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先贤集录

大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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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贬潮，结识了一儒一僧。儒为赵德；僧为大颠。大颠生于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卒于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俗姓陈，或说姓杨。讳宝通，大颠是其自起的法号。祖籍颍川，出生于潮州。

   

　　大颠幼年即心远尘俗，志慕云林。大历年间，与药山、惟俨同抵潮阳城西郊海潮岩(即西岩)拜惠照和尚为师。惠照是禅宗六祖慧能的弟子怀让的弟子，《传灯录》称神照。慧能受法后居韶州曹溪山宝林寺，创立曹溪派系，成为南宗之祖。此派对《般若菠萝密多心经》钻研颇深。惠照精持戒律，博通词翰。唐武宗时宰相李绅曾为他的石室题铭：“曹溪实归，般若观妙。体是宗极，湛乎返照。”评价很高。大颠在西岩削发受戒，从惠照处获益不少。接着，他又游学到南岳参拜石头希迁禅师。希迁是慧能另一弟子青原行思的弟子，与惠照可说是同为六祖的谪传徒孙。《传灯录》上对大颠参见希迁有一段颇为生动的记述：一见面，希迁问道：“何为汝心?”
　　大颠道：“言语者是。”所答不当，当即被希迁喝退。十多天后，大颠又前往参见希迁，问道：“除言语外，何者是心?”
　　希迁答道：“除却扬眉瞬目，将心来。”
　　颠道：“无心可将来。”希迁道：“原来有心，何言无心，无心尽同谤。”大颠顿悟。
　　过了一会儿，希迁又问道：“何者是禅?”
　　大颠答道：“扬眉瞬目。”
　　希迁道：“除却扬眉瞬目外，将汝本来面目呈看。”
　　大颠道：“请和尚除扬眉瞬目外鉴。”
　　希迁道：“我除竟。”
　　大颠道：“将呈了也。”
　　希迁道：“汝既将呈，我心如何?”
　　大颠道：“不异。”
　　希迁道：“不关汝事。”
　　大颠道：“本无物。”
　　希迁道：“汝也无物。”
　　大颠道：“既无物，即真物。”
　　希迁道：“真物不可得，汝心见量意旨如此，大须护持。”
　　禅宗南宗认为“若得无心，便是究竟。”“但得无心，诸缘顿息。”慧能名偈“菩提本非树，明窗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最高概括。大颠与希迁的对答，不管多么风趣高雅，多么玄妙莫测，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大颠的对答，终于符合希迁旨意，因而要他“护持”。
　　大颠师事希迁之后，更加机辩无滞，还学到了希迁的大无畏法。曹溪派系以参禅为主，讲悟性，倡心修，追求见性成佛境界。大颠正是从希迁处尽得曹溪真传。贞元初，他回到广东罗浮山瀑布岩，常寂然晏坐终日。有一次，御史张远凡上山游览，大颠兀自打坐，不参不迎。张远凡大怒，抽出佩刀要杀他。他竟伸长脖子，一无畏惧地说：“若中丞杀我，是前身与你有仇，今得报应。不然，你今天杀我，将来也要得到报应的。”张远凡自觉惭愧，收起佩刀，向大颠赔礼。
　　此后，大颠返回潮州，先后游历惠来的庄严禅寺，普宁的马嘶岩、洪山岩，潮阳的双髻岩、马岩。唐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大颠率门人善觉、玄应、智高等数十人到潮阳东山开辟白牛岩，斩伐榛莽，筑庵修禅。远近各地闻知前往拜师者越来越多。白牛岩容纳不了众多徒众，大颠便于贞元七年(公元791年)择址于龙山湾幽岭下，创建灵山寺。灵山寺创建后，前往聆听传法者往往多达千余人。他大动禅兴，训导徒众，说：“学道人须识自家本心，将心相示，方可见道。 ”“此心即佛，不待修治。何以故?应机随照，冷冷自用，穷其用处，了不可得，唤作妙用，乃是本心，切须护持，不可容易。”
　　灵山寺创建28年后，韩愈被贬到潮州任刺史。当年大颠已届89岁高龄。韩愈到任后，获悉大颠高名，连修三书请大颠到潮州城会晤；不久，韩愈移任袁州，离任前到潮阳祭大湖神，又亲自到灵山探访大颠，向他辞行，并赠他官袍留念。这一段千秋佳话，却又引出了一宗历史公案。首先，关于韩愈与大颠连修三书事，就一直争论不清。欧阳修、朱熹等认为是真，苏轼、杨慎、陈澧等断定是伪。韩愈与大颠的交往，更是历代聚讼纷纭。有的说这是韩愈向佛教妥协投降；有的说这是韩愈前后矛盾，不可思议；有的说这是韩愈纯属爱才之举；有的说这是韩愈反佛所采取的新的策略。
　　其实，韩愈当年已对此自行作了解释。他在《与孟尚书书》中说得十分明确：
　　
　　来文云：有传愈近少信释氏。此传者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往来。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
　　
　　按韩愈的解释，他结交大颠，一是因为远方没有可与交谈的人；二是难得大颠是个聪明人，识道理，且放荡不羁，能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并说明这是人之常情，不是崇信佛法。大颠所识的道理，应该是包含着儒学的禅宗理论。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已曾指出：“所谓道理，当然是儒家的道理。佛徒谈儒道，自然是颇为聪明。”高僧谈佛道，还算什么聪明?禅宗是儒学化了的中国佛教，大颠属禅宗，当然与韩愈有共同语言。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题大颠堂壁》诗中，大惑不解地说：“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这是不询禅宗教义所致。
　　孟简的《大颠别传》和被认为是现存的早期禅宗史书最古本的《祖堂集》都有关于韩愈与大颠的谈话记录。这里聊摘一段：
　　愈：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流人中国，汉宋陈魏，事佛弥谨而莫不夭且乱也。
　　颠：佛者，天下之大器也，其言则幽明性命之理，其教则舍恶而趋善，去伪而存真。
　　愈：佛者，不谈先王之法，而妄倡乎轮回生死之说，身不践仁义忠信之行，而造乎报应轮回祸福之故，使其徒不耕而食，不蚕而衣，贼先王之道。
　　颠：心地无非，佛之常乐。如孔子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佛之与人子言，必依于孝；与人臣言，必依于忠。此众人所共守之言也。
　　这里，韩愈与大颠的“与之语”，不能不说是儒、释(禅宗)思想的一次实质性交流。大颠大谈儒道，韩愈则大动禅兴。不管其交谈内容的可信性如何，却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儒道与禅理实有不少交汇融通之处。黄雨先生在《留衣亭》诗中有“释氏儒家一法门”之句，确是一语中的。
　　大颠的影响是颇为深远的，历代对其评议者众，不时有所提及的就更多了。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就十分推崇地说：“有若大颠者，高材能动人。”为他撰传的也不乏其人。除前面所说孟简外，还有元代僧人了性，明代浙江提学林大春等，都分别撰写了《大颠传》。民间还流传了不少诸如“土坑拔木”、“袖影化田”等有关他的法力神功的故事。历代朝廷也对他很为器重。早在他圆寂前二年的长庆二年，唐穆宗就赐额灵山寺为“护国禅寺”。祥符三年(1012年)，宋真宗赐给禅寺新译第一部藏经278卷；天圣七年(1029年)，宋仁宗诏改称灵山寺为“开善禅院”。
　　大颠是一位在岭南佛教史上很有影响的高僧。他精心钻研佛经，成为唐代佛教曹溪派系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著有《般若菠萝密多心经义释》和《金刚经义释》；又自编了《金刚经》1500卷，《法华》、《维摩》各30部藏诸山中。可惜现除《般若菠萝密多心经义释》存有日本续藏经本和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外，余均已佚失。大颠还为我们留下了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颠墓塔。据林大春《大颠传》所载，唐末修葺大颠墓，“骨髀尽化，惟舌根尚存如生”；宋至道年间乡人又开墓视之，"惟古镜一圆而已，乃叠石藏之如故”。故世称墓塔为舌境塔。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因谏迎佛骨，触怒宪宗，几被处死，幸裴度、崔群出面求情，稍息帝怒，遂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八月(实为七月)居潮万古名”，短短的时间里，的确做了不少好事，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则是振兴州学，促进潮州一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而这一实绩，完全是得力于他任用了当地贤士赵德出来主持州学大事。赵德也因而被列为潮州唐宋八贤之首。
　　赵德，号天水先生，海阳(今潮安)人。生卒年未可考。或推断为天宝年间出世，或估计是大历年间诞生。其科名，更是历代众说纷纭，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上首先称他为进士。《海阳县志》更明确地说是大历十三年进土，比韩愈还要早登第14年。但韩愈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却称赵德为秀才。据考，开元二十四年虽复开秀才科，但30年一直无及第者，从而废绝。秀才应是有学问的士子的通称。韩愈说得很明白：“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数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识乡饮酒之礼，或未尝闻鹿鸣之歌，忠孝之行不劝。”“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闾后生，无所学从尔!”这就是说，潮州由于州学荒废多时，致令100多年来没有人被推荐入京应试，考取进士或明经，贡献于朝廷。官吏不教，后生不学，不劝忠孝，不懂礼乐。看来，赵德曾经进士及第之说，似不太可信。清代李勋已持否定态度，近人否定者也颇多。
　　但不管如何，赵德是个有学识，有修养，有才干的俊彦，是个受过儒家正统教育的饱学之士，这却是对其科名持不同结论者的共同看法。当年，韩愈就已对他十分赏识，称道他沉雅专静，通识儒家经典，有文章著述，还熟知先王之道，排斥异端，尊宗孔子，完全可以当一地名师。为此，毅然举荐他代理海阳县尉，任州衙推官，专门主持潮州学政，以督导生徒，以兴和乐孝悌之风。
　　我迁于揭阳，君先揭阳居。
　　揭阳去京华，其里万有余。
　　不谓小郭中，有子可与娱。
　　心平而行高，两通诗与书。
　　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
　　及我迁宜春，意欲携以俱。
　　在这首《别赵子》诗中，韩愈充分表达了在此远离京华之小郭(即小廓、小城廓)中，意外地结识赵德而高兴万分的心情，认为赵德是一位心气平和，品格高尚的人，而且通晓《诗经》、《尚书》，简直就是南海边上的一颗明月之珠。因而在调任袁州之时，还想携带其同往。
　　由于文献资料之不足，我们未能直接从赵德的诗文中领略其风采，还是韩愈的《别赵子》一诗为赵德抒发了心声：
　　摆头笑且言：我岂不足欤?
　　又奚为于北，往来以纷如?
　　海中诸山中，幽子颇不无。
　　相期风涛观，已久不可渝。
　　又尝疑龙虾，果谁雄牙须?
　　蚌赢鱼鳖虫，瞿瞿以狙狙。
　　识一已忘十，大同细自殊。
　　欲一穷究之，时岁屡谢除。
　　今子南且北，岂非亦有图?
　　人心未尝同，不可一理区。
　　宜各从所务，未用相贤愚。
　　这是针对韩愈欲邀赵德北往，赵德所作的答复：他笑着摇头，说：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我又何必奔波于南北之间，自寻烦恼呢?我早已与海岛中诸多隐士相约同观风涛，不可失信。还有，龙与虾究竟谁的牙和须更长些；海中物类繁多，无法一一辨识，只知它们互相窥伺，纷争不已。大同而小异呵，很想一一研探清楚，但岁月流逝，不易遂愿。现在，你韩先生要北上，岂不是已另有所就了吗?人各有志，随意行事好了，不必拘泥于同一道理，不必计较准贤谁愚而争论不休。
　　多么洒脱，多么放逸!林大钦在《潮州八贤》文中，称赞他“卓然有信，不为时俗所移，其天资可谓刚直不群”，的确是入木三分。
　　如前所述，韩愈刺潮之功，首推倡学。但其治潮仅7个月，不可能彻底履行兴学大计，赵德之不愿随同此行，除有其隐者之托辞外，应不排除欲将乡校进一步办好，以报韩愈知遇之恩，完韩愈未竟之业，继续倡儒宗孔，陶范潮风。这正是韩愈的倡学之所以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的原因所在。作为宰相级官员的常衮，早于韩愈整整40年，兴学课士于潮，其功不可谓不大，但论及者少，原因就在于缺少赵德这样的得力助手，成效自然也不及韩愈。正由于赵德积极实践兴学立教，使此后守潮良吏，纷纷以为榜样，于是潮州各地，“庠序大兴，教养日盛”。苏轼所谓“公命进土赵德为之师。白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虽是在赞美韩愈倡学之功，但却显然反映出赵德主持学政，恢复乡校，振兴州学的业绩。林熙春说得好：韩愈载道而南，起用赵德为师，是“一时偶合，倾动千载”。潮人为表示对赵德兴学立教的感戴，从宋代到清代，从官学到私学，多为其配祀韩庙，以至于为其单独立祠。
　　由于韩愈的信任，赵德还得以饱读韩愈的文章，并收录了75篇，编成六卷集《昌黎文录》。这是韩文被编辑成集的第一部。赵德还为其撰写了《昌黎文集序》。在这篇序言中，他称誉韩愈是“圣人之徒”，“所履之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孑L子、孟轲、扬雄所授受，佛道异端之言是不能干扰其思想，进入其文章的。并推崇备至地说，“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以是光于今，大于后，金石憔铄，斯文灿然，德行道学，又庶几乎古”，所以在茅屋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沛然满饱”。文录编辑成集，成为潮人学习儒学的教科书，也成为潮人研习韩文的重要资料。由于这些文章是赵德直接承受于韩愈，所以更成为后人编撰韩文公文集和研究韩学的最为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其积极意义则远远超越潮州一地。可以说，这是赵德的又一重要贡献。
　　
　　
资料来源：《潮汕历代先民与先贤》黄赞发

被称为潮人前八贤(即唐宋八贤)之一的吴复古，的确有其过人之处。他以—布衣之士而备受推崇，还被收进《中国人名大辞典》，应是个颇值得探研的人物。

   

