽南文化”或“潮汕文化”的特征时，是从其上层的制度文化、学术思想等出发，还是从下层的物质文化、民间信仰、风俗等考虑。

　　因此，笔者借用人类学及文化地理学中的“文化区域”Cultural Area概念，将对闽南及潮汕地区宋元以来某些文化特质Culture-trait或文化因素进行考察，尽量捕捉潮汕地区与闽南地区共同或类似的文化因素，以此来揭示“闽南－潮汕”文化区域在长时段的协同。必须交待，我们的视觉主要落在文化因素中的大众文化，即文化“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上而非“大传统”上，尽管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讲秦汉以前的地理，从杜佑的《通典》及唐宋时期的地理总志都把潮州划为“古闽越地”或“七闽地”，而古闽越地的范围，除今福建省地外，只有其东北面的温州和东南面的潮州被列入⑨。今广东省范围内潮州以外的地区都被划为“百越之地”或“南越地”。今天，考古材料表明，闽南、粤东一带以九龙江和韩江流域为中心　存在一直保持着相同或近似的考古文化类型，如具有鲜明特色浮滨文化。

　　明代中后期的王士性对潮州的文化地域归属有一段精采的论述，今已广为人知，云“潮州为闽越地，自秦始皇属南海郡至今，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 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语言又与漳、泉二郡通，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故曰潮隶闽为是。”顺治《潮州府志》引明《广东通志》称潮州“其风气近闽，习尚随之，不独语言相类矣。”

　　实际上，潮汕地区与福建地区尤其是闽南地区，在文化面貌上的类同，早在宋元时期已然。下面从方言、妇女服饰、戏剧、歌谣及民间故事等几个方面来考察潮汕与闽南在文化区域上的同一性。

　　一、方言
　　据目今所见材料，潮汕地区流行闽语的时间至迟在12世纪中后期。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福建兴化军（治在今莆田市）人余崇龟作《贺潮州黄守》四六文称：“眷今古瀛，实望南粤，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潮漳之分”。他又在另一处文中写道：“初入五岭，首称一潮。土俗熙熙，有广南福建（一作“闽峤”）之语；人文郁郁，自韩公赵德而来。”在闽籍的作者看来，当时潮州是两广岭南人文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民众语言同时呈现出广南路（今广东、广西地）与福建路的特征；潮州和漳州接壤，虽分属广南东路与福建路两个不同的政区，但两地的语言习俗几无差别。

　　从间接材料来推测，成片的闽语随着移民而进入粤东沿海平原地带应在很早就已发生。如下材料堪作旁证：北宋中期，已有不少福建人远涉海洋至雷州半岛垦地谋生；到南宋中期，已形成“平日相与言”的客语（非指现代的“客家话”）与官语、黎语并存的局面紒紡矠。南宋淳熙初年，广南西路的钦州（治在今广西钦州）居住着五种人，其一为“射耕人”，他们是福建移民的后代，都操“闽音”。事实上，南宋时期，东起潮州、惠州，西至钦州包括海南岛在内的广南东、西路沿海各州几乎遍布福建移民的足迹。潮州与福建的漳州毗邻，无论就自然环境、生存条件的近似而言，还是从海陆交通的便捷程度看，潮州都应是早期闽人迁徙的首选之地，其接纳福建移民时间之早、数量之大自是非它地可比。因此我们可估测，成片闽语在潮州开始流行，并与原住居民及其它支派移民如汀州、赣州等的语言接触，其时间不会晚于北宋中期。

　　两宋时期潮州人口的激增，暗示着其接纳了大量的移民，当这些移民的来源地域比较集中在福建，尤其是闽东、南所谓的“下四州”地区。当时关于迁入潮州的移民迁出地，尚有待于深入研究。宋代，许多潮州族谱记载莆田（兴化军）是一个主要的迁出地，实际上漳、泉州及福州福清县等地也是重要的迁出地。不过以垦殖经济为主的漳州其时人口密度几与潮州相当，这种直接从漳州而来“墨渍式”移民数量当不会太多。

