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不會是馬來或阿拉伯之類改造的?  然後再西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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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到一篇關於這個考證的
关于正山小种


去年在这个坛子里提了关于正山小种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复。
终于忍不住，抛砖引玉，也来谈谈正山小种。
正山小种，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正山小种红茶”。
首先，它是红茶，是产生于中国的、世界最早的红茶。
红茶起源于中国，这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了。但红茶究竟何时诞生？却还不能确定。成书于明朝中期（约16世纪）的《多能鄙事》一书中曾提及“红茶”这一名称，这是现存有关“红茶”的最早记录。
清雍正（1773）年间，崇安知县刘靖在《片刻余闲集》中记述了小种红茶在星村的销售情况，当时星村聚集了很多的“行家”（茶行），私下销售产于福建邵武和江西广信的红茶。
值得主意的是，书中并没有说明星村就是“正山小种”的产地，也没有提到被茶界公认为红茶发源地的桐木。那里销售的红茶，也来自其它地方。
在桐木当地，倒是有这样一种传说：明末清初桐木是地外入闽的咽喉要道，动乱中，有一支军队过境桐木，占驻了茶厂。茶农为躲避兵荒逃至山中，待制的茶叶无法及时用炭火烘干，产生红变。为挽回损失，茶农采取易燃松木加温烘干，这反倒使得茶叶形成了一股特有的松香味，类似于桂圆干的焦香味。
不过，光凭此传说，要证明正山小种起源于星村桐木，似乎难以令人信服。
在桐木关，人们将正山小种红茶称为“乌茶”，即黑色的茶。据说这茶由武夷山赤石从水路运往福州销售后，引起了一番轰动——人们都被那迷人的桂圆香味所倾倒了。很快，从福州到海外，风靡了欧洲。
今天红茶的英语名称“black tea”，其实就是从“乌茶”来的。最早产地的百姓们，根据的是干茶的颜色来给茶叶命名的。而品饮的人们，则是根据茶汤的颜色，将它称为红茶。
当然，也有人将它称为“武夷茶”的，即英语的“BOHEA”。
今天的武夷山人认为“BOHEA”是武夷的音误，其实是他们自己的错误。“BOHEA”不管是从英语，还是荷兰语，或是法语来的，它都是闽南话的“武夷”的音译。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武夷茶”与闽南人有何关系？
闽南人其实很早就在武夷茶的制作和销售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了。
闽南地少人多，传统的农业经济无法满足生存的需要，因此自古有“闽人以海为田”一说。放弃农耕生活，走向海洋，闽南人在很久以前就走出了这一步。
自从海上“茶之路”兴起，广、潮、漳、泉、厦等茶帮就取代了原来的山西帮，垄断了武夷茶的经营。广、潮、漳、泉、厦茶帮当中除了“广帮”，其余的潮州帮、漳州帮、泉州帮和厦门帮，都是讲闽南话的。而在广帮中，闽南人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当时的武夷山，广州行商控制着那里的茶叶经济，广州行商中闽南人占有主要地位。闽南人还参与了武夷茶的制作，当时的制茶工人，有一部分来自闽南。
到今天武夷山的天心岩茶村里，很多茶农仍然还讲着祖传的闽南话，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当时闽南人经营茶叶生意，不仅在潮、厦、漳、泉，而且远到广州。广州的许多茶行都是由闽南人开办的。例如康熙59年（1720年），广州15行商成立了公行，这些行商不仅来自广东本省，还来自福建沿海。到了道光十年（1837年），广州十三行（洋行）中竟有十个来自福建。
闽南人还参与了茶叶的海上运输。先是郑成功，他控制了海上贸易，其中包括茶叶贸易，并成功地利用茶叶贸易取得的利润作为强大的经济后盾，和清朝抗衡。郑成功本人就是闽南人，他的很多部下也是闽南人。再后来，很多闽南人运输茶叶，来到巴达维亚（即今天印尼首都雅加达），再从那儿运到欧洲（荷兰等地）。

关于闽南人和正山小种乃至武夷岩茶的因缘，笔者将另文叙述，在此就不再赘言。笔者想要说明的是，“BOHEA”乃是“武夷”在闽南话的音译，读如“bbu hi”。“武”，读如“母”“夷”从“hi”转为零声母“yi”。当时的闽南人控制了茶叶的制作和销售，乃至海上运输，所以西方人对茶叶的称呼的了解，首先是从闽南人那里来的，这也是今天英语中“tea”来源于闽南话的“茶”的原因。


解释了“BOHEA”这个称呼的来源以后，下一步，笔者将对“正山小种”的英文名称的来源进行一番探讨。顺便说明一声，笔者很早以前就是个正山小种的茶迷了。为了探索正山小种的历史，也曾下了一些功夫。这些年来，每到一处，便会收集和正山小种相关的资料。为此，笔者在2005年的6月武夷访茶之行中，也和武夷茶人“永乐岩茶”一起探访了正山小种的发源地：桐木关。
正山小种，又一名“拉普山小种”，英文是“Lapsang Souchong ”。（有人认为英文的称呼来自于粤语。粤语和闽南话本身就较为接近，前面笔者也谈到了闽南人在正山小种和武夷岩茶历史上的重要性，对于究竟来自粤语或闽南话，不想耗费精力。）