　　吴复古，字子野，号远游(神宗所赐)，生于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据旧志所载，吴复古是宋揭阳蓬洲人，故多以为是今之汕头市鮀浦蓬洲村人。其实，蓬洲应是蓬洲都而非蓬洲城(即今之蓬洲村)。查《潮洲志•沿革志》，北宋潮州—直仅领有海阳、潮阳二县。至宣和三年(1121年)始析海阳之永宁、崇义二乡和延德乡(领有11都)之蓬洲都等4都，置揭阳县。故北宋宣和三年以前蓬洲都属海阳县延德乡。蓬洲都直至清初还辖有鸥汀等28村，应是大体上在今下蓬一带。而鮀浦蓬洲是明初才建筑的一座石城，曰蓬洲守御千户所，属鮀江都。由于嘉靖年间翁万达奏准四周村民进住，吴复古的后裔也有迁居城中者。吴复古一生经历了真宗、仁宗、英仁、神宗、哲宗五朝，享年97岁。其先祖世居福建武乎。任过宋兵部尚书的吴延预徙居潮州左厢右贤坊。吴复古是抵潮第五代。吴复古的父亲吴宗统，官至翰林侍讲。吴宗统后徙居其时属海阳县的蓬洲都。吴复古于父亲去世后，再徙南潮村(今属揭阳炮台镇)。
　　吴复古少即天资聪颖，勤读书史，精通经典。他论说谨严不苟，性清情逸，大词家天章阁待制李师中少负盛名，人称神童，豪放倨傲，很少服人，唯独对吴复古十分景仰，曾为之题书：“白云在天，引领何及。”吴复古从小恬静而豪放，任侠好义，“急人缓己，忘其渴饥。道路是家，惟义是归”。一如苏轼所赞：“子昔少年时，气盖闾里侠。自言似剧孟，叩门知缓急。”吴复古虽饱读经史，且“遍交公卿”，但却无意于仕途。他本可以以嫡子的身份承袭父荫，却固辞不受，将袭职让于庶兄吴慈翁，使之授国子监教授。
　　但是，吴复古终于还是以道德文章显著而被举荐为孝廉，并得到宋神宗的召见，授以皇宫教授之职。为此，吴复古一时名重朝野，巨卿鸿儒如司马光、韩琦、苏轼、苏辙、李师中等等，都为之倾心致腹，愿与交好。然而吴复古清逸成性，志在山水，淡薄功名，不久即以“孝养”为由，上表辞职。宋神宗也嘉许其孝心，准其所请，并特赐他“远游先生”之称号。
　　吴复古返里之后，谢别妻儿，离开家室，到直浦都(今潮阳灶浦镇)麻田山中(一说在潮州城)筑庵辟谷，绝粒不食。苏轼为其以神宗赐号作庵名的道庵题匾“ 远游庵”，并撰写了《远游庵铭》。道庵北面，隔着小石山和小沼池，即为吴复古的居处“岁寒堂”。元祐党人郑侠为其作《吴子野岁寒堂记》，收诸《西塘集》中。近年有学者在著述中将此记说成是苏轼所作，显系误笔。郑侠另有《再到吴子野岁寒堂》五言古诗一首，题为“再到”，可见郑侠是不只一次抵“岁寒堂”拜会吴子野的。
　　熙宁二年(]069年)，李天章(即李师中)任登州太守，吴复古得以从游登州。当时，解赉卿也退居登州。解费卿曾派人到登州海岛取石，获得12块秀色灿然之美石。吴复古从登州返潮时。向解赉卿索石携归，置于“岁寒堂”中。苏轼为此作《北海十二石记》。元丰年间，吴复古遍游名山大川，与龙川道士蓝乔同游湖海达6年之久，后因父逝，才回潮丁忧。吴复古在庐墓守孝三年，葺治园亭，修心养性，教育子弟。这就是苏轼在黄州《答吴子野书》中所说：“承三年庐墓，葬事诚尽。又以余力葺治园亭，教养子弟。”
　　综观吴复古的一生，最可称道的当推与苏轼的交谊。吴复古的父亲任翰林侍讲时即与苏轼相知。苏轼在《与吴子野书》中就说过这一情况：“少在册府，尝及接见先侍讲之下风。死生契阔，俯仰一世。”此后，苏轼又从李师中的介绍中了解到吴复古的为人而诗书往来，神交多年。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自密州改任徐州，经青州赴济南，与吴复古首次会面。苏轼在惠州时曾在给复古之子吴芘仲的《答吴秀才书》中说过：“子野一见仆，便谕出世法。”“虽未能行，然喜诵其言，盖尝作《问养生》一篇，为子野出也。”可知两人第一次晤谈，尽在于探研养生之道。吴复古的“出世法”，既不同于仙家的求长生不老，也不同于道士的炼丹服药，显见是另一种无为的超脱的精神境界。在那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的时刻，吴复古的主张自有其独到之处。只是苏轼面对新法弊病，还想有所作为而对其持“保留 ”态度，但十分赞赏吴复古的养生沦。据说苏轼还为此留下一法帖。此后，苏轼被贬黄州，复古常去信慰问，交流诗文、墓铭、字画，并于元丰六年(1083 年)，赴黄州探询。惜苏轼“病方甚，不尽款而行”。这是苏吴的第二次会见。
　　元祐五年(1090年)，王滁知潮州，倡修韩祠，请苏轼作庙碑文。苏轼撰后，寄信给王滁，不厌其烦地述说自己设计的碑样，并郑重地交代“若公已替，即告封此简与吴道士勾当也”；“子野诚有过人，公能礼之甚善”。同时，还另修一函，《与子野论韩碑书》。书中有谓“云潮人虽小民亦知礼义，信如子野言也”。可见苏对吴是相当信任的。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任定州太守。吴复古抵京师再会苏轼。苏在《与参寥书》中曾谈及此事：“吴子野至……某来日出城赴定州。”这是苏吴的第三次会见。第二年苏轼罢定州责知英州军州事。吴复古又赶到真定、扬州间与苏轼作别。苏以《吴子野将出家，赠以扇山枕屏》一诗写赠。这是苏吴的第四次会见。对此，苏轼在给芘仲的信中也曾谈及：“过真、扬间，见子野，无一语及得丧休戚事。”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四年(1097年)，再贬琼州。这期间，苏吴过从更加密切。三年，吴复古往惠州访苏轼，一住逾三月。曾一道“ 游逍遥堂，日欲没，因并西山叩罗浮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于西堂”。在惠州，复古得苏轼手迹，可考知者有：《远游庵铭》、《书神守气诗》、《书李承晏墨》、《煨芋帖》。苏轼另有诗《除夕，访子野食烧芋，戏作》：“松风溜溜作春寒，，伴吾饥肠响夜阑。牛粪火中烧芋子，山人更吃懒残残。”也作于其时。苏轼贬海南，不少老朋友要前往探访，或被苏制止，或迟于行动，更或卒于旅途，“独吴子野奋然而至者，且可谓勇于义矣”。苏轼《今岁索居儋耳，子野复来，相见作诗赠之》有句：“笑谈惊半夜，风雨暗长檠。鸡唱山椒晓，钟鸣霜外声。”苏吴一会，笑谈达旦，足见其情谊之深。苏轼在海南写赠复古的诗章还有《次韵子由赠吴子野先生二绝句》、《约吴远游与姜君弼吃蕈头》等。此外，苏轼有《点绛唇》词二首。二词手迹原藏复古家中。傅干注《东坡词》残本说：“此二词，洪甫亲见东坡手迹于潮阳吴子野家。”吴氏家藏苏轼墨宝当在不少，也足可见苏吴关系之密切。
　　这以后，吴复古出游龙川霍山。至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遇赦北还。吴复古不辞跋涉，以96岁高龄与广州玄妙观道士何崇道等自番禺追至清远峡送别，并于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同游广陵寺(即飞来寺)。至今飞来寺东坡亭东侧尚存翁方纲集苏体重刻碑记：“东坡居土渡海北还，吴子野，何崇道，款堂通三长老，黄明达，李公弼，林子中，自番禺追饯至清远峡，同游广陵寺。”吴复古终因不胜老迈劳累，又遇天气严寒，遂一病不起，于翌年农历四月十三日病逝于归途。苏轼在真州惊闻噩耗，万分感伤，挥笔写下了《祭子野文》，极尽颂扬哀悼之情。
　　苏轼与吴复古之子芘仲也有着密切的文字之交。苏轼在黄州接到芘仲的作品，即去信大加赞赏：“留示珠玉，正快如九鼎之珍，徒咀嚼一脔，宛转而不忍下咽也。”苏轼给芘仲的第二封信是在读芘仲所寄《诸子论》之后，深为复古之后继有人而高兴：“所论孟、扬、申、韩诸子，皆有理，词气倚然，又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芘仲作《归凤赋》寄赠苏轼，苏又复函说：“并示《归凤赋》，兴寄远妙，词也清丽，玩味爽然。”并叮嘱说：“仆方杜门念咎，不愿相知过有粉饰，以重其罪。”希望《归凤赋》“自别有所寄”。此后，苏轼与芘仲续有书信往来，情意殷切。
　　吴复古与苏轼之弟苏辙，子苏过，也都有密切的交谊。苏辙的《赠吴子野道人》诗，长达16行。被贬循州时，又有《循州雨中招吴子野先生》、《又答吴子野和二绝》等诗章写赠吴复古。苏轼读了苏辙的诗后作《次韵子由赠吴子野先生二绝句》。其中，苏辙的“辟谷赖君能作客，暂来煎密饷桃康”句，苏轼的“先生笑说江南事，只有青山绕建康”句，等等，都很有生活情趣，也颇可见其关系之不同寻常。苏过也有《闻潮阳吴子野出家》、《戏赠吴子野》等诗章。苏轼也为此作《吴子野绝粒不睡，过作诗戏之》诗。可以说：苏吴二家父交子往，情殷谊切，的确不失为文化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话。
　　吴复古之所以深得苏轼的景仰推崇，交谊深厚，这首先是在于他的旷世情怀感染了苏轼，特别是苏轼在遭受一贬再贬的政治磨难之中，得到了吴复古的道家理念的启示，领悟到其放荡形骸的性格和放逸的生活态度，以至深得其积渐而进，顺其自然的“和”与“安”之理。这在苏轼患难之中，寻得精神慰藉而泰然处世，的确不无裨益。还必须指出，吴复古虽筑庵出家，但却不迷于长生之术，更视炼丹服药为土苴，而陶然于山水之中，这种“出世法”是苏轼所可接受的。在这一基础上苏吴所建立起来的交谊，就有着共同的生活志趣，共同的文化艺术爱好。正是这种文化精神上的相通，连系着苏吴的真挚情谊。
　　吴复古夫人许贞阃，乃八贤之一的许申之妹。生三子，曰芘孟、芘仲、芘季，苗裔蕃衍于潮州诸邑，以至于东南亚各国。所可惜者，其著述、手迹，绝少传世，诚属憾事。

潮州前八贤之一的刘允，是北宋海阳县东津(今潮安县意溪镇)人，字厚中。刘允从小勤读经史，聪慧过人。他曾四次被推荐参加礼试，并于绍圣四年(1097)年考中进士。登第后，历任循州户曹、程乡知县、化州知州、桂州知州。人称刘知州。
　　刘允从政的一个特点是，勤于政事，屡革弊政，体察民情，关心民瘼，多方减轻民众负担。初任循州(治所在今龙川)主管民户属吏的户曹，他到任后，发觉官仓中积弊严重。官府巧立名目，向百姓横征暴敛。他坚决采取措施，严禁向百姓多收各种附加的“横费”，明确规定只准许收取正常费，将多年积弊予以革除。循州州守不爱众恤民，对士卒更是役使无度，以至连例休日也驱使士卒为其采伐木材，致士卒疲苦，“哗聚谋变”。刘允闻知，毅然前往劝解，平息了一触即发的事态。
　　不久，刘允改任程乡(今梅县)知县。他到任时，恰逢天下大旱，赤地千里，农作物失收。对此，州府熟视无睹，一味照常催租逼赋。刘允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力争免租减赋。这时，朝廷派遣使者南下，察访各地情况，刘允趁机写奏本，“具丰歉状人奏”，使朝廷了解程乡受灾的真实情况，特豁免了程乡灾民的租赋。
　　依照税费惯例，各地民众必须逐年输纳供给军队的“军衣布”，折合为钱币，每户年需上缴300钱。而当时从官市购买上输朝廷的所谓“贡布”，却价值 1200钱。为此，漕使传檄所属州县一律按“贡布”的官市价“令民折纳”。这无疑将增加民众的数倍负担。刘允深知民众不堪如此重负。为了程乡民众的利益，他断然拒绝执行漕使的指令，并义无反顾地说：“使者怒，不过逐令耳!”就是说，如果漕使为此而发怒，不过是把我革职，将我赶走而已。然后，他据理申辩，明确指出：各户按惯例折合价缴纳“军衣布”的钱，是供给军士的，“贡布”按官价购于市是供奉朝廷的，这必当自然而然地
　　形成“二价”，怎么能混为一谈呢?漕使面对如此“梗直爱民”的刘允，毫无办法，最终只得作罢，这就大大地减轻了程乡民众的负担。
　　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年)，刘允擢升为化州(治所在今广东化州)知州。化州南濒大海，盛产玳瑁、翡翠。地方官吏经常以内库钱购买这些奇珍异宝敬献上司，往往“所费万计”，然后又转嫁于百姓身上。人民不堪其苦。刘允到任之后，将这种弊端，坚决予以废止。同时，刘允着手处理历年积案，10天之内，妥善地清理了决宿案共百余宗。如，化州所属吴川县，有部分盐民，为防身而蓄备“戎器”，被诬为强盗，进了牢狱。吴川县已定了案。此案上报化州，刘允进行了认真审理，“辨其诬”，终于使这些无辜盐民获得伸雪、开释，“全活五十余人”。
　　明代林大钦在《潮州八贤论》一文中，称道刘允“岁有凶歉，免民租，辨冤狱”。可见，刘允关心民众疾苦，敢于为民请命，善于平反冤狱，这些功德善举，早就传颂于民间。政和五年(1115年)，刘允转任桂州(今广西桂林)知州，直到宣和元年(1119年)春卸任回乡。此后又先后被委任为新、循二州知州，但都没有赴任而终老于家。宣和七年(1125年)农历四月初一日中夜，刘允离开人世。临终时，他亲笔写下遗训，嘱咐儿孙辈勤俭持家，忠厚待人，还特别强调丧葬不可效法于愚俗。去世之后，宋高宗赠谥“上柱国左金紫光禄大夫”。
　　据东津《刘氏族谱》所载，刘允“胸臆夷旷，于经传注疏，诸史百家，以至天文地志，医卜杂书，靡不赅贯。所著文今存者二百余篇，藏于家”。后人曾萃为《刘厚中文集》，但惜已失佚。其曾孙撰写族谱序就说：“允所存文篇，迭遭煨烬，莫能详述。”唯有《家训》一篇，载诸族谱；篇目可考者，也仅有为许申的《高阳集》所作序，序文也不可得见。此外，刘允尤爱好韩愈的文章，曾于大观初年(1107年)，集京、浙、闽、蜀的韩文各种刻本，以及赵德所选旧本，参照石刻本，将韩文订正，然后利用本地昌黎庙的香火钱为经费，刻版印行，成为潮州一地宋椠韩集之始，对潮人学习韩文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允的诗作，在《潮州唐宋元吉光集》(稿本)中，保存有12首。其诗很有特色，流传较广的是《韩山》一绝：
　　
　　惆怅昌黎去不还，小亭牢落古松间。
　　月明夜静神游处，三十二峰江上山。
　　
　　诗人游赏韩山，见纪念韩愈的小亭，在古松之间显得十分寥落，于是睹景思人，慨叹古圣先贤之不能复返；心想如韩愈有灵而旧地神游，必然流连于江上32峰之间。此诗写得“颇清真而雅丽”。其余各首多是梦游所得。如说其曾梦一境，不是人间，梦中为诗：“刘郎平昔志烟霞，时到云山隐士家。除却松篁芝木外，川原远近遍桃花”；“尽日看山不厌山，白云飞去又飞还。傍人笑指云相似，云本无心我自闲”；“武陵源上雪，片片杂云霞。惟有雪中桃，长开三尺花”。又曾于中秋之夜，“梦游洞府，既寤，作诗八首，纪其事”。《刘氏族谱》也录载了上述诗作。
　　刘允的身后是十分荣耀的。其长子刘昉，字方明，于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考中进士，任礼部员外郎。宣和十年(1128年)，试用为太常寺少卿。期间因指谪降金御史刘豫，反对与金国媾和，遭到右谏议大夫何铸的弹劾，以鼓动是非之罪被罢了官。后来重新起用，任荆湖(治所在今长沙)转运副使，而后历知虔州(今江西赣州)、潭州(今湖南长沙)、夔州(今四川奉节)，并先后进直秘阁、直徽猷阁、直宝文阁、直龙图阁。故世称刘龙图，刘昉深具乃父遗风。在各地任上，他极力劝课农桑，保护文物。如修诸葛八阵图，杜甫东屯故居。在龙图阁任上，还主管台州崇道观，而后又知潭州，并病卒于潭州任所。
　　后人评价刘昉，说他“三帅潭州，一临夔府，遗爱在湖湘”，这确是很好的概括。除治绩外，刘昉尤以编撰儿科医学著作于世获益最大。他在“镇抚之暇，喜方书。”一方面集古贤医论家传秘诀小儿方剂之说；一方面广泛搜集民间流传的儿科验方秘方，“兼收并寻”。然后命僚属王历和进士王湜编成40卷，题为《幼幼新书》。但此书编至38卷时，刘昉病逝。幸得其继任漕使楼寿接续了最后2卷的编撰工作，并为全书作《跋》，于绍兴二十年(1150年)付梓发行。此书现存有明人墨书真本和万历重刊本。全书共百数十万字，是我国第一部儿科医学巨著。它集北宋以前儿科医学之大成，是一部重要的医学文献，向来深受中外医学界所重视。
　　刘允的二子刘景，也颇有建树，还任过台湾的台南、高雄二州知州。刘允的孙子浯、渭、汶、滋、济、瀚、泽、洛、潢、圣等都“以儒业显”，足称“仕宦世家”。