　　《永乐大典》引录《图经志》对潮州风俗文化区作简明精彩的描述，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潮汕闽方言区的形成在13-14世纪，至迟不会晚于14世纪中叶：

　　潮之分域，隶于广，实古闽越地。其言语嗜欲与闽之下四州颇类，广、惠、梅、循操土音以与语，则大半不能译，惟惠之海丰与潮为近，语音不殊，至潮、梅之间，其声习俗又与梅阳之人等。

　　该文追溯了潮州在政区归属与文化归属上不协调的历史地理渊源，事实上当时在民间的语言、风俗习尚方面，隶属广东的潮州与其东面的福州、兴化军、泉州、漳州等所谓福建沿海“下四州”是非常近似的，但在语言交际上，潮州与西、北面的广州、惠州、梅州、循州的“土音”却大体不能沟通。而且进一步指出，这种语言文化现象又有超越“州”这一级政区的例外，隶属于惠州的海丰县约相当于今整个汕尾地级市范围　和潮州接壤，语言相近，而潮州西北部与梅州邻近的地带，在语言习俗上却类同于梅州。我们惊奇地发现，六、七百年前，粤东的闽方言区域的分布格局与今天的情形基本一致。惠州属的海丰县可视作潮州闽语区向西南沿海延伸的一部分，海丰流行闽语，自南宋后期已然。福州福清县人从广州回乡，路经海丰，作《过海丰》诗云：“忽听儿音乡语熟，不知方到海丰城”，可为潮州闽语区格局形成时间的佐证。我们把上引文献记载的年代定在宋元间是不至偏差的。今天梅州属的大埔、丰顺二县及潮汕地区北部紧邻该二县的部分地带约相当于宋元潮州的西北部地域　通行客家方言，不属闽语区，这一地带恰恰就是宋元的“潮、梅之间”。

　　关于宋代闽语的分区，刘晓南根据现存宋代福建籍士人的诗、韵文集，拟测当时闽方音特点的地域分布与闽语次方言的分野，认为存在三大次方言区：1．闽北次方言：建州、邵武军；2．闽南次方言区：泉州、漳州；3．闽东次方言区：福州、南剑州、兴化军。与现代闽方言分区格局基本相同。那么，潮州当时通行的语言到底与哪一方言区类似，且可归并入何片，抑或独立自成一系？刘晓南认为“宋代闽南方言在福建境内区域与现代大致一样”，前述材料表明潮州与漳州其语言几可相通；而人口压力相当突出泉州直接向潮州输送移民在数量上当远超漳州，交通的频繁不下于漳州，故当时潮州在语言上也与泉州可大略相通。况且泉、漳、潮语言地理分布连成一片，潮州归入闽南方言区自无疑义。

　　不过，考虑到兴化军移民及与潮州关系更为密切。刘晓南虽把兴化军划入闽东次方言区，但他的统计表明“兴化5大特点，3点同漳、泉，但阳平分化漳、泉没有，阳声韵尾混押与漳、泉不同，故不可以归下。”泉州南安县人吕大圭因为操“南音”而到兴化军当知军，似乎也说明宋代两地的语言接近，几可相通。

　　再从政府委任派出从宋代州学教授的籍贯来分析，可看出一些有趣的现象。据今可考见的为南宋潮州州学教授籍贯一共有13名，其中福州5名，福清县人为主；兴化军籍3名，泉州籍5名，俱为福建籍，而且毫无例外都是“下四州”人，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又《闽书》所载已知籍贯的7位福州教授中，福州本籍的3位，处州青田籍1位，温州平阳籍1位，建州籍1位，临邛籍1位；已知籍贯的7位泉州教授中，福州籍的3位，泉州本籍的1位，兴化军籍的2位，温州平阳籍1位，潮州籍的1位；已知籍贯的1位兴化军教授是温州永嘉籍；已知籍贯的3位漳州教授中，泉州籍1名，兴化军籍1名，福州福清籍1名。福建沿海四州、 军与东北边的温、台、处州等及西南边的潮州，构成一个有近似语言独特文化区域，这一地域恰恰被认为是“古闽越地”。