关于英文的“Lapsang Souchong ”，学者们认为“Souchong”就是“小种”的粤语音译，实际上闽南话发音可能更为接近。
但对于“Lapsang”，学者们目前尚未能够给予一个满意的解释。都知道“Lapsang”和“正山”有关，不过也都知道“正山”的发音，不管是用粤语或是闽南语，都和“Lapsang”相差很远。


依笔者之见，“Lapsang”并非“正山”的音译，乃是闽南话“内山”的音译。
何以见得？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历史上正山小种的产地，应是起于星村的曹墩，一直到桐木关一带。从交通线路看，要到产茶山，必先到崇安，再到星村，才能到茶山。由此一来，产生了一种从外到内的方位感。从山外来的大部分人很容易把山里的产茶山一带称为内山。
其次，从语言习惯看，闽南人有这样的传统。如同今天的安溪茶产地，也有“内安溪”与“外安溪”，“内山”与“外山”之名称区分。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音韵学。
闽南话里，有里也有内。按照汉语习惯，只能说内山而不能说里山。
“里”是通俗口语中常用的“白话”，“内”则较多用于书面语。作为一个正式的名称，明清的文读音肯定采用内而不用里。正山小种如果有另名，它应该是内山小种而不是里山小种。
按照《诗韵合壁》，去声字的“内”字应在“十一队”部，和“LAP”相去甚远，这又将作何解释？
笔者认为闽南话是公认的古汉语活化石，“内”在“十一队”的读法则是中古以后的读法，这之前内应读成入声字，同“纳”一样，读若“LAP”，属于“十五合”部。
本来，在古代汉语中，“内”与“纳”同字同义，“纳”字是从“内”字派生出来的形声字，当作动词用。既然同字同义，当然可能同音，更何况内与纳（形声字）声旁相同，读音肯定也相同，用一句现代一点儿的话来形容，纳是从内字克隆出来的，当然在各方面都应该是一模一样的。这样一来，“内、纳”同音。在明清闽南话中，“内”的文读音读法是“LAP”，内山小种在闽南话、包括在英语中读成“LAPSUN SUCHONG”也就不难理解了。


附：“内”与“纳”考：
“内”通常有两个读音：
（一）NA《集韵》诺答切，入合泥。缉部。
（二）NEI《广韵》奴对切，去对泥。微部。
说文解字：内，入也。从口，自外而入也。
桂馥义证：凡自外入为内，所入之处亦为内。今人分去、入二声，而入声之内以纳为之。
“内”字与“纳”字同义同音，“纳”字从“内”字派生出来。所以“内”字当然是“纳”字的发音的依据。反推过来，“纳”读成“LAP”，“内”也应读成“LAP”。“纳”字产生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内”字作为动词“纳”（接纳）的意义仍然被保留并继续使用。所以这段时间里，内纳同音同义应是毫无疑问的。
春秋战国时期内与纳就已并用。有时纳字又作内。《孟子.万章上》：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史记.秦始皇本纪》：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

最后，既然是内山小种，为什么又有正山小种之称？而且正山小种还取代内山小种成了正式名称？
笔者认为：应是先有“内山”，后有“正山”之称。因为“内山”是对星村以内的曹墩、桐木关一带茶山的称呼。那时侯的小种功夫茶产地及其品质一开始是用地理方位即内外来加以区分的。
如果一开始说是“正山”，岂非只有一座山产茶？
从常识上看，正山小种的产地包括了从曹墩到桐木关一带的许多座山。而且当时就有了“外山小种”功夫的存在，这个外山，肯定是相对于当时的“内山”的称呼的存在而存在的。
那么，既然如此，干脆就用“内山”这个名称好了，为何又生出“正山”一名呢？
笔者认为：由于当时的茶叶市场混乱，品质也不一，功夫红茶名声既大，利润也高。不少不法商人趁机以次充好，将外山生产的、品质低劣的功夫红茶冒充内山生产的、质高价高的小种功夫红茶，以获取暴利。在这种情况下，正规茶商为了对其加以区别，不至于鱼目混珠，就用“正山”代替了“外山”，意思是只有内山的才是正宗的，其它外山的是非正宗的。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销售，提高内山小种的价格，“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标明了“内山”才是正宗的，是“正山”，指出其它产品“来路不正”，这样一来，“正山小种”功夫当然就奇货可居了。
“正山”的说法，正如当今武夷岩茶的“正岩”，标榜的是正统，“是此而非彼也”。可见是出于商业上的需要，修改以后再加上去的。
以上是我长期以来对“正山小种”的一些思考和探索，若有不足之处，敬请多多赐教！

不過也有人認為 lapsang souchong與福州話有關

sang表示山不像闽南语...特别是明代的话，闽南语包括潮语都还有-n的。粤语也一样。

sou也很奇怪。粤语是sai，潮语是soi，感觉也不是很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