明郭裴《粤大记》将王大宝与冯元、余靖、崔与之、李昴英、郭阊列为宋代岭南六先生，赞叹六先生“真五岭间气之钟灵，百代士林之仪表”。可见有宋一代，王大宝不仅是潮州首屈一指的人物，也是岭南首屈一指的人物。《宋史》将他与刘珙、范成大等直臣并列立传，其传记长达1300多字。他出生于绍圣元年(1094 年)，卒于乾道六年(1170年)，字元龟，潮州海阳县登瀛汤头村(今潮安县归湖镇神前村)人。其先祖为福建温陵(今泉州)人。王大宝卒后赠大中大夫谥号，御葬于神前山南。
　　王大宝自幼聪敏颖悟，才气过人。他博通五经，尤精于《易经》，于政和年间被选人太学攻读。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他在会试中深得主考官的赏识，以第一名呈报。恰好当时宋高宗驾幸维扬(今扬州)，故殿试时，高宗将会试第二名的维扬人李易擢于榜首，王大宝屈居第二，成为宋代岭南唯一一位榜眼。这是宋高宗即位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称“龙飞榜”。王大宝对此事既感荣耀，又不无遗憾，故有诗云：“对策丹墀中上游，天颜抚谕逊龙头。”
　　及第之后，王大宝被授以南雄州(今广东南雄)教授，但所得俸禄连自己也养不起，百日后即辞官不干。过了数年，王大宝先后于绍兴元年(1131年)授枢密院计议，五年(1135年)授皇宫教授，八年(1138年)派遣监登闻鼓院(专司收受臣民向皇上谏议或申诉冤抑的朝外机构)、主管台州(今浙江台州市) 崇道观。此后好几年一直闲居家中。在那世人多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年代里，王大宝安于赋闲，确是一位淡薄名利的贤人。
　　绍兴十六年(1146年)，王大宝被任命为连州知州，三年后上京接受考课。他早已体恤民苦，即趁机上书奏称，广南路连、英、循、惠、新、恩等六州户口稀少，商贸很不发达，应诏各小州裁减每月所纳“免行钱”。所谓“免行钱”，乃是朝廷的市易司和各州市易务到各地贩卖货物向民众按月收取的额外税费。王大宝的奏疏获高宗叹赏，乃命广南漕司予以减免。六州民众因而减轻了不少负担。此后，他调知袁州(今江西宜春)，曾向皇上进所著《诗、书、易解》。高宗阅后，对宰相说：“大宝留意经术，其书甚可采。可以内除。”就是说，大宝可调入京任职。为此，他被任命为国子司业兼崇政殿说书。他目睹各级官吏利用“月椿钱”、“ 折帛钱”等赋税，向江南百姓横征暴敛的情况，奏请“委监司核月椿为定制，减折帛惠小民”。接着，王大宝先后被授为敷文阁直学士、温州知州、福建路提点刑狱、广东提点刑狱。这期间，王大宝又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如福建漳州的葵冈，林茂岭峻，山道难行，盗贼得以设伏拦劫。他亲自捐钱30万，砍伐了杂树，铺设了10多里长的石道，使行人称便，来往也较安全。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宋孝宗即位，锐意于革弊兴利，为岳飞、赵鼎平冤，并召回了张浚，王大宝也因而被授为礼部侍郎。王大宝履任伊始，即向孝宗进言“先明国是，而行之以果断”。劝告孝宗不要在和战问题上再犹豫不决。王大宝的话深得孝宗旨意，不久被授为右谏议大夫，接着又兼孝宗侍讲。
　　作为谏议直臣，王大宝是当之无愧的。他敢于直言，不避权贵，不赦佞臣，先后奏劾、罢免了新任潭州知州刘章、南雄州知州廖迟；广西提点刑狱方师尹、福建转运副使樊光远、观文殿大学士致仕沈该、观文殿学士提举汀州太平兴国宫朱倬、左通议大夫参知政事汪澈、川陕宣谕使工之望等官员，一时朝野为之震动。朝中奸佞，都心惊肉跳地称他为“王老虎”。孝宗即位第二年，改元隆兴。隆兴元年(1163年)七月，王大宝受命与侍御史兼侍讲王十朋，右正言监察御史陈良翰、阎安中等草拟三省六部等处合并事宜。合并方案拟出后，宋孝宗即据以诏示各处，限以十日为期开列出应合并、裁减官吏名单，申报尚书省。虽因此人言汹汹，使大宅难安于位，但百司人员终得以精简。
　　王大宝最为难能可贵的还在于他的力主抗金，力赞北伐，收复失地。他同情赵鼎，支持张浚。在赵、张深受迫害之际，仍交往不辍，置奸人陷害于不顾，确是鲠直硬骨。
　　南宋建立后数十年间，只知向金国奉表称臣，积弱已深。孝宗即位，也软弱无能，虽一度重用主战派，起用张浚为枢密使，但也一直举棋不定。针对这种情况，王大宝一任礼部侍郎，即上书直陈：“太上传丕基于陛下，四方日俟恢复，国论未定，众志未孚。愿陛下果断，则无不济。”极力促使孝宗下定抗金决心，排除媾和之论，图谋恢复，以不负众望。其时，张浚在江北设立都督府，加紧北伐准备。孝宗以参知政事汪澈督军荆、襄，策应北伐之师。汪澈指挥不力，致其部属败失唐、邓两州，更坐视方城(今河南汝南县境)败绩，大伤北伐锐气。此时，王大宝己任谏议大夫，出于强烈责任心，他上疏弹劾汪澈“坐视孤军堕敌计”，请孝宗将其“ 罢黜”。汪澈由此被免去参知政事之职，但仍为资政殿学士。王大宝再次上疏弹劾，终使汪澈贬谪台州。这充分表现了王大宝的正义感和爱国情怀。此后，宋军在张浚的指挥下，曾收复宿州，杀敌数千，中原为之振奋。但不久宋军兵败符离，抗金形势又急剧逆转。主和派纷纷攻击张浚。在此危急之秋，王大宝立即向孝宗进言：“危疑之际，非果断持重，何以息横议。”使孝宗又一度坚定了信念，仍以张浚为枢密使、江淮东西路宣抚使，还提升张浚为右丞相。
　　然而，在主和派的活动下，孝宗抗金的决心最终还是动摇了。秦桧余党汤思退于隆兴元年七月被擢升为右丞相，十二月又被擢升为左丞相。汤思退派人暗中与金国联系，指使党羽攻击张浚“费国不赀”，并议罢都督府，与金媾和。在这民族危难关头，王大宝再次挺身而出，接连上了三道奏章，痛切陈言：“今国事莫大于恢复，莫仇于金敌，莫难于攻守，莫审于用人。宰相以财计之，军储虚，符离师溃，名额不除，意在核军籍，减月给。臣恐不惟边鄙之忧，而患起萧墙矣。”真如《宋史》其本传所赞：“逮斥权奸，了无顾忌。”由于主和派把持朝政，孝宗听信媾和主张，都督府和边防相继撤消，张浚被罢职，王大宝也辞去谏议大夫之职，但又被任为兵部侍郎。起居郎胡铨奏说：“近日王十朋、王大宝相继引去，非国之福。”孝宗说：“十朋力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宝论汤思退太早，令为兵部侍郎，岂容复听去。”看来，孝宗是不愿让王大宝辞官不干的，但当王大宝再次上书引病辞官时，还是得到批准了。据此后胡铨为他写的墓铭所述，他与胡铨分手时，“相对泫然”，说：你从此孤立了。乾道元年(1165年)五月，王大宝被召为礼部尚书，与名臣王十朋齐名，人称“二王”。但不久又受到右正言程叔达两次弹劾，未及两个月，再次被罢官。此后回到潮州家中，再未出仕。王大宝身受亡国之痛，心存恢复故土之志，直至临终还在为收复失地之遥遥无期而慨叹。只可惜为权奸所抑，终生郁郁不得如愿。他逝后，王十朋写了篇《祭潮州王尚书文》，说他“身虽可屈，肠不减刚，归老于家，天相寿康，名德益尊，如曲江张，如余襄公，如日南姜。盍归乎来，弼谐赞襄。”王十朋是状元出身的名臣，他将王：大宝与岭南名臣张九龄、余靖等相提并论，可见其推重之情，也可见王大宝声望之高。
　　此外，王大宝重义气，不怕被牵连的高尚品德，也十分难得。绍兴年问，主战派首领前宰相赵鼎受秦桧迫害，谪清远军节度副使，潮州安置，抵潮住了五年。其时王大宝正闲处家中，遂与赵鼎交游，从讲《论语》。赵鼎称赞他：“文章学识，直谅劲正，廷臣无出右者。”并赞叹说：“吾居此，平时所荐无一至者，君独肯从吾游，过远矣!”梅州刺史邱君与不满朝政，辞官归隐潮州，王大宝有诗赋
　　赠：
　　北山有移丈，抽簪不如君：：
　　庭兰洁晨膳，岩桂流夕芬、
　　道义齐高岳，功名薄浮云：
　　林间多鸾鹤，忘机可以群，
　　高度赞誉邱君与鄙薄功名利禄，果决归隐；既能晨起侍膳，以尽孝道，又得以晚节自持，清名远传；道义如山高，富贵如浮云；与世无争，闲如鸾鹤。王大宝知连州时，张浚也于绍兴十六年谪居连州。当张浚供奉不及，生活有困难时，王大宝以经制钱接济他。张浚不安地问他：“如累君何?”大宝慨然回答：“得丧，命也!”张浚为之叹息，遂命其子张拭跟王大宝问学。张拭后来与朱熹、吕祖谦并称理学三大师，王大宝之教诲，不无获益。王大宝知袁州时，抗战派沈清臣因攻击和议，触怒秦桧，贬谪沅州，路过袁州，王大宝留居数日。僚属劝王大宝不要因此得罪秦桧，他但笑不答，真可谓铮铮铁骨，义薄云天。
　　王大宝对儒学颇有研究，尤长于易学。他著述颇丰，计有《周易证义》十卷，《谏垣奏议》六卷，《毛诗国风证义》六卷，《经筵讲义》二卷，《遗文》十五卷，还有《诗解》、《书解》、《易解》。惜今俱不存，仅有若干诗文，散见于《永乐大典》和《广东文征》等书中。现存遗文有《韩木赞》、《清水阁记》、《放生池记》等三篇。
　　王大宝在潮州前八贤中，应是名列首位的。其原因固然有其考取榜眼的殊荣，有其累官礼部尚书的高位，而更在于有其疾恶如仇的凛然正气。这正如郭荣《粤大记》中所说：“冯章靖之儒雅，余襄公之勋业，王礼书(指王大宝)之谠奏，崔清献之德望，李忠简之直节，郭正言之廉介，俨然与中朝豪杰抗衡，岂但标岭海之芳躅乎!”近人吴道镕在《广东文征》中指出“盖吾粤宋南渡后，高、孝两朝人物，当以大宝为首屈一指，不止潮州八贤之冠也”。这一结论，当可无庸置疑。

资料来源：《潮汕先民与先贤》黄赞发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词典》，将元末明初的郭真顺列为中国古代著名女诗人之一，这是郭真顺应得的荣誉。郭真顺于元皇庆元年(1312年)生于揭阳县龙溪都(今属潮安县庵埠镇)郭陇村。她原名祯顺，因避雍正皇帝胤祯之讳，清代以降改称之为真顺，或贞顺。父亲是位教谕，这使郭真顺从小就受到传统的文化教育。她读书过目不忘，通经学，旁及子史百家。她很能作诗，尤长于古风。清代蓝鼎元说她“为人有知识，善谈论，当世是非得失事，了了胸中。片言断决，虽老于谋者无以过也”。郭真顺长大后嫁给潮阳周瑶为妻，此后一生在潮阳度过。

   

　　周瑶，字伯玉，潮阳西廓人，或曰胪岗人，《韩江闻见录》作合(峡)山人。少负志节，好读书。元至正年间，举茂才，虽获“异等”’但不愿出仕。与郭真顺婚后，相敬如宾，一起过着隐居生活。他们亲自耕种，读书课子，恬淡而自由。人称“海滨冀子”。海滨说的是潮州一带，冀子是春秋晋国的卻缺，因封于冀而称冀卻，子乃尊称。卻缺躬耕自乐，其妻送饭至田头，夫妇相敬如宾。视此，以卻缺先生比称周伯玉是颇为确切的。
　　元朝末年，群雄并起，反元义军各树旗帜，而群盗也趁机各立山门。郭真顺随周瑶避居于乡村。所居村寨，一班青年人正想以联络守望，保卫乡村为名啸聚举义。他们听说周瑶是个有学识的长者，即推周瑶为首领，主持村寨大事。周瑶推却不了，答应了，回家告诉郭真顺。郭真顺认为，寨中那班青年人都骁桀自用，其气方盛，势皆不能为人下。如果答应了就会成为“祸首”。她强调说“矜能炫智者败，轻敌寡谋者亡，不度德量而先于众者祸”，那实际是“外负智勇之名，内收败亡之实”。由于周瑶应允在前，所以郭真顺为他想了个“称疾勿往”之计。
　　几天后，众人果然到来找周瑶。周瑶按郭真顺的安排“佯卧不起”。众人颇失所望，但还想等待周瑶病情好转而起来“视事”。郭真顺赶紧“敛衽再拜”，说：诸位不知道伯玉无能，“谬推重寄”，即使是“驽劣不堪，犹思矫首自奋，勉慰众望。不幸福薄灾生”，突然发病，这也是天意呵。然后婉转地劝告众人尽快“更立贤者”，以免“致失事机”。众人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别立首领。不久因意见不一致，杀所立之人，“自相雄长，寨中大乱”。周瑶幸免于难，人皆服郭真顺顷有先见之明。
　　在此之前，寨中多有又务农，又经商的，都喜欢囤积粮食以防战乱。郭真顺却劝周瑶不要积存余粮。同时，于晚上纺制绳索，人未知其用意。至寨中内乱，附近盗贼趁乱陷寨，能抢的抢，抢不了的都付之一炬。周瑶乱中按郭真顺所示，用绳索绑住妻儿，并自行捆缚，一如被抓形状，使盗贼不加注意，然后乘间得脱，逃至溪头寨(时属峡山都，今属胪岗镇)居住。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对福建大举用兵。至第二年，明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效忠元朝的割据势力陈友定被困延平，服毒自杀未遂被俘。他所控制的整个福建各州县和潮州路都归附明朝。潮州路总管王翰“浮海”而去。二月，朱元璋的军队由福建取广东。明军一至广州，元朝守将何真即开城门投降。可见潮州已先于岭南各县归附明朝。三月，明朝在潮州置兴化卫，以俞良辅为兴化卫指挥。第二年，明朝改兴化卫为潮州卫，仍由俞良辅任指挥。当时尽管潮州和各县均已归附明朝，但在广大农村和山区，仍有不少自立门户者未予归顺。于是俞良辅于洪武四年(1371年)奉旨率领五千精兵从潮州出发，深入各地征付残存反明势力。大军所至，难分民匪，杀掠颇多。由于溪头寨较为偏僻，“时寨人尚未归附”，当然成了俞良辅军队的目标之一。眼看对溪头寨的征剿就要开始了。在这危急关头，年已60的郭真顺赶紧作了《上指挥俞良辅引》一诗，于大军人寨之时，“遮道上之”。其诗曰：
　　将军开国之武臣，早附凤翼攀龙麟。
　　烟云惨淡蔽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轮。
　　前年领兵下南粤，眼底群雄尽流血。
　　马蹄带得淮河水，洒向江南作晴雪。
　　潮阳僻在南海濒，十载不断干戈尘。
　　客星移处万里外，天子亦念遐方民。
　　将军高名迈前古，五千健儿猛如虎。
　　轻裘缓带踏地来，不减襄阳晋羊祜。
　　此时特奉圣主恩，金印斗大龟龙纹。
　　大开藩卫制方面，期以忠义酬明君。
　　宣威布德民大悦，把菜一笠谁敢夺。
　　黄犊春耕万陇云，牦庞夜卧千村月。
　　去岁壶阳戍守时，下车爱民如爱儿。
　　壶山苍苍壶水碧，父老至今歌咏之。
　　欲为将军纪勋绩，天家自有麒麟笔。
　　愿续壶民歌太平，磨崖勒尽韩山石。
　　这首诗一开始就极尽颂扬之能事，称赞俞将军是明朝开国重要武将，很早就跟随明太祖四方征战，并一路南下，直杀至广东，恩威并至，简直就是把淮河之水，洒向江南，化作晴雪，、接着诉说了潮阳十年来饱受战乱之苦，幸得是俞将军从万里之外带来了天子对远方子民的关怀。将军的威名超过前人，所率五千精兵，军威将猛，但却一如当年的晋将羊祜，轻裘缓带，以德怀人。现已开始在潮阳各地宣威布德，使田园得以复耕，千村夜犬不吠。将军爱民如子，去年戍兵河南壶阳，壶阳父老已深切地体会到了，至今仍在歌咏将军呢。同样的，潮民也会纪念将军的勋绩，以至于在韩山摩崖勒石。
　　俞良辅阅罢此诗，不觉乐了。郭真顺进一步言明寨人没有丝毫反叛明朝之意。俞良辅高兴地说：此寨是贤女所居，其民必很驯服。于是麾兵离去。溪头寨得免诛夷，的确是郭真顺之力。此后，周瑶又曾被选举为贤良方正，但依然听从郭真顺的意见，以年老推辞。
　　郭真顺一生所写诗作，汇编成《梅花集》，惜无传本。现存的仅有《归宁自序》二首，《渔樵耕牧四咏》，《悼冢妇死难》二首，《劝家雍睦》、《松竹梅兰四咏》、《赣州十八滩》18首等。最为知名的除了前述《上指挥俞将军引》一诗外，还有《渔樵耕牧四咏》：
　　一
　　朝泛桑浪水，暮归鹦鹉洲。
　　一丝抛下处，牵动海天秋。
　　二
　　脚踏千峰雪，肩挑万里云。
　　斜阳归去路，挑入燧人村。
　　三
　　身处茅茨陋，天开绿野宽。
　　因天分地利，春雨一犁寒。
　　四
　　目断羊肠险，身骑牛背安。
　　夕阳芳草处，短笛数声寒。
　　这些诗作，语言质朴无华，明白如话，但都十分传神，十分生动。入微之处，情状逼真，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这正是她长期生活在农村，不但耳濡目染，而且还在生产劳动中经常亲身体验的结果。
　　郭真顺的《归宁自序》诗是写于她120岁那年的。当时，其夫其子都早已不在人世，但她还很康健。由于怀念她的娘家，所以要孙子们陪她去探望一下。尽管已过了一个世纪，人事也已全非，但故乡风物依旧。这不禁使她诗兴沛然：
　　天甲年来度二周，桑榆暮景雪盈头。
　　五经立业儒家雅，三子成名壮志酬。
　　桥梓有光联俎豆，柏舟无憾泛横流。
　　阶前兰玉森森秀，斑彩扶来到首丘。
　　活了二个甲子年了，三个儿子都立业成名。父子脸有光，夫妻情无憾，眼前子孙如芝兰玉树，老莱子彩娱之乐也不外如此。从这首诗足可看出，郭真顺这位120岁老人，真可说是知天乐命，无怨无尤了。就这样，她又活了5年，于明正统元年(1456年)，以125岁高龄辞世。
　　郭真顺生有三子，大周硝，字彦敬，为栖霞县令；次周砺，任增城教谕；三周矿，字彦器，举名儒第一，历官至河南布政司参议。周硝妻庄氏，好读书，知大义，贼陷村寨时，因避贼“引刀自刎而死”。周硝感其义，终身不娶。