　　以上情形似可间接说明宋代泉、漳、潮州与东北边的兴化军、福州（尤其是福清县）在语言上仍然比较近似的，可印证潮州语言与风俗“与闽之下四州颇类”的记载。

　　综上所述，今天潮汕方言区归属于闽南语系区域及粤东地区形成的潮汕方言与客家方言对峙局面，实际上在宋元时期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后世仅有一些小变动。不过，必须声明，这里是指整体的语言类型格局的延续与发展，并非说方言本身如具体词汇、语音等的历史演变。

　　二、妇女服饰——文公帕/兜
　
　　清代，在闽南的泉州、漳州两府与粤东的潮州地区，妇女出门普遍流行盖头巾——一种被文人称为“文公兜斗　”或“文公帕”奇特的服饰。
　　
      过去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潮州歌册及歌谣，真切地留下本地妇女曾流行乌巾盖头的事实。

　　潮州歌册中有半老徐娘的牙婆与逼夫离婚的少妇形象：

　　遇着老人半中寅，乌乌衫子穿在身。
　　尺二弓鞋大步走，头上乌巾遮面形。
　　
　　勿得怕羞误青春，主意以定有思存。
　　头遮乌巾门带锁，一直离了林家门。
　　
　　林植标搜集的潮州歌谣：

　　 其一　乌巾挈来头上幔，顶哩绣龙下绣蛇。
　　               中央绣起孟姜女，四墘绣起人读书。

　　 其二　乌巾挈来头上隄，顶哩绣龙下绣鱼。
               　　中央绣起孟姜女，四墘绣起人读书。

　　这种用黑色头巾蒙头的妇女服饰，在文人笔记及官修方志中，被正名为“文公帕”。

　　清嘉庆、道光年间，江浙人梁绍壬的笔记载：“广东潮州妇女出行，则以皂布丈余蒙头，自首以下，双垂至膝。时或两手翕张其布以视人，状甚可怖，名曰文公帕，昌黎（韩愈）遗制也。”形制稍异。同一时期的地方志“风俗”载：“《礼》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我潮风俗之厚，妇人步行必盖丝巾，俗谓之‘文公帕’。”民国《潮州志·丛谈志》称此习俗“清末潮阳尚盛行，今五十以上老妇装束，间且或见之。”

　　同时让笔者注意到的是，与潮州为邻的福建泉州、漳州两地，旧时妇女出门也用头巾兜面，与潮州稍不同者，则是朱熹礼教下的“文公兜”之说。

　　在泉州地区，方志载“宋朱子主簿同安及守漳时，见妇女街中露面往来，示令出门须用花巾兜面，民遵公训，名曰公兜……一兜一屐，防杜之意深矣。”道光《厦门志》载：“昔朱子守漳时，教妇人用公兜，出门蒙花帕盖首，俗曰‘网巾兜’，外服宽袖蓝袄。岛中尚仍其俗。”

　　在漳州地区，嘉庆道光年间任福建巡抚的徐宗干在《斯未信斋杂录·垩庐杂记》称：“漳州女人以帛如风帽蔽其额，曰文公兜”純紡矠。光绪间龙溪县令撰《龙溪志序》称：“龙溪为漳州附郭邑，自承紫阳（朱熹）过化，理学名臣前后接踵。且就其小者言之，如妇女出门，有文公斗（兜）、文公衣、文公履、文公杖，诚海滨邹鲁也。”民国《龙溪新志》也云：“吾邑旧俗，凡妇女出行，须穿浅蓝色阔袖衫，头蒙一杂色布帕，使人不得见其面，盖朱文公治漳时之遗制也。民国初乡间尚多见。”对此，姚莹作了稍为具体的描写：“朱子守漳州，乃制妇人出门，以蓝夏布一幅围罩其首及项，亦宽其前，使得视地，穿大布宽衣，拄杖而行，皆良家妇也……至今漳州妇人称蔽首之布曰文公兜，衣曰文公衣，杖曰文公杖。”