明代中期，王阳明起而创立心学，公开批评朱熹学说。其影响所及，几乎遍及整个中国，使心学逐步成为足可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一门新学，以至成为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也许恐有“离经叛道”之嫌，王阳明课授生徒，一直只凭口传心记。后来由他的学生整理的与诸生问答的《传习录》仅得其授课内容的一部分。《传习录》有多种版本，最早为潮人学者薛中离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八月刻本。
　　薛中离是王阳明主要的入室弟子之一，名侃，字尚谦，号钝子、常思子。中离是王阳明赠与他的又一号。薛侨(薛侃六弟)在《中离行状》中曾说：“先生(指王阳明)以其质虚，赐号中离”。薛中离是明代中期一位道德学问都深有影响的学者，但向来研究明儒理学者却少于论及。本文聊试为此略作发潜补遗。
　　
　　从阳明高足到心学主将
　　
　　薛中离生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六月二十九日，卒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其先祖薛兰，原居福建廉村，于宋淳熙末年南迁入粤，择居于潮属揭阳县龙溪都凤里，至薛中离已是第13代。凤里因薛氏子孙繁衍而被称为薛陇，今属潮安县庵埠镇。
　　薛中离的一生是充满矛盾的一生。在那儒学发展进入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交相辉映而又交替兴落的特定年代，他深受阳明学说的影响，始终孜孜以求，似无意于仕途，却又不得不刻意追求功名，并曾两度上京赴考，最后还陷入了官场中最高层的争斗而不能自拔。他一再宣称“心外无物，物外无心”，却直至晚年还对荣辱人生耿耿于怀。林大钦在给他的信中说：“近蒙寄《惠生八问录》，虽辨问周明，莫非实事，然觉毁誉之心未忘。”就是很好的佐证。
　　正德九年(1514年)，薛中离赴南京应试不第，闻知王阳明在南京任鸿胪寺卿，常讲孔孟周程之学，即前往拜师，接受王阳明关于致良知的教育，竟至“朝夕相与者三年”。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故世称阳明先生。他曾受过当权宦官刘瑾的排斥，后因平抑大帽山农民起义和宁王宸濠之乱有功，深受明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赏识。王阳明治学，重在存天理去人欲，注重学术的实用性。他继承陆九渊(象山)的学说，进一步提倡“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心学。从《传习录》中，我们看到，王阳明敢于反对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的某些教条，确是十分难得的。如针对朱熹注释《大学》将亲民改为“新民”，并说是 “革其旧之谓”，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偏了”，“亲民”应是“仁民之谓”，从而主张以民为本，应施以仁政。又如，反复强调“心即理”。就是说，事物之是否在理，必经内心之判断，反对朱熹的“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之说。这尽管纯属唯心主义学派的内部分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几百年来程朱理学一家独尊的权威地位，打破了思想学术界在儒学研究上一度僵化了的局面，确是不无积极意义的。薛中离一人儒门，即对阳明学说深为信服，与诸同窗日夜研习，渍砺不懈，成为王阳明忠实的入室弟子。
　　三年后，薛中离再次上京赴考，得中进士，王阳明修书致贺，但说“不是为今日之喜，而是为野夫异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将其得中，仅看成是得异日良伴。王阳明还告诫说：“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摇动，如系在风中，若非黏泥贴网，恐自主张未得。”据薛侨《中离行状》所载，薛中离深受阳明先生的影响，登第后自谂说：“仕以行道，吾斯未信。”于是不愿受官而“归侍父母”。其时，其兄薛俊正在江西上饶怀玉任教谕，其母也在兄处，所以他归至怀玉即留下来。在怀玉数月，薛中离又连连接获正在江西“征三涮诸寇”的王阳明的数封书信。阳明除极力向他宣扬“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思想外，特别劝导他“数年切磋，只得立志辨义利，若于此未有得力处，却是平日所讲，尽成虚语，平日所见，皆非实得，不可以不猛省也”。并鼓励他“静养几月，若进步欠力，更来火坑中乘凉”；“大抵工夫须实落做去始能有见”；“今得还故乡，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寻平路，可以直去康庄，驰骋万里”。
　　在阳明先生的鼓动下，加上乃母的赞许，薛中离约同饶平友人杨骥前往赣州，再度师事王阳明，“亲师取友”又三年。固然，潮人学者最先接触、沾溉阳明学说的还应算揭阳的郑一初。郑一初是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因刘瑾专权，郑不屑谒选，归里教授子弟；正德初年，刘瑾伏诛，郑才受御史职，巡抚云南，风纪肃然。正德七年(1512年)，郑到京师受业于阳明门下，每天与阳明高足徐爱、顾应祥等质证砥砺，始启阳明心学榛途。但是，郑身体欠健，于正德九年即以疾乞休，至杭州病逝。所以，心学得以传入潮州，还要迟至薛中离。正是在阳明心学还受到程朱理学排斥的情况下，由于薛中离的大力倡导，其兄薛俊竟率领薛氏兄弟子侄以及后学乡亲赴赣州求学，掀起了潮人研习王学的热潮，使潮人讲学风气大盛，并逐步形成学派。对此，王阳明自己也不无感慨。他在为薛俊所撰的《祭文》中说：“杨氏兄弟与诸后进之来者，源源以十数。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者，则实君之昆弟之为介也。”
　　此后，薛中离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与杨骥兄弟及澄海人陈明德一同讲学于潮州金山的玉华书院，并曾结斋于梅林湖，开始了他对心学的深入钻研与传播，使“一时学者翕然宗之”。至嘉靖三年(1524年)，他以丁母忧服阕，结茅于梅林湖西之虎肚地(或称虎山)，“以正学接引”，使潮人学风为之一变，该山地在学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明代大学者，香山县苏山(今属珠海市)人黄佐《中离山记》有云“中离山之名，古未有也，其得名于时，则自中离先生始。”
　　第二年，中离山讲学之盛，逐步达到顶峰，而且，其影响已远远超出潮州一府，也远远超出岭南一方。据薛侨《中离行状》所述，当时薛中离“日与士友讲习不辍。四省同志闻风远来，至不能容，各自架屋以居”。薛中离自己所赋《离山书院》钟铭诗云：
　　晨昏二十四敲钟，声彻前峰并后峰。
　　试问岩岩诸学士，已闻曾与未闻同?
　　也可见当年中离山讲学的规模与盛况。至第三年，更辟中离洞，并逐步形成了中离十八景。薛中离当年亲笔手书的“中离洞”三个大字抵今犹存。
　　必须指出，薛中离之钻研儒学，倡导心学，还是在他经历了一场高层角斗之后才真正专心致志的。嘉靖十年，他在行人司司正任上，曾受权臣所趣动，上疏劝告嘉靖择还亲藩，不意触动“帝讳”，竟被下狱廷讯，以至被罢了官。为此，他于第二年即回到家乡，筑书院于东莆都之宗山中，并建怀惠祠以祀阳明先生，潜心于心学数载，而后四出游学，间或览胜。他远抵江浙，登天目山，憩金山，览天台，游雁荡；然后又南归，踏青于桑浦之宝云岩，人罗浮朱明阁，东莞奇石玉壶洞。后至惠州，被叶惠江、谢惕斋、刘古狂等名士留居半迳寻乐堂和丰山永福寺前后达四年之久。
　　这期间，他经常以诗抒发其浪迹天涯，寄情山水的心怀。如《题半迳》有句“百年尘外梦，湖海寄扁舟”；《丰山步月和周狮峰韵》有句：“野寺湖中景，月上绿杨堤”，“呼童拈香读，词雄湖海姿”等等。但游旅之中，他孜孜不倦，朝夕以求的仍然是研格致之法，讲良知之学。如抵浙时，曾被邹东廓、罗念庵等名士“留处青原书院旬月，四方同志听讲数百人”；又如旅居惠州丰山永福寺几个月，从学者也达几十人。居丰山永福寺期间，他每日在惠州西湖论学，将所讲编成《经传论文》，编著了《惠生八问录》，并写下了《西湖记》。当时，“四方之士，负笈接武至”，“惠人于是广见闻，知法门”。就如清代江逢辰咏永福寺诗所云：“惠阳讲学前朝盛，粤派王门自此开。我行忽忆薛夫子，不厌频寻萧寺来。”
　　与此同时，薛中离潜心著述，为后人留下了《研几录》、《图书质疑》、《惠生八问录》等多种心学论著。明万历初年，已有四卷本的《中离集》刊行。此外，他除了率先梓行了王阳明的言论集《传习录》一卷外，还与王汝中一起精选王阳明文录，“萃其简切”，编成《阳明则言》二卷，较好地解决了阳明先生的文录虽完备，但“行者不易挟，远者不易得”的问题，有利于心学的传播和普及。
　　综观薛中离的学术思想，一如黄佐所论：“以忠信不欺为主体，以良知良能为实学。”王阳明给予“格物论”以新的解释，批评朱熹的“格物”说“务外遗内 ”，忽视身心修养，从而以“致良知”扬弃了朱熹的“格物致知”，极力强调“致良知”要落实于伦常日用的为善去恶活动，表现了重人的价值取向。薛中离则深谙师学而更为洒脱。他在《则言序》中说：“天日太虚，圣曰通明。虚、明者，良知之谓也。致也者，去其蔽，全其本体之谓也。”又说：“问学之道无他，致其良知已矣。”他反复强调，“致我心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认为良知即天理，致即行。薛中离重视行，也就是重视实践，确有可肯定之处。
　　与乃师一样，薛中离力主性善说。他在《乡约序》中称：“古之盛时，化行俗美，人人君子。”并明确指出：“有善无恶人之性”，“好善恶恶人之情”。他极力主张心体本无善恶，后有不善，是“动”的结果，只要去掉这造成不善的“动”，就可使至善得到恢复、回归。他在《研几录》中说：“吾心与天一，与圣一，本至善也。动而后有不善，去其不善之动，则至善复矣。”他又说：“学问之道，去其不善以归乎善而已矣”，“去其不善以归乎善则格矣”，“格之由是也，则知致而意诚矣；意诚则廓然大公而心正矣，心正则物来顺应而身修矣，以其廓然而应之于家，则家齐矣；以其廓然而应之于国，则国治矣；以其廓然而应之于天下，则天下平矣。”可见其致良知，是作为治学和道德修养的过程，最终达到诚正格致与修齐治平，内外合一。他在《登峄山记示诸生》中说：“山水无私，而人物有情，有情者变，无私者存。是故登其山，本体形焉。清者感之旷其情；浑者感之滁其虑；郁者感之散其怀；蔽者感之豁其意；忙者感之息而怿；闲者感之静而益幽。”他的意思十分明白：登山也是个修养过程，山水无私，登而“感之”，则不管你是什么样人都会从中获益，“本体形焉”。
　　在义利观方面，薛中离明显表现出重义轻利的选择。他强调体认本心以去利轻利，磨练自心把私欲廓清。在《研几录》中说：“正心如印板玲珑端楷，修身是要印得仔细。”他反复劝导学者自觉地重义轻利，注重道德动机的纯然无杂，端正道德行为，本良知之心根除利欲私念。他在《重修兖州府儒学记》中强调说：“夫子之道，亦惟一贯而已，欲为一贯之学，亦惟无欲而已矣。”
　　薛中离还针对某些人对阳明学说有“类禅”之讥，经一番研探之后，撰写了《儒释辨》一文。他体察人微地分析了儒释之别，明确指出，禅者为了“省事则髡焉；去欲则割爱焉；厌世则遗伦焉。”这就是说，释氏遗弃外界事物以求自身的解脱，堕于虚寂；忽视现实世界之人伦秩序，失之无爱。可见释氏于世是很不负责任的，与心学的反自我的伦理道德精神是完全不相容的。与此同时，他自信地声称：阳明学说“言乎静无弗具”，“言乎动无弗体”，“言乎用之天下无弗能”，“一本立焉，五伦备焉”。这正体现了他内以修心养性为本，外以尽善人伦，经世致用为务的人世精神，与其义利观毫无二致。这些主张都不无积极意义。
　　薛中离的学术思想，都是源于王阳明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之教而又有所阐发，并别具特色。必须指出，程朱理学也罢，心学的理学也罢，都是儒学的一个学派，在激烈的论争中，全都认定自己的学派才是真正的儒学正宗。朱熹固然是如此，阳明也不无如此，阳明的高足薛中离也当然如此。黄佐就曾评价薛中离“有得于孔孟正传之深”，“有志于圣贤之学，而独能穷其秘”。薛中离不遗余力地钻研、倡导心学，并与其亲族友人一道促成了潮州学人研习心学的前所未有的热潮，这实际上，就是将潮州以至于岭南儒学的发展推上了一个历史高峰。
　　
　　崇扬心学与立朝处世的实践
　　
　　应该说，薛中离的确是一个淡薄功名，无意于仕途的学者。他中进士时已32岁，而还不愿受官，一连数年四出游学。直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授行人司(专掌朝觐聘问)行人，他才赴京任职。《明史》其本传却载明“世宗立，授行人”，则其赴京任职还要迟至1522年。嘉靖三年(1524年)薛中离又因母丧，回乡守制。嘉靖七年(1528年)薛中离返京起复行人之职。二年后，任行人司右司副。
　　可叹的是，一为人臣，就想竭忠尽智。这似乎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共有特性，而悲剧也就往往由此开始生发出来。薛中离也不例外。他当上了右司副不久，即呈上《正祀典以敦化理疏》，陈述了七件事。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二事：奏请将宋朝的陆九渊(象山)和本朝的陈献章(白沙)“赐谥从祀”。他认为，“宋淳祜元年，诏以周程张朱四子从祀，士习为之丕变”，而象山、白沙之为学也卓有成就，所以“乞赐赠从祀，风示四方”，“以彰我皇明之盛德，鼓舞人心”，“使学者反诸心以精义利之辨，笃于行以成淳厚之风，则善人多而天下治”。
　　同年年底，薛中离再次升迁，成为行人司司正，父薛骥也被追认为文林郎，行人司司正，母曾氏为太孺人。恩遇可谓不薄。薛中离感戴之下，更视君国大事为己任，频频上疏。越年二月即以《明正学以安圣躬疏》上达，指出周代以来，“虚文日繁”，“为今之治，莫若导民务实，返朴还淳”。极力主张“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不赏而劝，不怒而威，愈纯愈化”。确也不无灼见。六月，又上《复古制以新士习疏》；闰六月，更连上《仿古更化疏》，《复旧典以光圣德疏》。
　　在《复旧典以光圣德疏》中，薛侃针对皇位的继承问题，严肃指出应吸取正德三年“逆瑾怀异，遂并出封”，致人主孤立的教训，恳切地请求嘉靖“查复旧典，于亲藩中择其亲而贤者，选取一人，入京为守城王，抡选端人正土，为之辅导”。这样，进则“他日东宫生长，其为辅王”；退则可由“陛下躬亲诲育”，不致“仓卒之间，阔然无情”，这才是“防微虑远之道”。没想到其时嘉靖求储心切，薛侃的忠言被视为“触帝讳”，震怒之下，竟将其“下狱廷鞫(审问)”，穷究主使之人。据载，当时薛侃被“连鞫八次”，“拷掠备至”，“斃而复延者数四，终不变，可谓杀身成仁”。
　　为什么这么一份为着宗庙大计的奏章，竟会掀起这么一场倒海狂澜呢?原来，这里面包含着极其错综复杂的高层斗争。
　　当时，少宰(吏部侍郎)虚缺，嘉靖意欲起用以“强直开敏”见称的夏言(后官至首辅)。少傅张孚敬与夏言素性不合，且屡被夏言所忤，深怕夏言得势，正恨无机可乘。恰好薛中离把奏稿先请太常卿彭泽观阅。薛中离根本不谙官场的复杂，更不识彭泽是何许样人。原来，彭泽为吏部郎时，因德行欠佳，“京察被黜”，是张孚敬奏留的，而且还升迁为太常卿，故早已成为张孚敬的心腹。彭泽估计到此疏将会触动嘉靖的私讳，“必兴大狱”，即密告张孚敬，共商奸计：决定一面由张孚敬以抄件向嘉靖密奏，并胡说夏言是主使者；一面由彭泽力促薛中离上疏。于是一场大祸降临到薛中离头上。夏言也因此被执。薛中离面对大刑，始终“辞气安详 ”。彭泽竟挑引其供认夏言是主使者。对此，薛中离义正辞严地说：“疏我自具，趣我上者，尔也，尔谓张少傅许助之，言(指夏言)何豫?”严正宣告：“明有君父，暗有鬼神，头可断，此心不可欺。”并一针见血地指斥奸党所为在于“欲假机阱”，以“空人之国”，终于使嘉靖“具得其实”，乃释放夏言，罢免了张孚敬，谪戍了鼓泽。薛中离虽因触犯帝讳被革职为民，但却一直受到朝野的推重，大赞其“百折不回，铮然有白刃可蹈，威武不屈之节”。正如翁万达在给乃父的信中所说，薛中离“语直而心不动，两京士夫咸壮之。千载而下，名照汗青”。夏言则在薛中离去世时，特为他写了一篇祭文，给予极高评价：“粤山之英，南海之灵，萃生我公，握奇抱贞，鸾仪鹄峙，翔于
　　天路，蹇蹇怀忠，棱棱抗疏。”
　　但是，这场风波并未就此停息。四年后(1535年)，薛中离的胞侄薛宗铠(薛俊之子，字东泓，时官拜户部给事中)上疏二千余言，力劾权奸吏部尚书汪铉 “肆奸植党，擅主威福”，“徇私误国”。汪鋐反咬一口，胡说宗铠“挟私”，意在“为其叔复仇”，并引薛中离前疏激怒皇上，促使嘉靖削斥宗铠为民，并将其“ 廷杖八十”。于是“白简飞霜，玉阶溅血”。薛宗铠被打得遍体鳞伤，犹“神思清定，言笑自如”，五日后，“赋诗见志”，表达了“大奸既去，遑恤我身”的义胆忠肝，然后含愤而卒。对此，京城内外，闻者莫不“愤惋欷歔，至愿以其身赎”。翁万达为他写了一篇祭文，怨“圣主不怜”，愤“贼臣误国”，恨不得“挥戈碎贼臣之首”，感叹“邦人河岳不能庇才贤，国家元气不能寿忠直。”此后，海瑞也在薛宗铠的《光裕集》序中说“东泓一疏，上忤天子，下触权臣”，盛赞其“气节足以生天下正直之气”。
　　宗铠之惨死，薛中离更自伤悼不已。他声泪俱下地为宗铠撰写了传记，称誉其“精敏爱民”，“锄抑强梗”，“死之日无完肤，而神思清定，言笑自如”，“从容就义”，抒发了极其强烈的思想共鸣。真如冯奉初所说：“岂非一门忠义!”
　　
　　崇扬心学与造福社会的实践
　　
　　如果说，在治学方面，薛中离已多方体现了他十分注重学术上的反自我，求心体自明至善和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那么，在他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就都无不表现了他将所学回馈社会，造福人群的务实态度和儒者善尽人伦关系的人世精神。
　　为实践“居官则思益其民，居乡亦思益其乡”的诺言，薛中离是表现得十分出色的。他很重视修桥造路等善举和农田水利建设。嘉靖五年(1526年)，薛中离见家乡一带堤围年久失修，“一遇崩溃，巨浸百里，沉庐倾堵，禾稼弗登”。即积极向知府王袍(字子章，浙江人)进言，力倡重修南堤。该堤起自潮州城南门城角，直至庵埠许陇接澄海界。据他所撰的《修堤记》所述，他与乡贤郑玉之率民众修堤，使大堤“益崇三尺，广一丈”。第二年“飓风发，水陵旧堤三尺，其不没者仅一尺”。若不是此次修堤，狂飙之下，将无完庐。正因为如此，他对支持修堤善举的王袍，大加称赞：“公慈祥温厚爱民”，“忧民之忧”，“出于天性”。嘉靖六年(1527年)，薛中离见近百年前所建的龙头桥，早已仅存其半，即说动揭阳县主簿季本进行修复，并为作记。
　　更值得一提的是，同年冬倡开中离溪一事。桑浦山前原有二溪，相距十里，因二水互不流通，诸多不便。薛中离为了沟通二溪，他先向知府王袍分析了开溪的“地气兆”，“天时应”，“人力齐”等客观条件，使王袍下了决心，予以赞许。薛中离亲自策划开溪有关事
　　宜。他乘冬天水涸，动员民众参与。动工之后，他又与经卫涂洎以及林孚中等，一起主持是事，至“焦思涉泥”，可谓心力并耗。经三个月的努力，终于凿通了龙溪至枫口十里运河，使“农者利灌，商者利贩，居者利运，行者利舟楫”。中离溪开通后的第二年冬，薛中离撰写了《开溪记赠涂子经卫》。文中，他除记叙了向王袍进言开溪到动工竣工的经过，特对支持开溪的王袍再次备加赞赏，说是老百姓因感其惠而“咸造其庭以谢”，并“呼其溪曰中离溪，呼其桥曰涂公桥”，充分表达了薛中离造福社会，爱屋及乌的热切心怀。后人有题诗赞薛中离开溪事，云：“二水跑东西，当中恨隔离。沟通有薛子，终古姓名题。”至今溪与文具在。中离溪在桑浦山华岩宗山书院前。溪畔有二石亭，一镌《中离开溪记》，一镌林熙春《续濬中离溪记》。
　　据《薛氏族谱》所载，薛中离为家乡一带所做实事善举达12项之多，兹引列如下：
　　一、浚海阳(潮安)县上莆等都溪30余里，上通潮城、揭阳，下通鮀江、鳄浦等都，商民舟楫往来由里河，免航海劫溺之患。
　　二、造中离桥路大小共15所，民往来与耕田，牛畜利便。
　　三、设龙溪都里社祭坛行道三条，并石亭二柱，社庙一座，门楼一间。拾围12亩，带租银二两六钱，坐落蓬洲都土名蚬港等处。
　　四、擒围15亩，带租银三两二钱，坐落海阳县南桂都土名磨枋洲等处。
　　五、架龙溪都乡约所二处，与乡都会约行约便利。
　　六、造龙溪都通济桥九门，上通潮城，下达蓬洲所、潮阳县等处。(按：蓬洲所即蓬洲守御千户所，在鮀江都，非蓬洲都)
　　七、造桃山都登岗桥五门，上通府城，下达潮阳、惠来等县。
　　八、造地美都龙头桥七门，上通揭阳，下达龙溪、蓬洲等都。
　　九、修地美都鸡笼山径路10余里，与民便利。
　　十、造龙溪都庵头桥三门，并修石路至海阳县上莆等都20余里，与民便利。
　　十一、筑许垄子堤，并砌矶头三座，御咸潮，通淡水，海、揭二县灌溉田苗利便。
　　十二、倡修南堤，长8451丈，袤70余里。
　　诚然，这么多的修桥造路，开溪筑堤工程，势必广大民工付出巨大的劳动力才能毕其功。但如果没有薛中离一类的热心人积极倡议，上说服府县要员，下动员乡亲民众，以至身体力行，此类实事也是难以实施的。这正是薛中离以“思益其乡”实践其经世致用观念的积极效果。
　　与之可相媲美的是，薛中离一直事亲至孝，尊师至诚。可以说，这是薛中离崇扬心学，尽善人伦的儒者之行。他早年就曾因父亲“遘疾”而“尝粪以验”。儒家所津津乐道的24孝，也恐莫过于此。中进士后，他不愿受官而南归侍养母亲。及至嘉靖三年(1524年)，他在行人任上，一闻母丧，即回乡丁忧，更曾绝食5 日。其兄薛俊也“闻母丧，荤浆不入口，奔走于宗铠官邸而卒”。可见其孝悌门风。
　　嘉靖七年冬，阳明先生卒。薛中离闻讣“率侨与四方同志”，“数十人朝夕哭焉”。越年秋，更“趋王氏家，事无大小，咸为经理”。同时，还与诸同门立下轮年《抚孤题单》，陈明“恤遗孤以弘本，严内外以别嫌，分灶食以防微，一应所有，会众分析，具有成议”。对阳明遗孤，“每年轮取同志二人，兼同扶助，诸叔侄不得参挠”。阳明先生去世周年，薛中离又与诸弟侄和翁万达等为其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并与翁万达合撰了《祭阳明先生文》。再越年，薛中离又在杭州城南天真山主持修建了祀阳明先生的精舍，并为撰写《勒石文》。尊师至诚，及于身后，确是难得。
　　薛中离的一生，是有成就有影响的一生。他去世后官宦学者，或驰书缄词致奠，或亲抵凤里哀悼，竟至数年不绝。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著名学者湛若水更为撰《宗山祠堂记》，对作为“阳明先生之入室弟子”的薛侃，大加褒扬，说是“中离子行义在乡里，名节在朝野”，“所著《研几录》《图书质疑》，皆以发明师之的指，无后来毫厘之差也；然则其所得必不可量矣”；“行人尚谦，遭大狱于朝，明目张胆于天子之廷，义气冲空，百折不挠，若有之死而不可回者，则其中之存，与平素之所养，一念真切，浩然刚大之气，无愧于天地，无愧于日月，无愧于鬼神，是宜其在潮感潮，在惠感惠，闻于诸司感诸司。”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作为一代军事家和政治家，翁万达的确不失为潮汕，乃至岭南先贤中事功最为卓著，诗文也最具特色的人物之一。万历朝首辅，大改革家张居正就曾对其作出了世宗朝边臣“仅仅推公(指翁万达)屈一指焉”的评价。《明史》对其推崇尤高：“嘉靖中，边臣行事适机宜，建言中肯寂者，万达称首”。其本传长达3330字(未加标点)，比同朝名相、阁老，如高拱、徐阶等人的传记还长。此后，翁万达一直广被褒扬。或称之为“岭南第一名臣”，或誉之为国之“干城”。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海外潮人的足迹，其威望还远播异邦。如在泰国，他被誉为“英勇大帝”，立庙祭祀竟多达100余处。
　　
　　艰辛的家世

　　翁万达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字仁夫，号东涯，隆庆年间追谥襄毅。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因背疽发作，结束了其叱咤风云的一生。关于隆庆朝的追谥，系依清代张廷玉等所纂修的《明史》翁万达本传。对此，自清代黄宗羲编《明文海》，选人王锡爵的翁万达《神道碑》，将隆庆追谥，刻为襄敏之后，有关文史著述尽依《明文海》，因之近人也都考定《明史》为误。但据饶宗颐先生门人李锐清从东京获得的郭子章《潮中杂纪》卷八艺文志下碑目，王锡爵撰翁万达神道碑条，却明白不过地刻为“襄毅”，全文为“太子少保翁襄毅公神道碑明翰林学士太仓王锡爵撰”。东京本为影印本，字大如指，是万历十三年(1585年)原刊本，时距隆庆元年(1567年)仅18年，应非误刻，据此，笔误似应为黄宗羲的《明文海》而非《明史》。
　　翁万达不像历代多数名流，有较坚实的家庭背景。他既非官宦世家出身，更非将门之后。尽管其家族一直标榜着先世是人闽第7代六兄弟俱登进士的“莆田六桂 ”，但至翁万达已相隔18代，根本就影响莫及。而从《翁氏族谱》我们可以考知，翁氏的入潮始祖翁雄，是在72岁高龄，妻子许氏已逝世之时，为避战乱，携子举家于明初洪武二年辗转至潮州的。翁雄虽也饱学博洽，谨言慎行，但因中晚年时天下大乱而无意于仕途，自号“秀峰隐土”，以耕读自乐。人潮后，翁雄居于蛇江畔之举登村，置办田产，创下初基，二年后去世。时其子翁保才20岁，四代单传，至翁万达之祖父翁可才育有四子。父翁玉排行第三，号梅斋。至于翁冢之迁入蓬洲所城，那还是在翁万达荣升为兵部尚书，经其奏准四乡居民进住之后。举登、蓬洲均属今汕头市区，嘉靖四十二年以前属揭阳县蛇江都，故《明史》、《揭阳县志》等称翁万达为揭阳人；嘉靖四十二年置澄海县，蛇江都划归澄海，故《潮州耆旧集》、《澄海县志》等又称之为澄海人。
　　据《翁氏举登族谱》所载，翁可为人急公好义，藐视土豪，人称为“义叟”。当时，里正把持公租，巧立名目中饱私囊，还以修祠为名，分摊私派款项。各户敢怒而不敢言。翁可挺身而出，抗交私派。里正恐村人效尤，煽动流氓恶少掠夺其谷物，勒索其钱财。翁可忍无可忍，遂与恶少争斗，但势单力薄，伤而失物，里正更诬其造反，致使翁可被判罪戍边，“持戟从戎”。翁玉为此替父辩冤18年，终获申诉，使翁可归家，但已倾家荡产，无法完成学业。严嵩撰文，徐阶书丹的《梅斋翁公神道碑铭》上也述及此事：“义叟尤嗜书好古，颛颛守善。然义叟鲜兄弟，卒以寡助，阨于仇家。公(按：翁玉)生而闳朗，有志问学，为父辩冤，诣吏十又八年，已乃家计窘甚，又连值大丧，不克卒业。”至今，此碑尚屹立于揭阳锡场公路旁。
　　可见，翁万达出身是相当贫寒的。不过，不少有关翁万达的传说又将他说成是出生于打渔人家，并创作出翁万达少年闹海的神话来，那又失实了。事实上，翁家应是个清寒的小知识分子家庭。自翁保以降，子孙均学自庭训，以诗礼传家，只是屡试不第。翁可更是攻书力学，博极群书。翁玉也素以“经术著声”，在为父辩冤而无缘于举业之后，“犹时时诵说经义，授里中子弟”。在讲《中庸》时，对万达严加教诲；上陕西探子，一路自称“寒士”，摒退一切迎送礼节；后又置义田，讲乡约，捐资助赈，恤孤寡贫乏，其事不一。遗作有《思德堂记》，略可见其文墨。翁万达自己也说过：“某一介寒儒，少读父书。”可见，翁玉是个颇为开明的乡村知识分子，对翁万达从小起着良好的影响。
　　翁万达5岁丧母，又值祖父抗私案发，从小就过着清贫艰辛的生活。父亲功名无望，不得不寄意于翁万达，亟望其能光宗耀祖。翁万达登第，封赠仅及父，翁玉则“愀然不乐”；至翁万达任兵部尚书，封赠及于祖父，翁玉才欣喜地说：“足酬吾愿也。”这就足见当年翁玉对万达严加教诲，并且不惜安排其上龙泉岩(位于蓬洲所城北面的桑浦山麓)苦读的良苦用心。翁万达还曾因嗜好“戏渔”而受翁玉的呵叱。但艰辛的生活，逼使翁万达不得不时常参加生产劳动。在给薛中离的信中就说过：“吾素善耕渔。”
　　
　　不平凡的军政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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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万达自28岁登进士，从政从军长达26个春秋，而戎马生涯就达16年之久。综观翁万达的军政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从28岁到34岁为户部属吏时期。

　　翁万达中进土后不久，即授户部广西司主事，此后历任广西司员外郎、山东司郎中。这即使说不上是平步青云，却也可算得是稳步仕途了。流传颇广的所谓翁万达登第后长期得不到官职，以至到翰林院看望林大钦受诸翰林所辱，并导致此后斩杀18翰林的轶闻，完全是无稽之谈。在此期间，他查勘悬案，诅抑权贵，督税课兑，陈盐政利弊，赈畿辅饥民，精明练达。诸如豪强侵夺官地商税，阻挠漕运河道等等，都逃不出他的严正惩处。虽因此备受诽谤，他依然“略不为动”，秉公执法，诸豪强“毋敢挠其令”，因此“以廉法著称”

　　二、从35岁到43岁为梧守、征南副使、参政时期。

　　嘉靖十三年(1533年)，35岁的翁万达出任梧州知府。梧州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地方，加以边防要地，师旅众多，确非易治。但在翁万达的整治下，各族相安，足用省费。治梧4年，声绩大著，被誉为“治行第一”。这期间，咸宁侯仇鸾镇两广，纵悍卒横行。翁万达勇于保民，不惮权贵，断然拘缚其为首分子十余人，严加杖责，并投之于狱，炙手可热的仇鸾也无奈其何。自此，翁万达声名藉藉，远近尽知了。
　　就在他39岁那年，安南莫登庸篡位称制，反叛明王朝，世宗命
　　兵部尚书毛伯温等率领大军南征。翁万达被任命为广西征南副使，襄理军务，开始步人军旅生涯。这一役，翁万达立下奇功，崭露头角。他采用剿抚兼施的策略，先平定与莫登庸互为呼应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诛杀了土官李寰、韦应、赵楷诸酋，抚黄朝，擒卢回，磔公丁，招降黄贤相，使莫登庸势孤力弱，震慑乞降，一举而弭内外忧患，充分表现了其富权谋，敏机变的军事才能。