　　又有同时提到泉、漳州妇女喜用＂文公帕＂的记载：＂毋论老少，出必以幅布蒙头面。＂

　　以上材料表明，罗巾遮面在下层妇女中普遍流行，决不限于腼腆少妇，中老年妇女出门同样也用巾帕盖头。在潮州，通常用来盖头的是黑色头巾，其中也有绣上精美图案的，而在闽南的泉、漳州，用来包首的大多是花巾杂色帕　或蓝布。

　　在外地文人及官员的眼中或耳闻之下，潮、泉、漳州三地的妇女同时流行头巾遮盖头面的习俗，或称帕，或称兜（斗）；或以长长黑布蒙面，或以丝巾盖头，或以蓝布罩项，或用花巾杂色帕　包首，俱以“文公”名冠之，其实同也，其理一也。于是就有了儒学正统“海滨邹鲁”的解释。

　　为何粤东闽南地区的女子要以巾帕遮面呢？这样的行为被解释为妇女避免抛头露面的一种做法，官修方志推断是理学教化在闽南粤东深入民间的结果，由是才有以上 “邹鲁遗风”的说法。方志又深一层加以解释：“漳俗尤慎男女之别，妇女非有大故不相见。其有家者，微但嫂叔，虽翁舅不见也。有事者，富者以肩舆，贫者以布覆头壅蔽其面，男子导以往，不自行也。故闺门常谨，其地无妓女之属。”民国《潮州志·丛谈志》在“韩公帕”条后加按语曰：“按礼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是也，于此足见潮俗之淳厚有古风焉。”

　　尽管清代士大夫或文人一再强调泉、漳、潮州三府妇女盖头巾是中原旧制、邹鲁遗风，是理学家教化的结果。然而，清代头巾遮脸更多的是贫家妇女的专利，其背后的事实是，这本是与中原有异的“弊俗”，其渊源向上可能要追溯至宋元时期潮州妇女“敞衣青盖”的异俗，向下可把今天之福建惠安女的特殊服饰视作其遗存。

　　《永乐大典》引《三阳志》、《三阳图志》残文，于宋元时期的潮州风俗，留下一段简要而珍贵的记载：

　　 其弊俗未淳，与中州稍异者，妇女敞衣青盖，多游街陌。子父多或另居，男女多混宴集，婚姻或不待媒妁。是教化未洽也，为政者可不思所以救之哉？”紕紝矠笔者惊奇地发现，其时潮州妇女“敞衣青盖”的装饰，竟然与今天泉州惠安女的形象存在惊人的相似！惠安女的独特服饰，据陈国强等的研究，今天只分布于崇武城外、山霞乡和小乡、净峰乡三个半乡镇，可分为崇武、山霞类型和小、净峰类型两种。近二十年来大众传媒所表现的头顶缀花黄斗笠，头围缀花头巾，上身着短衣，露出银裤链、彩色裤带及肚脐的惠安女形象，主要是指崇武城外的。实际上，崇武城外现在的服饰是近百年甚至近几十年才改装的，大概是糅合了清末崇武城内妇女短上衣的特点，以花头巾和篾斗笠代替了旧时的黑帛“头篷”或布罩。

　　宋元方志“敞衣青盖”之记载简略，以惠安女的装束为参照，遂觉豁然开朗，再也明白不过的。“敞衣”即是敞开着的上衣或上衣短小而露出肌肤；至于“青盖”，就是蓝色或蓝黑色的盖头。此外，现今惠安女之头部服饰，与上述姚莹对清代漳州妇女“以蓝夏布一幅围罩其首及项”之“文公兜”形象的记载尤为吻合。

　　事实上，除惠安女存在显著的特征外，时至今日，我们仍可在潮汕、闽南地区某些地点或某个特殊场合捕捉到“文公帕（兜）”的遗存。

　　闽粤交界处的潮州市饶平县新塘、坪溪及潮安县的凤凰、大山等乡镇的山区妇女，历来有戴“帕仔”的习俗：即取一块一尺见方的蓝色粗布，先将一面摺成两寸边缘，再摺成对半，打系于妇女头上的高髻。通常用于外出采茶时，时下仅有老妇女戴上它紕紟矠。这种蓝色“帕仔”，其形制颜色应最接近宋元时期潮州妇女之“青盖”，似乎为其嫡传。在泉州，现今妇女仍有蒙巾者，如南安县老妇喜扎黑巾多为丝织物，宽少许，自前额顺双鬓平铺至发髻处打结　，该县东田乡妇女则戴印有白花的蓝色方巾，巾沿出额，在鬓角处顶起成方形。

　　这一服饰的渊源应当很古老，宋元方志的编纂者就清楚地指出，“敞衣青盖”是一种与中原地区迥异的“弊俗”，这就与清代文人强调妇女处自避免抛头露面的理解完全相反。清代泉、漳、潮州一带妇女流行“文公帕”或“文公兜（斗）”服饰为独具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习俗。该服饰习俗至迟可追溯到宋元时期潮州“妇女敞衣青盖”，而今天泉州惠安女的特殊服饰及闽南粤东个别地区妇女盖头帕当为其活化石。清代文人以社会风化、理学正统眼光来解释，并不符合实情。因此，它很可能是汉化土著或为蠳、畲人的先民　的服饰遗存，也有可能在原本土著如畲、蠳人习俗影响下，为早期宋元以前入迁闽粤的汉人接受下来的带有土著色彩的习尚。至于“文公帕”、“苏公笠”云云，只是清代文人出于对正统文化的一种认同，对文化名人的曲意附会罢了。

　　三、戏剧

　　唐、五代时期，文献已载福建有百戏活动。至南宋，在福建东南沿海地区，杂剧、百戏演乐曲　在年节、社日、庙会的定期举行，成为民众祭祀、娱乐的一种重要活动；兴化、漳州地区尤其盛行紕紡矠。漳州“当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

　　尽管文献未曾直接记载宋元潮州演戏和鼓乐活动，但我们仍有理由认为潮州的演戏活动与闽南一样风靡。淳熙年间（ 1179年前后），因潮州文庙古乐岁久失传，知州朱江（福州人）“代以乐工”，直到1258年，林光世出任潮州知州，“谓典乐乃胄子之教，用伶人非所以祀先圣”，而订正雅乐令诸生习奏。这说明当时潮州必有不少的乐工伶人，他们主要是服务于下层民众，只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才权充文庙祭祀仪式的乐手。

　　闽南地区在明代，仍是盛行戏剧的地方。明代的许多地方志都记载潮州演戏的风靡。尤其是在广东范围内，这种被官方认为浪费与败坏名教的风俗非常典型。

　　《广东通志初稿》卷十八《风俗》篇“御史戴瓂正风俗条约”第十一条“禁淫戏”，指出：

　　 访得潮俗多以乡音搬演戏文，挑动男女淫心，故一夜而奔者不下数女。富家大族恬不为耻，且又蓄养戏子，致生他丑。此俗诚为鄙俚，伤化实甚。虽节行禁约，而有司阻于权势，卒不能着实奉行。今后凡蓄养戏子者，悉令逐出外居其各乡搬演淫戏者，许各乡邻里首官惩治，仍将戏子各问以应得罪名，外方者，递回原籍，本土者发令归农；其有妇女因此淫奔者事发到官，仍书其门曰“淫奔之家”。则人知所畏，而薄俗或可少变矣。紕紥矠稍后时期，黄佐《广东通志》就指出：“潮州府习尚大都奢，务为美观，好为淫戏女乐……仲春，祭四代祖，是月坊乡多演戏为乐……潮阳县士夫多重女戏……观风者每以潮为诟病，盖秋千答歌，乡谈杂剧……”又引旧《志》云潮州“搬戏以诲淫”紕紦矠。标榜正统的本地士大夫认为应该革除的习俗，其一就是“搬杂剧”紖紛矠薛侃甚至立乡约，规定“家中又不得搬演乡谈杂剧”，以其“荡情败俗，莫此为甚。”紖紜矠各级官府与士大夫阶层的强烈阻止演戏风习，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其风习之炽盛，流行之普遍，不惟民众。