　　三、从44岁至51岁为川、陕巡抚，宣、大总督，人掌本兵时期。

　　这个时期，可说是翁万达青云直上，大舒其蕴蓄的峥嵘岁月。由于安南一役受知于明世宗，所以步步荣升，由四川按察使、陕西布政使，一跃而为右副都御史 (明设都察院，专司察劾，为首官员称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监察御史均为副职)，巡抚陕西，不久又被擢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偏、保军务，这就是所谓三边大总制。最后还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这中间，还曾半载两迁，真可谓恩遇特隆。
　　他练达夷情，深谙边务。在他指挥之下，明军打了一个又一个的漂亮仗：铁裹门鏖兵，鹁鸽峪血战，阳和退顽敌，曹家庄大捷。这些都充分显示其深谋远虑，克敌制胜的军事才能。
　　他嫉奸锄暴，料敌如神。宣府总兵部永，副总兵姜爽，多年来与豪宗恶少，盘居城中，以至多方盘剥，欲壑难填，致万军茹苦。对此，翁万达毅然上书进行弹劾，直至罢其官，撤其职。大同和川王府奉国将军充灼一伙，通敌谋反，约为内应，充当汉奸。翁万达发觉后，一面秘密地按名捕获反者，一面发兵埋伏于各关隘，等待如约进犯的敌兵，终大获全胜。
　　他知人善任，惜才恤卒，因而每每“得士死力”。史载，翁万达常执小卒手谈心，幕客常数十人。张达、张凤、王邦直辈，都为之感奋，誓以死报。即大将周尚文之健斗，也有赖于翁万达的驾驭得法。如滴水崖之役，“既严檄之，复趣援之”，真是恩威具得。明代文学家唐荆川(唐顺之)说他“用三败将立奇功”，就是他这种大将风度的生动写照。
　　为此，他威震边关，气慑敌胆。滴水崖之战，董旸、江瀚、唐臣、张准等战死；周尚文率万骑激战于曹家庄，斩敌首，搴敌旗，苦战三天，十万敌军仍恃众据险不退。于是，翁万达躬擐甲胄，亲自率领参将姜应熊等提兵四千驰赴。刚好西南风大作，翁万达令兵士索车数百，拖着树木，顺风鼓噪，扬沙蔽天，敌军见状惊喊：“翁太师(时敌方称明朝大官员为太师)至矣!”于是连夜解围遁逃。诸将乘势追击，连打几个大胜仗，这是以少胜多的一个战例，后人评价很高。清代大埔人林达泉在《上丁日昌中丞书》中就说：“虽李成梁之守辽东，戚南塘(戚继光)之守蓟门，曾无以过也。”
　　翁万达督边六载，主要对手是蒙古鞑靼部的俺答汗。其时，俺答虽“势方张，控弦数十万”，但总不敢大规模进犯。边关一度出现了升平景象。唐荆川《塞下曲赠翁东涯侍郎总制》诗云：
　　湟川冰尽水泱泱，堡堡人家唤莳秧。
　　田中每得鸟兽骨，云是胡王旧猎场。
　　昔日胡王的猎场，今已成为我方的良田了。应该说，这才是翁万达督边的实质效果。

　　四、从52岁至55岁为丁忧、起复、罢官时期。

　　曹家庄一役，翁万达亲自临阵督师，以少胜多，威名慑敌。明世宗闻讯，立即授予其兵部尚书之职。不久，又召其回京“入掌本兵”，主持兵部大事。
　　象珥碉弓矢百卢，千官立杖听传呼。
　　忽看宣府翁兵部，百万人中一丈夫。
　　正当翁万达壮志满怀，准备进一步大展宏图之际，不幸传来乃父逝世的噩耗，遂于嘉靖二十八年年底匆匆南归奔丧。按明制，大臣遇丧事，可守丧三年，称“终制(终三年之制)”或“终丧(终三年之丧)”。可是，翁万达一离开边关，俺答即无所顾忌地兴兵犯境。在翁万达归里的第二年七月，大同失守，京畿震动。明世宗焦急之下，顾不得什么终制不终制了。他急急诏万达返抵边关，掌其督抚重任。万达因丧期未满，又加之背疽发作，所以匆忙修书，派义子翁从云携带《乞恩陈情终制疏》上京，请求皇上怜其“父死未葬，情极悲苦”，“待三年服阕而后起用”。翁从云至河间府地界遇盗，不幸失落了表疏；尚未抵京，而俺答已从古北口，“ 溃墙南下，直薄都城”。对此，清代顺德人冯奉初说得好：“使公犹任事，何致敌骑横行若此哉?”明世宗也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又连下两道金牌，催促翁万达起程。万达既感激于“特恩”，更“愤北虏之骄狂”，故虽父丧未葬，且背疽剧发，还是奋不顾身，登时就道，并命侄儿翁思远带《题知起程疏》先行赴京。赶至山东，翁万达又接获有关复兵部尚书的手诏，益切感奋，“扶病就道，昼夜兼行”。但是，由于翁万达家处“岭海极南之地，去京万里，虽间道兼程，犹必历四十一日 ”才抵京到鸿胪寺报到。
　　明世宗对翁万达“忧则夺情，急则召复”，恩遇不可谓不厚。王慎中有诗云：
　　光辉道路传宣急，一夕锋车八九催。
　　帝眷真如天左右，一程程报夏卿来。
　　对此描述得颇为真切。但刚愎自用的明世宗，稍不称意，即“朝登坛而夕夺符”，而且，就在他急于等待万达抵京之时，平素已为翁万达的严毅刚方所激恼的权奸严嵩，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向皇上密奏，大肆非难万达，说什么万达“盘桓久顿，未知至日”；“谋武盈朝，何必翁某?”仇鸾则更是“衔宿怨，谗言构于帝”，使万达被降职派往边关，经略紫荆诸关。
　　越年，翁万达因背疽发作，故乘“京察”，呈上《再辞免重任恳乞陈情疏》，直言：“臣闻夺情起复前代如张九龄，我朝如杨溥者，皆负一时之望。”“臣实非其伦比，岂足以付陛下特达之知，佐安攘之绩?”请求皇上“怜臣微恳，收回成命”。终引起明世宗的反感，遂免其职。接着又以翁万达的《谢疏》有讹字为由，竟将其“削籍为民”。于是，翁万达“冒暑买车，微服就道，人亦不知其曾为尚书”。明世宗亲佞臣，远贤人，终至自毁干城，令人扼腕!
　　嘉靖三十一年，55岁的翁万达约同友人抵闽游武夷山，途经三河，被当地山川形胜所吸引，顺便为自己选择了墓地。在福建清流县途中，背疽疾发，急忙回归，至上杭县，不幸于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卒于舟中。此前，明世宗又感到防边重任非万达莫属，于是年农历十月十三日颁诏，第三次起复其为兵部尚书。但惜已太迟了。翁万达卒后二日遗体运抵家乡，又四日诏命才临门。《明史》说其“未闻命而先卒”，即指此。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必要辩明的问题，就是民间一直流传着“翁万达错斩18翰林，天葬三河坝”的谰言。翁万达身膺重任，两军对垒，怎么会要18个文弱的翰林去当解粮官?动用18个翰林，皇上、阁臣又怎么能糊糊涂涂地同意?斩杀了18个翰林，翰林院必为之一空，这是石破天惊的大事，怎么找不到任何官方记载?遍查史籍，倒是《明史•张璁传》有一点影子：
　　嘉靖六年，璁拜学士，诸翰林耻之，不与并列，璁深恨。及侍读汪佃讲《洪范》不称旨，帝令外补。璁乃自请讲读以下量才外补。改官及罢黜二十二人。诸庶吉士皆除部属及知县，自是翰苑为空。
　　显然，与诸翰林过不去的原来是张璁。张璁原为大学士参与朝廷重要机务，也曾做过诸如打击勋戚，清理勋田的一些好事，但为人狠毒，善于钻营。因疏请嘉靖帝行大礼，加称嘉靖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兴献皇帝、生母兴献王妃为皇太后尊号，而受到嘉靖宠用，并赐名孚敬。后又打击排挤首辅杨一清，擢升为首辅。这么一个善于逢迎而又毒辣的权臣，虽与诸翰林为敌，一朝得意，也不外是将翰林们或降职，或罢官，并不敢斩杀一个。栽赃者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了。
　　关于翁万达罢官、起复以至逝于旅途各节，其莆田姻亲邹守愚所撰《翁公万达行状》及其《墓志铭》(薛应脐撰)、《神道碑》(王锡爵撰)上都说得十分清楚。后人无端生造出什么翁万达错斩十八翰林，惧帝加罪，藏于棺内，终至在三河坝遇暴雨被沙土堵住气孔，活活闷死于棺木之中的传说，不仅是无稽之谈，而且是对翁万达的诬陷和丑化。