　　随着地下文物的出土和流失在国外的戏曲本子的发现，可以和文献的简述相印证。今影印出版《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收集有明代写本两种：即宣德写本《刘希必金钗记》、嘉靖抄本《蔡伯皆》，刻本三种：即嘉靖刻本《荔镜记》附刻《颜臣》　、万历九年（1581）刻本《荔枝记》、《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　，合共有七种。台湾吴守礼教授编印的“明清闽南戏曲”四种，其中便收入后三种刻本。这些剧本、剧情，无不显示出闽南与潮州戏剧活动在地域上的亲密关系。

　　1975年，潮州出土了宣德七年（1432）年写本《刘希必金钗记》，使这个早已失传的宋元南戏的明初本子重现人间，它无疑是研究南戏的重要资料，同时也反映了潮州演戏酬神之盛。而福建泉州的梨园戏的传统剧目中流传有《刘文龙》一剧。而潮州出土本第四十六出现“福建布政使司邓州府南阳县信女萧三氏”紖紝矠文字，可见存在从福建地区传入之痕迹。

　　《荔镜记》即《陈三五娘》是明清时期乃至近代泉、漳、潮州最流行的剧目之一。至今仍流传下从嘉靖至光绪多种版本，嘉靖本特别提到是将潮、泉二部校正重刊。有趣的是，在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上，同时留下有关潮州与闽南两地官府禁演《陈三五娘》的记载：

　　明清时期的潮州府揭阳县：“……搬戏诲淫，其流至于为偷为盗。尤可恨者，乡谈《陈三》一曲，伤风败俗，必淫荡亡检者为之，不知里巷市井，何以翕然共好。及邑令君陈鼎新首行严禁，亦厘正风化之一端也。”
　　
　　清代泉州同安厦门：“厦门前有《荔镜传》，演泉人陈三诱潮妇王五娘私奔事，淫词丑态，穷形尽相，妇女观者如堵，遂多越礼私逃之案。前署同知薛凝度禁止之。”

　　市民阶层喜闻乐见与官府的深恶痛绝形成鲜明的对比。

　　如果说“陈三五娘”的戏剧只能认为是产生于泉、潮的故事，很难指出两地孰先孰后，那《金花女》与《苏六娘》却是可以确定是首先产生于潮州的戏剧故事。《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二卷，为晚明之刊本。明确标明“潮调”，这个故事模仿《荆钗记》的痕迹非常明显，讲的是发生在清州刘永与金花悲欢离合的故事，而实际上与潮州的许多地名吻合，应该是首先在潮州本土创作的作品。傅芸子“以为此盖晚明民间模仿南戏体裁未成熟之作品”，是很公允的。明清以来，金花女的故事只局限在潮州、闽南和台湾等地区传播。泉州的南音也有金花女一目。薛汕记录的台湾歌仔册中，就有“《节女金（原误印为“全”）姑歌》：上下两本，约三千五百字。讲金花牧羊守节义，成全刘永得中状元的故事。”金花女的戏剧或说唱文学，首先产生于潮州，传播入闽南，而后再由闽南传播进入台湾。《苏六娘》也是首创于潮州的剧目。其中的《桃花过渡》一折，后来也成为梨园戏的一出传统剧目。其剧本中，桃花唱的“灯红歌”与潮剧《苏六娘·桃花过渡》桃花所唱的灯笼歌两相比较，两者只有个别词句有差异，可断定梨园戏的唱词必定搬用潮州戏的。

　　从戏神看，梨园戏、莆仙戏、潮剧传统都供奉田元帅。清代兴化府仙游县的莆仙戏有“七子班”的童伶规制。有学者认为，潮剧童伶班制的形成，与福建梨园戏“七子班”有很大的关系。

　　四、歌谣与民间故事

　　１．歌谣

　　明代方志已记载潮州府“儿童架秋千为戏，斗畲歌，以善者为胜”明清蔚然成俗，又记下当时潮州“里巷村落之俗歌”包括畲歌、采茶歌、竞渡歌三大类，并各录下一例。其中一首畲歌是这样的：

　　一群鸟子阒轮困，飞来飞去宿田墩。那个父母不惜子，那个公婆不惜孙？

　　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闽歌甲集》收集有流行闽南的儿歌105首，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

　　一只鸟仔肥，飞来飞去宿田墩。底人父母不惜子，底人父母不惜孙？孙亦知，知阿大妗骂我时时来，今有犹是公妈在，公妈死后我不来。不来待你来，阮个咸鱼不会生秀才，阮饭钵亦不会生蛤蛉。

　　近代以来尚流传的潮州歌谣有：

　　一只鸟仔颔伦伦，飞来飞去歇田墩；地人父母唔惜仔，地人公妈唔惜孙。“孙也知，知阿大妗骂我时时来。今日犹是公妈在，公妈死后我唔来。”
　　 “唔来待你唔来，阮个门脚唔会生草栽，阮个咸鱼唔会生秀才，阮个饭钵唔会生尘埃。”

　　近代以来分别流传于闽南和潮汕地区的这首歌谣基本没有两样。我们又惊奇地发现它门各自的开头四句七字句与嘉靖《广东通志》的记录几乎一致。我们估计，这个歌谣早在明代中期已流行于潮州及漳、泉州，而且一直流传下来。明嘉靖《广东通志》虽然仅录下开头四句而已，却留下宝贵的可供印证之材料。

　　２．民间故事

　　闽南地区流传着“被他作弄得黄尾”的俗语故事。故事的大意是：上古时候，无论何人背后都有一根长约六七寸的尾巴，如果一个人的尾巴变大变黄，就预示他/她快要死了，是很灵验的。有一失去丈夫的富有老妇，生性吝啬，舍不得花钱。有一个孩子就用一个办法来捉弄她，在她经常坐着的石臼搞了黄土水，使她的尾巴染黄了。老妇以为快要死了，就尽量花掉她的钱财，后来她知道是被人作弄了，就恨恨地把后面的尾巴割掉。又有老辈人说，现今的人没有尾巴，就是从那老妇人开始的。

　　潮汕地区有类似的“黄尾相耽误”的故事紗紣矠。传说，上古时候，人长着长尾巴，有一天大家下田去犁田耕地，尾巴染上了黄泥，大家一看，尾巴变色了，都以为就要死了，于是众人抱头哭了一场，最后把打来的猎物吃个精光，坐着等死，可是等了一天又一天，却每个人都活着，才知这是尾巴染黄误了人，于是下决心把尾巴割掉了。

　　此外，闽南地区虎姑婆的故事、冬生娘仔的故事、憨子婿的故事等在潮州故事也可看到类似的故事模型。

　　泉州流行江夏侯破风水的传说，民间把泉州的兴盛归结为当地风水的作用，把这座城市后来的衰落归咎于皇帝派来的钦差大臣江夏侯的恶毒破坏，最后他也得到应有的报复紗紥矠。潮汕地区很多地方流传着林鉴丞破潮州风水的类似传说。

　　结语：

　　概言之，宋元时期福建的东南沿海地区，即所谓的“下四州”——福州、兴化军、泉州、漳州（约等于今福建省的福州市、莆田市、泉州市、厦门市、漳州市、龙岩市的东部等地域）及广东的潮州（约等于今广东省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梅州市的东南部），加上惠州的海丰县（约等于今广东省的汕尾市）构成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若要仔细区分，泉、漳、潮（加上海丰县）三州在文化面貌上的接近程度更高，尤其是语言。

　　必须注意，潮汕与闽南在文化区域上的同一性，并非仅是各种文化因素传播的结果，也存在共同文化渊源的因缘；就文化因素的传播而言，既有闽南向潮汕传播的情形，同时也存在潮汕向闽南传播的迹象。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仅能把两地共同的文化因素或文化特质摆出来讨论，而很难断定其产生的先后。