　　谋国靖邦的真知灼见
　　
　　作为一代重要军事家，翁万达的确有其过人的军事才华，或者说，有其较具科学的进步的军事思想。由于他“片言每系当世之安危，决庙堂之得失，断袍泽之功过，定旦夕之祸福”，所以，他“每一疏人，上辄抚几听之”，足见明世宗对这位统帅的倚重之情。从占其遗著半数以上的奏疏中，我们不难看到其谋国靖邦、抚夷制虏的真知灼见。综而述之，主要有三：
　　一日严边备。翁万达认为，只有“饬边备，整军实”，才能“御强暴而绝觊觎”，所以一再提醒部下：“彼者来亦备，不来亦备”；“遇雨及天阴之时，尤须戒严”。他特别强调要“谨侦候，明赏罚”。一发觉擅离哨位者，“归辄缚”，因而没有敢“离次者”。他在《集众论、酌时宜以图安边疏》中，对如何饬边备，整军实提出了八大措施：谨防秋、并兵力、重责成、量征调、实边堡、明出塞、计供亿、省财用。
　　根据他的筹划，每防秋，都严格按布防计划分布兵力，严申号令。他号令森严，职责分明：总兵官不许择地拥兵自卫，务要往来调度，注重经常操练，振扬兵威；防秋之兵，步军登城住宿，日夜巡防；马军挨墙列营，联络声势。如果由于疏于防守，以致敌兵侵入，则要查明地界，追究责任，按失陷城堡之律治罪；如果遇敌自分彼此，观望、推避，不立即赴援，那么，不论主兵还是客兵，一律治罪。对军队的给养问题，他也一直当作大事亲自筹措，并为此在边关实行军屯制度，所谓 “塞下兵即塞下人”。如大同修边墙时，围进原敌占区四万余顷，即分给各边堡耕作，他也注意到武器的配备问题。在《置造火器疏》中，他对各种火炮的性能、数量说得十分清楚，并指出这是“夷狄所绝无，亦其所骇慑者”，要求工部速增拨铅铁、硝磺，以供其尽快督造。
　　在上述八大措施中，“并兵力”一项，更独具灼见。他认为大同与偏头关一带外边城为山西藩篱。山西宁雁一带800里内边城在大同之南。大同有备，则山西可保无虞；大同失守，则山西内边城数万弱兵又奈强虏何?所以力主撤去内边之兵，合力以守大同。这既省费节劳，又能聚全力以守要塞。他的这一策略，得到山西巡抚杨守谦等的支持，也已得到皇上的“嘉纳”。但是，新任山西巡抚孙继鲁“未尝入境”，即大唱反调，说“重关为可恃，人心为可安”，并以私信相恫吓，使山西将领意存观望，举棋不定，几误边计。翁万达为此两次上疏，力主原议。他引证了守边的实践经验，说明数年来因“大同幸不溃防，山西始有宁宇”的道理，明确指出守大同，也就是守山西；而兼设内边，则只有疲师糜饷。孙继鲁也上疏抗争，甚至声言不撤原议，则“罢臣无误边事”。这就激怒了明世宗，他怒责孙继鲁“腾私书，引往事，议君上”，并逮之于狱。不久，孙继鲁病死狱中。孙为人耿介，所至以“清节”闻，与翁万达交谊甚笃，防边事有不同主张，引起争议，这本属正常之事，不料世宗一下子就置之于死地，翁万达不禁深为痛惜，特写了一篇《祭孙松山(即孙继鲁)文》，一面表示哀悼之情，一面又对并守大同一事再次表达了“不能苟同于公”的决心。由于翁万达坚持了这一正确主张，使每年减少了六七万内边戍卒，节省了六七十万军饷。
　　二日修边城。在整饬边备的过程中，翁万达特别重视边城的修筑。他说：“山川之险，险与虏共也；垣堑之险，险为我专也”；“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堡有垣堑，则寡可敌众，弱可制强”。在他的努力下，前后两次修边城二段共千余里。他先奏准修筑大同以东至宣府以西一段200里。当时预算为29万两银子，限87天完成。由于翁万达临财不苟，精于治事，结果节省了9万余两，并以51天提前竣工。接着，他又奏准修筑大同以西，宣府以东边城共800里。在修边城的过程中，“万达精心计，善钩校，墙堞近远，壕堑深广，曲尽其宜”。这样，不但敌人不敢轻易进犯，而且，边城之内，士卒也得以有空暇从事耕牧，从而节省了大量军费。当然，翁万达为此是付出了巨大心血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每一构思，鬓发为白”。
　　在翁万达看来，有了边城，并不就等于可以高枕无忧。他严肃指出：“险而不设，与无险同；墙而不守，与无墙同”；“防秋之兵，所以必带甲而登墙，列营而待敌者”。与此同时，他很重视边城的保护维修。他说：“遇有墙垣倒塌，壕堑淤浅，即时修补。”并提出将地界及维修事宜分段刻石，以明确各部职守，以求永不淤、塌，从而可望“内外之险全，而中国之势壮也”。
　　三日重优抚。这是翁万达军事思想中最为精辟的一个方面。如果说，重优抚这一谋略使得翁万达在军事上获得出奇制胜的主动权，毋宁说，重优抚在政治上带来的历史作用则更是不可低估。它在客观上无疑有利于民族的团结、融合，无疑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进程。尽管这一客观效果在当年翁万达脑中还是相当模糊的，甚或是非其始料所及的。
　　在长期的南征北战中，翁万达始终坚持“重纳降，轻杀伐”。早在他任广西副使，参与讨伐莫登庸的战役中，他就上书兵部尚书毛伯温，说：“揖让而告成功，上策也；慑之以不敢不从，中策也；芟夷绝灭终为下策。，田并审时度势，提出宜以中策取胜。毛伯温采用了翁万达的计策，传檄安南臣民，怵以“天朝兵威”，使莫登庸震惧，遣使到翁万达处哀词乞降。毛伯温“纳其图籍”，报准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并以莫登庸为都统使，正所谓“不发一矢而安南定”。
　　在宣、大总督任上，翁万达更针对以往“首功赏重，招来赏轻”，以至敌方归降的人也常常被杀以邀功，使想归附的北人“南望号泣，不敢近塞”的情况，提出了“严杀降禁、违辄抵死”的禁令，并颁布了招降赏格，以至“得降人抚之如所亲，以是益知敌情”。”当年，唐荆川即对此大加颂扬，诗赠翁万达：“得一胡儿如爱子”，并生动地描述了当年边关上胡汉相通的情景：“边人大牛能胡语，胡骑年来亦汉装。”可以看到，胡汉融合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积极的通贡互市的主张
　　
　　如前所述，明世宗对翁万达的倚重几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正如《明史》所说：“万达更事久，帝深倚之，所说无不从。”然而却独有一事，一直“与帝意左”，那就是在对待俺答请求通贡互市的问题上。
　　所谓通贡互市，就是蒙古族首领接受明王朝的封号，按规定向明王朝进奉贡物，然后由明王朝按贡品多少给予蒙古首领的酬赏，这就是翁万达在奏疏中所指出的，“获贡则利归其长”。故也称封贡。在通贡的前提下，双方设定场所，在明朝官吏监督下，由蒙古首领按定数派若干贡使，并按规定时间、物品进行货易货的贸易交往，以互通有无。
　　实际上，这种贸易交换活动，早在明初就已开始了。它对蒙汉两族人民都是有好处的。到明世宗嘉靖年间，鞑靼部的俺答汗继小王子之后成为蒙古族最为强大的一支。就如翁万达所说：“俺答，夷狄之雄者，并西虏，吞海寇”，“又以兵临朵颜，挟宁福”，横行北方四五十年。但是由于蒙古的鞑靼、瓦刺各部，互不相属，各部之内，又分成许多各自为政的小股势力，争夺激烈，就是俺答这样的雄者，也无法凝聚各部，形成真正可以问鼎中原的力量，所以对明王朝一直存在畏慑心理，从而一直选择求贡之路，以避免因交战而受到的损失，并通过通贡来获取比战争所获还要多的物质利益。
　　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及其属下阿不孩派遣使者石天爵向大同巡抚史道请求通贡，但惜朝议不纳；第二年，俺答再次派石天爵等抵大同求贡。时巡抚已换为龙大有。龙大有竟将石天爵缚献于朝廷，并胡说是用计诱擒的。明世宗信以为真，一面将龙大有提拔为兵部右侍郎，一面将石天爵磔于市。俺答盛怒之下，联络各部大举进犯，深入太原以南。龙大有虽终被罢官，但蒙汉却也绝信使五年。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俺答和阿不孩又派使者到大同左卫求贡，又为边将家丁董宝杀之邀功。尽管如此，俺答仍未放弃通贡希望，于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又再而三地请求通贡，但都得不到允纳。
　　在俺答三番两次要求明王朝通贡互市的过程中，作为统率三边的封疆大臣翁万达，一直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一方面，他以高度的警惕性，提出“臣谬典封疆，所知者惟战与守而已，贡亦备，不贡也备，时时戒严，俾无可乘之隙”。另一方面，他本着民族和解的愿望，一再上书明世宗，剖析俺答求贡的诚意，力主接纳其通贡互市之请。查看翁万达的遗著，关于“夷人求贡”这一专题，至少有一议三疏，另还有“虏中走回人口”三疏。如在嘉靖二十五年的《虏中走回人口疏》中，他痛切淋漓地说：“迩年石天爵之事，大失夷心，横挑巨衅。臣每痛恨当时边臣区划之失策。”今复“讲和求贡”，即不许，“犹当善其辞说，遣之使还”，“诱而杀之，此何理也?”坚决提请速诛董宝等人，并出榜于边塞，示朝廷德意，解俺答蓄怨。可惜明世宗一直听不进翁万达的正确主张，拒不接纳俺答通贡互市之请求，甚且在二十七年还怒责翁万达重提求贡之事，于是通贡之议乃息，以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翁万达南归奔丧之后，乃有俺答溃大同，直逼京师的“庚戌之变 ”。
　　明世宗为什么一再拒绝俺答求贡呢?我们知道，世宗在位45年，在明王朝中仅次于神宗。他15岁由兴献王人京即位。执政伊始，即革除了武宗朝的一些弊政，倒也有一些作为。但随着大权在握，他就逐渐作威作福，刚愎自用。对蒙汉敌我力量的对比，他更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估计，而是盲目自信。出于所谓天朝上国的高傲心理，他自然没有把俺答放在眼里，也自然不会支持翁万达的纳贡主张。中晚期，他任用奸相严嵩。严嵩只知仰承世宗鼻息，当然也不会支持翁万达的纳贡之议。
　　明世宗的另一位内阁首辅夏言也是个盛气凌人，好大喜功的权臣。他当时正热衷于与陕西总督曾铣谋复河套，当然也不是翁万达纳贡主张的支持者。嘉靖二十六年，曾铣提出复套之议，实则是夏言主其谋，世宗也已是溺其说。翁万达却冷静地对待这一严峻的形势。他在《复河套议》一文中，详尽地分析了河套的历史，客观地权衡了敌我双方的利弊，深刻地指出，套地落入敌手，已40多年，胡人据以为家，不离住、牧，当不轻易放弃；而我方塞下喘息未定，边卒疮痍，疲于奔命，故虽“有当复之理，而无可乘之机；多必奋之志，而鲜万全之算”，故不宜“横挑强寇，以事非常”。在翁万达看来，胡人在套地安居乐业，既难强夺，也不宜无端挑起战事。这正体现了他知己知彼，深识远虑，也体现了他力促蒙汉相安，力主纳贡的一贯思想，是符合两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为此，他还修书告诫夏言，不可轻易发兵。但夏言不听劝阻，终于兵败失事，与曾铣同被诛于西市。对此，朝野无不佩服翁万达之有先见。然而，善于护短的明世宗却不会为此而接受教训，以至转而接受纳贡之议。
　　尽管翁万达纳贡互市的主张一直未能得到明世宗的首肯而不能付诸施行，但这一正确的主张与其“重优抚”的战略思想一样却有着极其积极的历史意义。这是在当时应该而且能够实施的积极的民族政策。可喜的是，翁万达的这一卓识为此后的张居正、高拱辈所接受。就在他去世20年后的隆庆五年(1571年)，张居正、高拱在内阁力排众议，力主纳贡，使明王朝与俺答部通贡互市的关系得以确立，使北疆“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将蒙汉两族融合、团结的进程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能诗善文的儒将
　　
　　翁万达从小勤勉好学，天资聪颖，“五岁能诵书，比长，文日工，咽。《明史》赞其“通古今，操笔顷刻万言””。披阅他那丰富的遗著，我们不难看到，翁万达的确是博学敏思，才气纵横，能诗善文的一代儒将。
　　首先，作为诗人，翁万达平生并未刻意为诗。他登第后20多年天南地北，戎马倥偬，忙碌、紧张、履危蹈险，正如他在《自述》诗中所说，“退公开口难成笑，但看床头翻战图”。公务之余，还要翻看作战地图，考虑作战计划，哪有时间去从事“绮丽之文”，去锤字炼句。所以，翁万达留下来的诗作并不多。现在能到的有85首，原附录于翁万达生前自己编定的书信集《稽愆集》。30年代，潮州翁辉东将其名为《稽愆诗》，并将其与唐朝翁承赞的《画锦堂诗)40多首合辑为《唐明二翁诗集》印行。另见于贵阳人陈田的《明诗纪事》者3首，合共88首。余则散佚。
　　由于翁万达长期肩挑南北边防重任，足迹遍及大漠穷塞，炎檄蛮方，身经惊涛骇浪，血火硝烟，经历丰富，眼界开阔，其悲欢离合之情，发而为诗，尽管不事雕饰，却也使人感到境界宽阔雄浑，内容丰实，情真意切。与同时代一些泥古自高，内容空泛，形式僵化的作品相比，翁万达的这些篇什，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和艺术鉴赏价值的。明代后七子之一，唐宋派古文家唐顺之曾写了《塞下曲赠翁东涯侍郎总制》诗18首。对此赠诗，翁万达也曾回书说：“佳什遥寄，诵之铿然，当一字一拜也。”表示钦佩之至。唐顺之主张为文“应直抒胸臆，如写家书”，“即如以诗为喻，陶彭泽未曾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第一等好诗”。无疑，这些文学主张对翁万达是有深刻影响的。试看其《枳儿岭》一诗：
　　枳儿岭上烟火微，枳儿岭下行人稀。
　　长风卷树叶飞落，道是将军射虎归。
　　这是翁万达行军丰门，组织力士射杀猛虎一事的艺术概括，写来自
　　然流畅，明白如话，却又意境真切，饶有气势，与唐顺之的诗歌风格
　　如出一辙。
　　翁万达的诗，从内容划分有行边拒虏，思乡怀旧，写景抒情，借古咏怀等几类题材。其中尤以行边拒虏的边塞诗为多。如《朔州道》：
　　柳枝侵夏意仍怯，山麓出泉寒不流。
　　我已十年穿虎窟，地今四月尚狐裘。
　　思乡路远频挥泪，报主身轻何所忧。
　　不惜千里求死士，雕戈直向古丰州。
　　朔州是明军辕门驻地，气候寒冷，形势严峻，诗人思乡挥泪，但为报君国，所想到的是募求英才，直捣俺答的中心领地。诗的意境开阔，感情真挚，语言洗炼。又如《季夏驻云中》：
　　云中六月凉如水，塞上千营重似山，
　　缚虏难将神草结，供军须是血蚨还。
　　青林猎火秋声近，粉堞悲笳暮色间。
　　闻道黄河将饮马，诸君何以镇秦关?
　　云中就是大同，是翁万达的重点防区。诗中一派塞上风物：六月犹寒，千营林立；青林猎火，粉堞悲笳。胡人的骑兵即将饮马黄河了，将士们务必以“结草缚虏 ”、“血蚨钱还”的精神，群策群力，镇守秦关。看，边塞的特有景象何其鲜明，战前的紧张氛围何其浓烈，而诗人的心声又何其深邃。
　　思乡怀故是翁万达诗作中又一重要题材。这类题材，同样不事雕琢，而娓娓道来，却又情感真挚。如《有怀蛇浦诸乡朋》诗，诗人在描述了烽烟滚滚，风沙阵阵的燕甸边塞之后，直抒心声地说：“却恨当年别，临歧不我留。”似埋怨，似嗔怪，又似后悔。怀旧之情，抒发得十分深刻。其他有思念老父幼儿的，有牵挂弟妹侄儿的，有怀念旧交知己的，还有缅怀他幼年的读书处龙泉岩的，都写得十分真切。在《夜发指阳和道忆净儿因念家君及先太府君属情弟侄怆焉有怀》组诗中，有一首很值得一读：
　　宦族骄狂羞杀人，愁闻弟侄好肥轻。
　　岂思陵谷犹能改，况复箕裘愧此生。
　　鬼瞰高明应不爽，人非刻苦竟何成。
　　作书万里遥相寄，涕泣叮咛冀尔听。
　　对骄狂的弟侄辈的痛切教育，万里寄意，涕泣叮咛，以至引用陵谷变迁的成语，鬼瞰高明的俗谚谆谆告诫，真可谓“垂泪道之，流血挞之”，的确用心良苦。这就是在今天，也有着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
　　翁万达的写景诗，不论北国风光，还是南疆丽景，都很有特色。如南征期间的《同张静锋诸公泊舟登钟鸣洞得钟字(二首)》诗“船锁暮云喧聚缆，石鸣空洞叩悬钟”句；《平南张别驾携酒约冯次江使君同游思鹅洞舟(二首)》诗“依樯日暮歌声动，灯火何妨归路迟”句；北战期间的《感雪》诗“龙漠平看银海阔，虎贲初罢玉关还”句，以及晚年游武夷山写的《崇安》诗“长路悠悠云树隔，沧江寂寂鱼龙沉”等等，都不失为佳句。而《蓬辣滩》一诗，意境尤为深远，令人玩味无穷：
　　滩高水急吼素秋，雷风动地舟人愁。
　　东去潮阳沧海接，应看此水作平流。
　　诗写的是韩江上流的一个险滩，“滩高水急”，常令船夫发愁。但在诗人眼中，只不过是东出沧海途中的一股“平流”。诗人依题落笔，描述结合，明白晓畅，但其含意却十分耐人寻味。
　　此外，翁万达还写了一些怀古诗，其中也有不失借古讽今的佳句，如《汨罗》诗中的“佞臣有口自纵横”，“身葬江鱼悲楚客”，“剩有幽兰杂芳芷”等句，就是诗人愤懑情绪的抒发。当然，由于翁万达成年累月处于紧张的战斗环境，无暇顾及朝政的是非，也不屑于去正面抨击庙堂的阴暗面，这应是翁万达诗作的局限性。
　　必须指出，翁万达的才情，除映现于其诗作外，主要的还表现在他的大量的文学著述。他遗著丰赡，文体充备，生前自己就编定了书札集《稽衍集》；逝世后，他的好友兼亲家邹守愚将他所写的序、碑、记、议、论、说、疏、书、传、墓表、墓志铭、祭文编定为《东涯集》，凡17卷。其中篇幅最大的是奏疏，有10卷之多。《东涯集》最初的刻本为嘉靖乙卯邹刻本，此后多次重刻。
　　翁万达的文集一问世，即备受推崇。同时代人曹忭说他“一言关百世之利害，片词定顷刻之安危”；又说他“奏对边事，陈说虏情，料敌如神，立言指掌”。郑纲也说他“学闻至道，文率性成，笔引千钧，心雄万变”。清代冯奉初更赞其文章是“经世之文，非小儒所能及”。近代翁辉东则说他虽然不在意于“以文显”，但他“机括谟猷，淋漓经史，动见功绩，著成文章，即日用刺札，亦见负奇气而为奇文”。现代林建翰对其更是推重，说是“武驱熊虎，既著摧锋接刃之功；复文起麟凤，衍韩海苏潮之壮。”历代所有这些评价，都足证翁万达的文章影响所及的确颇为深远。
　　翁万达的著作，不仅对研究翁万达本人的道德学问和勋业有着重要的价值，而且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至民族关系史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例如他在《广西乡试录序》和《山西乡试录序》两文中，不但提出了自己对科举考试的看法，认为士人不应“徒以文学议论哗然相杂”，而应“敦尚本实，温雅博大，通达治体，忠骾有气质，敢于任事，不龌龊进退与时浮沉相上下”，而且提供了两组数据：嘉靖甲午，广西乡试参加士子1000多人，中举55人；嘉靖丙午，山西乡试参加士子2000多人，中举65人，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文化教育史上的可靠材料。
　　在哲学思想上，他服膺姚江学派，虽未正式拜师于王阳明，但其讲究心性之学的言论与王门的入室弟子薛中离等基本是一致的。当然，翁万达由于长期致身于军政界的上层，他的学术思想明显有经世致用的实践倾向，重视外在事物，强调“以身殉国”、“束发行义，没齿令终”。
　　明清以降，直至近代，翁万达是一直备受推崇的。惜建国后，不论是在全国，还是在岭南，都对其研究极少。近十数载，才从潮汕地区开始，逐步形成了对翁万达的探研热潮。报刊上刊登的论文和文史小品自己不少，而且还为其创作了长篇小说和电视剧本，整理了民间故事，编演了地方戏剧。1992年底，在汕头大学举行的翁万达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作为潮汕历史文献丛编之一的《翁万达集》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把翁万达的研究工作推上了一个高峰，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经庄义友、庄义青两位先生的数年努力，又完成了翁万达诗文(66篇、首)的选注工作。这一选注本赶在1998年7月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也可算得是为翁万达诞辰500周年所献上的一份厚礼。

　　附：翁万达童年的传说

　　翁万达出生于明代揭阳蛇江都的一个滨海渔村，父亲以打鱼为生。小时候，他常随父亲出海。那沙滩上五颜六色的贝壳，那汹涌澎湃的波涛，那上下一色的海天，那抛网捕鱼的动人情景，常常令他流连忘返。可是，他每次出海，渔船都空舱而回；他一留在岸上，渔船就满载而归。日子一久，渔夫们就深感事非偶然。抓不到鱼，不都是这小子带来的晦气吗?于是众人一齐要挟他父亲不得再带他出海。
　　一天，风和日丽，正是大好渔汛，可几十只渔船，竟抓不到一条小鱼。渔夫们众口一声，纷纷指斥不该又让小万达出海。父亲再三发誓说，万达根本就没有上船，不然，愿叫万达喂鱼鳖。话音未落，一个渔夫跳过船去打开船舱板盖，舱底即露出了小万达睡得正香的红脸蛋。在众人的斥责声中，父亲一气之下，将万达倒提两
　　脚，往大海里狠狠抛去……。
　　大海溅起巨大水花，不知是在怒吼还是在叹息。父亲捶胸顿足，但已后悔莫及，只好拖着瘫软了的双腿，满脸泪痕地回到家里。母亲见状，忙问个究竟，父亲抽泣着诉说了经过。母亲听罢，止不住呵呵大笑，说：“你准是给海浪颠晕了头吧?孩子在床上正睡着呢!”父亲一听，三步并作两步，进屋一看，嗨!小万达真的正在床上作着好梦呢。原来，万达一落水，就忙煞了虾兵蟹将。众水族赶忙将这位未来统帅扶出水面，一溜烟送往翁家。
　　父亲看着床上熟睡的小万达，脑瓜里不禁翻腾开啦：“这孩子看来决不是一般人物，长大必成大器。想必他一下海，鱼儿呀，虾儿呀，就都得远远回避。这哪里是什么晦气?”为避免是非，翁家不久就迁往举登村。
　　迁居之后，父亲为使万达专心致志勤读书史，特为他安排了一个幽静去处，让他上龙泉岩潜修苦读。
　　小万达在上龙泉岩途中，要跳过一道小山沟，颇感费劲。他便到附近土地庙中，将刻着“土地之位”的石碑抬去垫脚。谁知当晚土地爷即向父亲托梦，诉说受不了翁兵部的沉重足力。第二天，父亲向万达问明原委，一面暗自惊异，一面责怪万达不该亵渎神祗。
　　万达受了严训，口虽唯唯，心却大为忿懑。为解受斥之怨，他径往土地庙中，将土地爷像套上稻草绳，似真非假地说：“你竟敢向家父告状，今即罚你到北口外去充军!”当时，小万达只是为了出出气，谁知这未来元帅的一道“军令”，竟真个将鲍江土地发配到三关之地，当了一名老兵。
　　几十年后，翁万达因屡立战功，升任为三边大总制。一天，督师修整长城，见一老兵，留着山羊胡子，也在工地上抬石头，不禁前往问讯。老兵说：“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呵，您就不记得我这鲍江土地了?”翁万达恍然大悟，暗想当年儿时一句戏言，竟害得这土地被贬边关数十秋，心里着实过意不去，有意成全了他。这土地爷倒也乖巧，借着一次强敌压境，对阵之时，驱使一只老虎为翁万达擎大旗，吓退敌兵，立下战功。于是，翁万达论功行赏，将土地爷送回鮀江，并擢升为一都城隍，享尽民间香火。

在潮汕，长期流传着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明江西巡按萧端蒙，获悉藩王强抢民女，鱼肉百姓，官府不敢究治，民间怨声载道。萧端蒙设计将藩王“请”至公堂，智讯其奸，治其罪，并佯称只须轻打三纸板即可了结。藩王不知是计，被萧端蒙用纸贴的铁棒击中要害而毙。潮剧舞台上也曾据此塑造了一个“一棒打死江西王”的艺术形象。

   