　　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强调，由于地缘与血缘的亲近，没有两个分属不同省份的地区像闽南与潮汕那样，富有那么多的共同或接近的文化因素。从文化区域概念出发，闽南文化区域包括潮汕文化区域，也可成立。
　　
　　 ①转引自张文奎主编：《人文地理学概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页３２７。
　　 ②谭其骧：《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历史地理》第１０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③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序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④蔡鸿生：《关于“海滨邹鲁”的反思》，《潮学研究》第１辑，汕头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⑤黄挺：《潮汕文化源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⑥谢重光《宋代潮州主要从福建接受外来文化说》，《潮学研究》第６辑，１９９７年。
　　 ⑦谢重光《宋代闽南文化在潮汕地区的移殖和传播》，《韩山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⑧蔡鸿生：《关于“海滨邹鲁”的反思》，《潮学研究》第１辑，１９９４年。
　　 ⑨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二《州郡十二》，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页９６９。
　　曾骐：《韩江流域史前考古与潮汕文化源》，《潮学研究》第１辑，１９９４。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境内诸省》，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页１０１－１０２。
　　顺治《潮州府志》卷一《风俗考》，广东人民出版社影印本，１９９６年，页１７６。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潮州》，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影印本，页３１２０－３１２１。第二段文，《舆地纪胜》引书缺，据《元一统志》引作《余崇龟文集》云，知同为余文。余崇龟为南宋前期人。
　　宋·苏辙《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五《和子瞻次韵渊明劝农》诗并引，中华书局点校本，１９９０年，页９４４。
　　上揭《舆地纪胜》卷一一六＂雷州＂，页３４５２。万历《雷州府志》卷５＂有东语，亦名客语，与漳、潮大类，三县九所乡落通谈此。＂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五民》，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６年，页７。
　　黄挺、杜经国《潮汕地区人口的发展唐－元　》，《韩山师院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１期；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页５６８－５６９。
　　明·解缙：《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三页１２引《图经志》，中华书局影印残本，１９６０年。《图经志》或称《图经志书》，是明初编修《永乐大典》时，辑录入的较为常见的官方通称的方志。以《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三《潮州府一》、卷五三四五《潮州府三》两卷引录《潮州府　图经志》的内容看来，有明确记载的时间下限为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年　，但是上引材料所反映的年代应当更早，可定为宋元时期。参据拙作：《试论粤东闽语区的形成》，载《韩山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宋·陈藻：《乐轩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１９８７年。
　　刘晓南：《宋代闽音考》，岳麓书社，１９９９年，页２３５－２４０。
　　上揭刘晓南：《宋代闽音考》，页２４０。
　　上揭刘晓南：《宋代闽音考》，页２３９。
　　明·何乔远：《闽书》第三册　卷八十八＂英旧志＂，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页２６３１。
　　参据拙作：《潮州的书院》考证的南宋后期潮州州学教授资料补充，艺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页８０－８３。
　　上揭《闽书》第二册　卷五十三＂文莅志＂，页１２９２，１４０４－１４０５，１７３８，１８５０。又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载潮州进士石子建为泉州教授。
　　参据拙作：《试论粤东闽语区的形成》，载《韩山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不著撰人：新造　《刘明珠穿珠衫》潮州歌册　卷二，潮州义安路李万利刻本。
　　不著撰人：《龙井渡头残瓦记全歌》潮州歌册　卷一，潮州义安路李万利刻本。
　　林培庐编辑：《汕头民俗周刊》第一期至第二十期汇刊第８４页，绍兴汤浦民间出版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挈”、“”为潮州方言俗字。“挈”：拿来；“”：伸展。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３３５页。
　　清·周恒重修：光绪《潮阳县志》卷十三《纪事·杂录》摘录唐文藻修嘉庆《潮阳县志·风俗》，潮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本内部　，２００１年，第１９８页。
　　饶宗颐纂：民国《潮州志·丛谈志·物部》，第３－４页。
　　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五十六《风俗·泉州府》第２页引《同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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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宗颐纂：民国《潮州志·丛谈志·物部》，第３－４页。
　　《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三《潮州府一》第１２页之“风俗形胜”引《三阳志》接《三阳图志》作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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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宝璋：《空巷无人一国狂——从刘克庄诗词看南宋莆田杂剧百戏》，《文史知识》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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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揭《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三《潮州府一》页３５引《三阳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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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揭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二十《风俗·潮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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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津仙子述，见黄振碧编辑《闽南故事集》，上海泰东图书馆，民国十七年。“闽南民间文艺研究社出版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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