　　萧端蒙，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明代广东潮阳人，生年不详，卒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字曰启(有的典籍载为日启)，号同野。他诞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其先祖萧御疾曾在文天祥率兵抗元抵潮时，投入征讨陈懿、刘兴的战斗。及后，文天祥在海丰五坡岭遇难，萧御疾卫护文天祥血战捐躯。至萧端蒙之祖、父辈，萧家已是潮邑屈指可数的书香门第。其祖父萧廷国“性孝友，笃学种德”；其伯祖萧廷艺为廪邑庠；叔祖萧廷达登正德八年(1513年)“贤书”。叔祖萧与洁文章诗词均颇有造诣，只是因多技艺，任侠好义，未能专心科举而下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萧端蒙之父萧与成。与成号铁峰，从小深受家风熏陶，聪颖好学，16岁时即与乃叔萧廷达同登癸酉贤书，并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领解元(第一名举人)，第二年中进士，晋翰林院修撰承务郎，参与撰写《武宗实录》，大显才华，得赐金、绮，晋爵。后奉旨使靖江，也不辱使命。其“道德文章，推重一时”，后人尊称之为萧太史。在潮阳，他十分关切桑梓疾苦。曾亲率乡勇抗击倭寇，又曾率先捐资疏浚护城河，并在竣工时，毅然变卖家产还清浚河所缺资金。其著作有《铁峰集》传世。萧与成的另二个儿子端贲、端升也都很有才华，双双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中举。
　　萧端蒙从小得益于这一诗礼人家优越的学习条件，加上萧与成曾因在外供职，未及为父奔丧而抱憾，为此长期留家侍母以尽孝，使萧端蒙得以有较长时间直接仰承父教，故而“自少沉静，通五经，熟史迁、老泉之学”。萧端蒙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得中举人，翌年一举成名，考取进士，召试于文华殿，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萧家父子先后荣膺翰林，一时蜚声朝野。萧端蒙更因才华出众，“行文修雅有度”，深得嘉靖赏识，由翰林改授山东道御史。接着，先后出任贵州巡按，浙江道御史，江西巡按。
　　萧端蒙虽仕途多所变易，但却每每为官一任，必有建树。后人说他“在台中(巡按、抚院称两台)，政绩炳炳”，“使车所至，风采肃然。所言皆军国重务，为人人所欲言，亦人人所不敢言”。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他奉旨到畿内治军，针对军异屯难以聚集的问题，提出“同屯同所为伍，休则鳞次而居，行则鱼丽而阵”的管理方式。以“处粮饷”，“定员额”等措施，清理整顿了驻京军队，纠正了军官吃空额，克扣士兵薪贴等不正之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某些治军难题。第二年，贵州发生民族骚乱，他奉旨巡按贵州，针对其地民族杂处，文化不发达的实际情况，提出“置督臣，增试额”，选拔当地贤良者参政，恰当地处理了民族矛盾，稳定了局势。为此，他深得嘉靖称许，遂调任浙江道御史。三十二年(1553年)，俺答人寇，京师振动，他又奉诏前往延安、绥远挑选精兵训练，入卫京城，与他的父亲一样受到了“赐金、绮”的奖励。
　　在江西巡按任上，萧端蒙不畏权贵，与炙手可热的江西藩王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据史载，江西王素来骄纵，独霸一方，连“制抚大臣”都怕他三分，不惜屈膝媚事，为之嬉戏宴游。藩王的部下更是狐假虎威，为非作歹，甚至强抢“民间俊秀”，污辱府县“长吏”。萧端蒙察得实情，拍案而起，毅然上书弹劾江西王不道，并下令捕其横行不法的部属严惩，使“诸司望风伏慑”，江西省“境内肃然”。应该说，这就是“一棒打死江西王”的依据。
　　对故乡，萧端蒙一如乃父，十分关切乡人疾苦。嘉靖二十五年 (1546年)，他告归“养病家居”，还强撑病体，“询诸父老，参与舆情，即所见闻，条为六议”，以《条陈远方民瘼六事疏》上达嘉靖。他抱着“冀以少苏积困”的希望，“激切敷陈”。其中均平、拓城、禁俗、均徭等建议都不无精辟之论。如拓城议，他就当年“生齿日繁，城外居民倍于城内”的情况，建议由政府划地，由百姓出工出料，扩建城池，既可使民人安居，又可防敌。惜朝廷未及时采纳其议，及后倭寇入侵潮邑，城外因无设防而半为废墟，嘉靖获悉这一情况，才后悔没有采纳萧端蒙的这一积极建议。
　　与其治绩相一致，萧端蒙的文学成就也颇值得称道。他一直致力于著述。在翰林院他就撰写了20余篇专论，共几十万言，所述皆是“军国重务”。其中如《铸钱议》、《治运河议》等篇，都不乏真知灼见。他的著作，在明代就已有六卷集的《同野集》刊行于世，很受时人推重。与他同时代的潮州知府何镗(浙江丽水人)，就对他推崇备至，说他“浑朴内朗”，盛赞其文章“条理灿然，辨给无爽”，“词洁而理明”。他的诗词也很有造诣，如其《旅馆秋日怀归隐》二首之一：
　　此日东篱菊放时，故人怀我正裁诗。
　　玄晖疑有春池梦，潘岳应多秋兴词。
　　汐落沧洲鲳鳜晚，霜寒梅岭橘橙迟。
　　遥思清夜山阳会，玉笛声残月未移。
　　诗人见秋菊开放而浮想联翩：故人正在想念我呵，可能也如同我此时正在赋诗；秋日之余晖蕴涵着春水之梦，难怪潘岳多写了几首秋兴的词章；沧洲的潮汐退了，梅岭似被霜冻过，故里的鱼呀，果呀，该不会未得收获吧……。其思乡思亲的情绪，抒发得淋漓尽致，手法十分细腻，文笔十分流畅，情感十分真切。再如《明妃曲宫词》四首之一
　　良家初入未承恩，漫著罗襦锦凤纹。
　　独自深宫倍萧瑟，不知何处望春云。
　　将王昭君初入汉宫的心态抒写得十分传神细微，确是清词隽语。此外，萧端蒙还在潮阳留下若干遗墨，如西岩的“海潮古刹”，东岩的“卓锡古寺”。
　　可惜这么一位疾恶如仇，热爱民众，眷恋故土而又很有才气的清官，却未能更好地施展其才干。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他在江西奉诏回京，竟病逝于途中。正所谓“位不称德，年不符仁，殊堪可叹”。对他的死，江西父老深为哀痛，专为建祠、立碑纪念。

明嘉靖、隆庆年间，潮州出了一位“名甚重而官不甚显”的先贤。他的姓名叫林大春。

   

　　林大春，潮阳县人，字邦阳，号石洲，少嗜史汉，工古文辞；曾因读《后汉书》，仰慕东汉处士井丹的清高气节，又刚好井丹字大春，故林大春又以井丹为字，世称“井丹先生”。据林大春《自叙述》载，其祖先为商纣王的叔父比干，因封于“长林”而以林为姓。比干后代自河南迁江南，散居闽粤，在潮阳砂浦定居的渔川公林仁便是大春之始祖。乃父奉政公林杉。母陈氏，一生以“潜德懿行”闻知于乡。她常用“人生必勤苦方可成人”教育子女，对大春影响颇深。
　　据林大春之子林克鸣撰林大春《行状》所载，林大春生于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三日。出世“甫三日，忽不乳，母置门屏间”，以为已无生机。第二天，其祖母近前察看，见还有气息，连忙呼唤其母“以叶卷乳哺之，遂得复甦”。至三四岁，尚不能言语，身体十分羸弱。但天份颇高，稍为成长，“开口成文，咄咄出惊人语”。17岁时，补博士弟子员，屡次考试，都获“高等”。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林大春在府试中获“异等”，被“召置五经馆下，尽友岭南知名士”。至省试时，“每试冠多士，多士也自以为弗及”，卒“领乡贡”。但越年春上京赴考不第；三年后再次上京赴考，又不第，不禁心灰意冷，与挚友陈宗鲁潜修于城北的鸣莺亭，探究起性命之旨来。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林大春第三次北上赴考。廷试时，分读卷官都谏张侃“得其文奇之”，推荐给严嵩。严嵩也深为赞赏，但认为文体似汉，不敢荐于皇上。林大春虽因此仅获三甲进士，但却“由是知名朝署，所交游尽海内豪贤”。据载，林大春与张时、钱有威并称“守部三杰士”。张时“慷慨好谈边事，自负不在淮阴(韩信)下”；钱有威“经术明习，于人无择，生徒满京师”；而林大春则“介然孤立，非其义不苟容”。为此同僚分别以“任”、“和”、“清”评价三杰，的确十分中肯。
　　时奸相严嵩“执文柄，凡后进有文名者皆招致门下”。为此曾令其子和门客前往游说林大春为严嵩司奏记。林大春断然“以疾辞”。及后，严嵩又派人暗示林大春，说“吏部选新进士入中书直阁”，已首列林大春之名。林大春“再辞不就”。结果仅授行人司行人，出使陕甘。林大春一下宦海，即表现出不趋炎附势的高贵品质，的确难得。
　　林大春“使秦”途中，在咸阳晤会布攻使孔天胤，结为忘年之交。不久，与青州诸城人邱橓(时也官行人)一同出使，遍历关塞，过灵武，抵贺兰山，饱览西陲诸形胜，感慨边备之日弛。对“藩王金帛之饣鬼”，大春洁身自好，拒不接受。接着，林大春又出使泉南(今泉州)上清源，赐葬已故侍郎张岳，又拒不收受“故大臣家赠金”。皇命完毕，被封为迪功郎。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按例得选充台谏，任御史或给事中、谏议大夫等职。刚好这年为三年一次的考核各地官吏之岁，称“大计”。在这期间，有言官疏劾潮阳令，莆田人黄休泰。黄怀疑是林大春所为，即向同乡冢宰诋诽林大春。冢宰听信黄休泰的谗言，竟不选取林大春为台谏，仅授林大春为户部主事，使“京师哗然”。就在同日，冢宰因其他事获罪被逮，但林大春任职已定，遂与蒲州何东序、福建戴科、汝南赵贤共署郎事，专为尚书起草奏疏。当时，嘉靖故作“锐意政事” 之态，经常半夜派遣中使下御札于各部，并要求立即回报。每遇这种情况，户部尚书方钝“辄秉烛趣骑”，传见林大春。林大春一到“即陈所见以复，无一不当上旨者”。为此，方钝对其十分敬重。
　　但是，林大春思亲心切，京居虽好，却常闷闷不乐，以至“谢病不接宾客”。方钝察知其情，特派大春护送25万帑金以饷辽东军队，让其乘隙归省。
　　第二年，林大春赴京复命，途中因病逗留了些时日。新任尚书怪林大春等使员迟迟未返户部任事，便上书弹劾。奏疏正盖章上封，恰好大春赶到，尚书大骇，遂把大春之名从奏疏上除去。大春极力替同舍郎数人辩解。尚书不听，于是几位同僚均被贬黜，只留林大春执掌部事。因其成绩显著，其父乃被诏封为承德郎。这年，张时到关西募兵，在汾水遇孔天胤。孔天胤思念林大春，赋诗寄赠，诗中有“清风作诵”句，把林大春比为周宣王的大臣尹吉甫，寄匡救时弊的重望。
　　林大春曾随众官员抵西苑直庐谒见严嵩，严嵩一见林大春即感叹地说：“古有名可得而闻，人不可得而见者，公之谓也。”把大春说成是如同古代的只能闻其名而不能见其面的贤士，这就使得同时前往谒见的十余人“相顾愕然”，以为林大春已认严嵩门生，但看大春的拜帖，落款却不称“门下”，唯具“户部主事”的官衔而已。有人为此发问，林大春解释说：汉代董仲舒拜见宰相，谒帖也只写“江都相仲舒”而已。众官员无不叹服。
　　林大春在任户部主事期间，还曾十分精当地处理过一件涉及宫庭中权力斗争之事。嘉靖曾于十八年册立庄敬太子，同时封裕王和景恭王。不久，太子薨。嘉靖心存顾忌，不想再立太子，故裕、景二王继序一直未予明确。景王居次，心怀叵测。不幸裕王长子 5岁夭折。嘉靖诏户部派忠实官员协同司礼内侍择地安葬。户部选派了林大春。司礼内侍因依附景王，对皇太孙的丧事根本就不放在眼里，竟以蟒袍玉带迎接林大春。林大春则坚持素服相见。在相地过程中，司礼要以老王废冢附葬，林大春认为不敬，坚决反对，“直走红门，召父老问道，得皇孙祖母窦太皇太户陵枝附焉”。众内侍不能阻挠，但十分不满。为此，林大春“揣知内人附景者众，密以告之徐少傅阶”。徐阶即用大春之计，奏准“请景王出封就国，人心始定”。嘉靖四十年 (1561年)，景王离家赴封地德安，避免了一场争夺太子的内讧，实是林大春之力。
　　就在这时，林大春升迁员外郎。这年，御史耿定向上疏弹劾吏部尚书。因林大春与耿定向和姜宝、王会、胡直过从较密，吏部尚书怀疑大春等四人为耿定向协从，竟将四人疏请外放任佥事。对此，京华舆论深抱不平，号为“四君子”。于是，林大春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出任湖广江防佥事，取道江西回乡省亲，路遇流贼扰乱江右，广昌危急，林大春为“调兵却贼，以保有孤城，昌人德焉”。广昌围城一解，林大春即急急南归，但至家时老母已去世三个月。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林大春居家守制未满，正值倭寇大举进犯。倭寇在潮阳城外焚烧民舍，发人冢墓，掳掠一空；又造临冲之车，环城而攻。林大春力倡距守，与县令郭梦得招募踏头兵400多人，入城分布各门，与倭寇对垒，相持50余日，终于击退贼兵。在守城期间，分巡张冕也督兵参加防御，派萧心为将。萧心“心谋不轨，首鼠两端”，被士民击杀。张冕上书按院陈道基，诬告生员萧某、郑某等十余人“妄杀良民”。林大春闻知异常愤激，立即致函按院，备述原委。陈道基深信林大春所言，当堂烧焚张冕原状，使萧、郑诸生员得以洗雪。
　　林大春守制期满，起补河南睢阳陈州道佥事。他“守正执法，不避权贵”，曾将高拱犯法门徒按律处斩。嘉靖四十五年，朝庭“大计”天下，大春按例回朝。不料高拱复相，高拱衔私怨，乘机将大春削职归里。“士民追送数百里”。越年，隆庆帝即位，河南道巡按颜鲸上疏为大春辩枉。不久，高拱再度免相，吏部遂起用大春为广西苍梧道佥事。林大春莅任后，与督抚吴桂芳十分友善，协同吴全力整饬兵备。同时，林大春力倡营房改用瓦房，以减少火灾。自此，苍梧兵备为之一振。时兵部侍郎谭纶与总兵俞大猷督军剿倭于蓟辽，慕名拟聘林大春为幕府参谋。林大春不愿离开苍梧，推荐张时。同年，隆庆帝诏封林大春之父为奉政大夫。
　　隆庆二年(1568年)，林大春改任浙江提学。隆庆为册立太子，诏令各地选拔诸生入贡太学。林大春以发现人才，奖掖后进为己任，集中两浙生员2000 多名，会于武林，挑选了90名赴试，结果“适试首选者六人，余悉高等”，殿阁大臣无不称异，通令各地今后选取贡士当以浙江为模式。吏部尚书杨博嘉许林大春能力，特为其疏请“晋秩宪副，督浙学如故”。与此同时，隆庆又诏修世宗实录。林大春在浙江广泛搜求有关人物，著为列传若干卷呈进。隆庆批下史馆礼官会阅，审议十日，皆无异词，隆庆也很满意。为此，林大春“名藉甚，京、省学官驰书使，质疑难者不绝于道”；“吴中人士渡江问业者日益”。有的则邀大春莅临讲学，为此，林大春足迹遍于两越。
　　越年，杨博被谗罢官，高拱再度起用，并兼掌吏部。在朝浙江籍居要职者，深知高拱对林大春未释前隙，又记恨林大春对他们所请“一无所受”，所以攻击林大春所拟试题有讥刺大臣之语，以激怒高拱。高拱的心腹带头上书弹劾大春拟题“断裂经义”。高拱更诬奏大春“高自标题，树立赤帜”。于是林大春又被免职归里。林大春归时，浙江士子沿途相送，“络绎不绝”。他两袖清风，只带回数箧书籍，门生说他“家居仅立四壁”。居二年，父逝，大春得以亲为送终，不禁宽慰地说：“假使当年新郑(高拱)不复挤予，予安得有今日哉。”
　　隆庆六年(1572年)春，穆宗去世，神宗即位。高拱再度罢相，张居正人掌相印。岭南镇巡诸公先后有十多人疏荐林大春。张居正是个大改革家，但为人刚愎自用，对于名士也不轻易援手。为此，有人以张居正奔父丧之机，寄言只要得到林大春“诔辞一章，卿位可立至”。但大春不为所动。他清醒地看透了官场的黑暗，看透了权贵们互助倾轧的严酷。他认为张居正“负才欠学，动多躁妄，必及于难”。不久，张居正果然“以擅权败”，还被抄了家。
　　林大春家居18年，“杜门著书”，“不事干谒”，“以翰墨自娱”。他的著述颇丰，所著有《瑶草编》，《井丹集》。“门生、故人多求为梓行，先生辞却之 ”。他的文章弘博雄浑，奇伟跌宕，谈道论政，卓识高瞻，说理抒怀，意超境高。他所写的诗，“各备诸体，有汉魏风”，运典浑成，矫然脱群。他还“善草书，日埽数百幅，略无倦色”，临池“求不暇接”，能“得一幅，如获拱璧”。现存《井丹诗文集》，凡二十卷，初刻于他卒后三年的万历十五年(1591年)。
　　尤为难得的是，林大春应潮阳县令，晋江人黄一龙之请，主修《潮阳县志》。黄一龙对林大春“总其事”是十分信服的。他在为该志所作序言中说林大春是“钜儒宿望，有良史才”，修志的过程能够“搜记传于子史，考遗文于金石，酌是非于舆论。正伪补阙，显微阐幽”，“探索无遗，评品咸当”，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该志编成之后，确也影响颇大。其体裁“悉依汉书”，“人皆以为有国史之笔”；“海内言志书者，必曰潮阳志”；“四方求文者，接踵而至”，的确不失为一部上乘的地方文献。这不能不说是林大春的一大贡献。